中秋节前读《宋史·王祐传》的一个故事，让我困惑了好几天。
北宋初年，有人弹劾镇守大名府的节度使符彦卿多行不义，宋太祖赵匡胤接到举报，立刻把兵部侍郎王祐召来，命他代理大名府，留心观察符彦卿的动静，仔细调查他的罪状。赵匡胤估计是看好王祐的，否则不会让既不是御史台、也不是大理寺和刑部的官员王祐去承担查办封疆大吏的重任。
果然，临行前赵匡胤特地交代王祐，你这次前往，如果能查出符彦卿的罪状，我就让你当宰相。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只要你把符彦卿的罪给查实了，升官发财的机会就来了。
原来，符彦卿是后周的一员大将，战功卓著，当年的地位不在赵匡胤之下，宋太祖革命成功，杯酒释兵权，其他将领的兵权被剥夺，但是考虑到符彦卿的影响，唯一没敢动他。可越是不敢动，心里越不放心，现在想找个借口把他办掉，也了却一桩心病。
于是王祐带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出发了。试想，从侍郎到宰相，就是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到国务院总理，要跨好多个台阶呢。如果因为一个案件就可以实现，那足以让王祐少奋斗十数年。这样的机会自然是很有诱惑力的。
到了大名府，王祐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却派出精干力量，全力侦破此案。很快，案件就查明了。原来符彦卿属下牙校刘思遇等人，仗着领导的权势，打着领导的旗号，贪赃枉法，为非作歹，大肆敛财，而符彦卿并不知情。有了确凿的证据，王祐下令抓人。看过侦破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人犯一旦落到长官的手里，那一切结果由长官说了算。钦差大臣要给这个封疆大吏找个行贿受贿之类的罪名，也不是什么难事。
符彦卿得知消息，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朝廷来的钦差一到大名府，矛头就对准了他，谁都难免要有点联想。就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王祐的大堂也开庭了。不过令他十分意外的是，王祐的审判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他只将符彦卿手下两人流放，其他人没有受到任何牵连。
读到这里，我不禁为王祐捏了把汗，他该如何向信任他的皇帝交差?按照常理，作为一名称职或者优秀的公务员，他要主动去体会甚至揣摩上级的意图，然后不折不扣去执行上级的命令。此时，王祐面临的是一道两难选择题：尊重事实，政治上不过关;尊重领导，道德上不过关。破案靠的是智商，如何处理案件则更多靠的是情商。
返回京城，王祐向皇上如实禀报了查案结果，并从容地解释说：“符彦卿并无罪行，我敢以百口性命担保。”接着话锋一转，劝谏道：“五代国君都因猜忌心太重，而杀戮无辜，因此国运不能长久，敬请陛下引以为戒，国家幸甚!”(宋史原话是“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杀无辜，故享国不永，愿陛下以为戒。”)在职业道德和政治权谋之间，大宋文臣做出了漂亮的选择。
结果不消说，赵匡胤自然很愤怒，后果很严重。王祐因为不按指示办事，不会转弯，过于耿直，被贬为华州司马，赵匡胤让他到地方上凉快去了。
尽管职业道德毫无悬念地输给了政治权谋，但是，王祐一点也不后悔。有亲友来看望他时说，你啊你，就是榆木脑袋，一点也不灵活，倘若稍微动动脑筋，说不定那宰相就是你的了。现在的人读来，也确实这么认为，王祐真是个死脑筋，从职务匹配性来看，该同志只适合去搞科研，一个细胞就是一个细胞，一个卫星就是一个卫星，根本就不懂政治上诸如说问题就遮遮掩掩、说功绩就无限放大、说对手就含沙射影等权术。这位久经官场，当过知县、知州、知制诰、集贤院修撰和户部员外郎的人怎么连这点政治头脑也没有呢?
困惑之余，昨晚再次翻读王祐传记，突然有所明白，大概就是佛家所说的顿悟吧。在我看来，身处官场的王祐至少读懂了三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权谋是对规矩的破坏。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国，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这是个毫无人伦、毫无规则、到处争斗，到处权谋的时代。一个纵容权谋的王朝，必将出现这样的局面：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人人勾心斗角，以邻为壑，争权夺利，暗中使绊，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在刚刚建立不久的宋朝，是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大面积出现的，否则必将直接影响政局稳定，因为整个社会在一种文化默契与共谋下，越来越走向混乱和无序，最终可能酿致社会崩溃。
第二个道理，道德需要每个人去践行。“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道”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弘扬和践行，“利天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所在。在晋朝，不少官员没有去践行道，利天下，反而空谈误国、庸俗奸诈、专搞权谋、少办实事，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法制精神、诚信观念和道德原则都会被抑制，而不择手段、专权弄权贪权的厚黑风气则会得到助长，所以司马王朝很快走向衰亡。在宋朝，王祐希望看到更多的是，学会领导艺术与官场交际，并不等同于专事权谋。应该实干兴邦，摒弃庸俗奸诈的政客作风，代之以清廉、勤奋的工作作风，少搞权谋，多办实事，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本职工作上。
第三个道理，权谋之术只适合争斗年代，并不适合和平社会。五代十国的教训刻骨铭心，如今是开朝盛世，不需要你死我活，需要合作共赢。善良互利、诚信合作、厚德载物，才是赵氏王朝的最高智慧。过于依赖权谋，也许能得一时私欲，但损害的将是朝廷大业。
有人说，不讲权谋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出于私心，出于竞争，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操纵过权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那么一块见不得阳光的地方。但我认为，过于热衷权谋的社会肯定是个变态的社会。也许我们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环境：凡是明文规定的都是不重要的，只是需要你去应付的;凡是重要的都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需要你去琢磨的。这样，我们都被逼一个个操练得人情练达，也就是工于权谋。但这样的现实确实令人忧虑。
那么再回过头来，王祐自己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面对亲友，王祐笑了笑，用手指着院子里已然参天的三棵大槐树，说：“这是我亲手栽下的树，知道当初我为什么要栽槐树吗?在周代，槐树象征着渊博的学问和崇高的地位，槐树上的荆棘则代表着正直的品格。只要王家子孙都能像槐树一样，即使我坐不到三公的位置，我的儿孙必定能够做到，这三棵槐树就是标志。”
到了宋真宗年间，王祐的预言果然得到了应验，他的儿子王旦就当上了宰相，为相长达十余年，延续他父亲正直的品格，很有德行，被喻为“平世之良相”。举一例子，寇准几次说王旦的短处，王旦则专门称赞寇准。真宗对王旦说：“您虽然称赞他的优点，他专门谈您的缺点。”王旦说：“论理本来是这样。臣在宰相的职位上时间长，政事阙失必定多。寇准对陛下无所隐瞒，更加见其忠心正直，这是臣之所以看重寇准的原因。”真宗因此更加认为王旦有德行。
有了王祐子孙后代的身体力行，“三槐堂”这个山东王家响当当的堂号，延续千年到现在成了一个大德至上永不衰落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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