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篇文章对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前秦始皇帝陵考古队队长段清波老师的“秦帝国文化、科技西来说”做了整体性的回应。
按照咱们观网读者戏谑的说法，段清波老师属于“找爹党”，给中华文化的源头找个西方的爹。但学术毕竟是学术，理性中立客观不带情绪地进行一场思想碰撞也是科研的内在要求。
段老师的观点在陈博士的反驳文中已经体现的很具体了。说实话，笔者对学界尤其是考古学界的“西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之前在风闻社区中也搬运过这方面的理论。
平心而论，段老师比其他的持“西来说”的学者还要前进一步。其他学者大部分还只是认为秦帝国某些技术、器物方面极有可能受到希腊化和中东波斯方面影响，但段老师可是走的“二重西来说”的路子，是比较彻底的，即秦帝国不光是技术方面，连官制和嬴政的一系列改革如郡县、编户齐民、统一度量衡也受到了希腊化波斯的影响。
有关这一点的回击，陈博士做了相当扎实的研究，这样的一番表述是十分有力的：
“许多变革在西周时期便已肇端，并非无本之木。秦始皇与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为根本的因素在于他们所面对的相同形势。”
但是陈博士很可能受到篇幅的限制，没有继续展开论述，以点带面分析一下西周的变革，很快进入到器物维度的来源诊断（这一部分是陈文的重点）。
本文斗胆阐旧文辅新义，回应一下段老师“认为秦始皇的治国理论、国家政体、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理念，或许受到波斯帝国的深度影响，这一结果当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东征有关。”（段清波2015年在《西北大学学报》上连发了三篇系列文章，集中阐释了秦帝国如何在文化、科技和一系列改革中受到“西方”的影响）。
在进入主题之前，首先笔者先跑个题，分析一下段清波老师的核心论据之一的“遇大人”的来源——《汉书·五行志》，是不是可以当一个坚实可靠的史料来源。
《汉书》中的“志”共分十篇，是专记典章制度的兴废治革。由于《汉书》已用“书”为大题，为免混淆，故改“书”为“志”。
《汉书》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成的：并《史记》的“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律书”、“历书”为“律历志”；改“天官书”为“天文志”，“封禅书”为“郊祀志”，“河渠书”为“沟洫志”，“平准书”为“食货志”。又新增刑法、五行、艺文、地理四志。
班固老师还是很牛逼的，虽然抄袭了司马迁的一部分《史记》，但他的原创性的四个志在史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了后世官修史学的范本。
这个《五行志》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它和《天文志》有一部分是比较重合的，讲了不少的天灾和各种自然灾害，如地震、冰雹、日食啥的。
但《五行志》顾名思义是讲五行之运行的，金木水火土各安其位才能说明政通人和，如果出现了紊乱，比如火不能炎上而水不能就下，意味着灾异的到来和皇帝的过失。很显然，只有配合着东汉盛行的“谶纬”说以及经学神学化的思潮，《五行志》才有根本上的意义。与其说《五行志》罗列的一是一组或者一个序列的史实，不如说是一种神学化的寓言。
在《五行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本：隔壁赵狗剩家的老母鸡今天一早起来变成了公鸡，开始打鸣了；李二嫂的女儿王三丫家的公狗居然操了张木匠家的母猪。
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
狗与彘交。悖乱之气，近犬豕之祸也。
另外还有谁家的狗头上长出了两个角，某家的喵张嘴开始说人话等等，种种奇哉怪哉的事情，预示着要出大事。
所以说，以这个为背景来看，班固所说的秦始皇“遇大人”难道真的算一条硬核的史实吗？
段老师或许还应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临洮遇大人这件事如此之重要，为啥司马迁的《史记》没有呢？《史记》没有而《汉书》有，班固从又是从哪里看到的呢？
接下来，我们现在进入三家分晋这个正题。
三家分晋这个事是春秋时期超重量级的事件，分出来的韩赵魏和其他强国就是后来的战国七雄，史学家们对这个事已经着墨甚多。本文也限于篇幅，考察一下三家分晋与秦国变革的共性，看看哪一些时代变革的印记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而非突发性的，更非西方传入的。
从分封到郡县，这样一个大的变革，从整体的政治架构模式上处理的是一种血缘和亲族的范式转换。
简单讲一句话，郡县意味着对族群血缘纽带的一种“反动”。
春秋时代晋国历史的最惊心动魄的一页，也是围绕如何处理大夫与大夫家臣、公族远亲的关系而展开的。
公元前754年，晋昭侯风了他爸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成师守曲沃，也就是曲沃桓叔。
桓叔代表了一只公族势力，在他的治理下曲沃公族发展得很好，而且曲沃成了和晋都翼相拮抗的第二个经济政治的中心地区，打个比方，就好比唐朝的长安和洛阳一样。
但这一支的公族还只是小宗，最后居然发展到杀五君而废一君的地步，到了公元前678年灭掉了晋公室，周天子也很无奈，让虢公命令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小宗代替了大宗，一个新时代到来了。
这种小宗代大宗的不合礼法的举动居然得到了周天子的认可，而且周桓王和其联手伐晋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但大小宗的问题还只是公族内部之间的撕逼，到了晋献公时代，形势变化得很快。
晋献公的爹就是曲沃武公，出身于小宗公族的他为了防止其他公族拷贝他祖上的这个大逆不道的做法，严酷镇压其他公族，“尽杀群公子”。而且剪灭了近支公族，形成了一个“国无公族”的尴尬局面。
这里可以拿后来的魏文帝曹丕做一个例子，他当年在夺嫡的时候险胜，所以上台之后为了皇位猛搞他们的兄弟姐妹，弄到最后整个曹氏家族都很衰微，为司马氏的篡位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这也是史学家的共识。
晋献公就是个山西版的曹丕，为了防止其他公族做强，不如直接干掉他们。公族没了，那么留下的权力真空就只能让给异姓了。异姓包括异姓异氏和同姓同氏。
姓和氏在那个年代分的是很清楚的，和秦末和汉代的姓氏合流不一样（连司马迁都搞混过很多次）。姓代表血缘，氏代表封地，一个纵向，一个横向，简单说就是这样。
打开地图看一下就知道，晋国的地理位置不是很好，四战之地，西边有秦，北面有夷狄，南边有楚，个个都是不好惹的主。
战争的烈度和强度不断增加，晋文公回国后这一点表现得很明显。
从晋文公的一系列改革就知道，段老师的秦国兵制西来说实在是太不靠谱，因为很多秦国军事制度的革新和晋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春秋时代可以说是普天之法，如：
改革国君和其子弟统帅军队，以大蒐形式选拔将帅；六卿开始出现，并掌握军政大权，这是为郡县制铺了路。
非公族人物如狐毛、狐偃、先轸等同姓异氏、异姓异氏开始掌握军政大权。晋襄公七年，虽然舍二军，以复三军之制，但到晋景公十二年（公元前588）又恢复了六军建置，由六卿发展为十二卿。晋悼公十四年（559）以后，又恢复了三军建置，直到春秋末年。
伴随着军制的频繁变更，统率军队的卿大夫也随之增减。但因晋无公族，故不得不倚重异姓异氏的势力。我们通过对晋国军制变化过程考察发现，晋军将佐之位基本上被几大宗族所占据：邵氏：7人；
狐氏：3人；
栾氏：6人；
先氏：4人；
苟(中行)氏：8人；
胥氏：4人；
赵氏：8人；
士(范)氏：5人；
韩氏：3人；
魏氏：4人；
其中无一是近支公族，异姓异氏和同姓异氏的非公族占到一半以上。
郡县制的推行为异姓异氏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晋国统治者把原有的采邑和新辟的边地收归公室直接统治，委派卿大夫代替国君去具体管理，推行郡县制度。但是，由于国君对县的控制松散，卿大夫又趁机私蓄力量，致使有的县逐渐脱离晋公室的控制而变成世袭的采邑。郡县制的推行，对卿大夫的势力非但没有加以控制，反而使他们得以合法独立地发展。
他们一方面争田夺地，扩大土地面积，一方面改变百步为亩的旧制。范、中行氏以一百六十步为亩；知氏以一百八十步为亩；韩、魏以二百步为亩；赵氏则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卿大夫的采邑经济得以繁荣，从而为他们的政治军事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他们有土地、有城池、有民人、有军队，可以在自己的领地自由支配经济、委派官吏，事实上他们已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晋国的军政合一，使卿大夫集政权、军权于一身，出则统兵，入则秉政。随着私家势力的发展壮大，强宗大族企图控制国君和宗族的欲望与日俱增。他们矫君命，废国君，十足地表明权力下移，“政自大夫出”。
结语
我们或许还能还能从田氏代齐中看到在三家分晋的前夜相似的地方。封建制随着公族势力的萎缩和血缘政治的逐渐走弱变得极为松动，相比“郡县制”和军事制度的变革受西来说，很显然周秦天下一大变的历史大环境在分封——郡县的两端中做出了一个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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