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人类发展史上，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在碰撞中交流、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造就了今天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而华夏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世界仅有，与来自草原的游牧力量息息相关。这其中，最具典型代表的是大河套——历史上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碰撞最集中、交流最频繁、融合最广泛的地区之一，也由此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活力的源泉血脉。究其根本，是因为河套独特的地域环境，使几千年来形成的河套文化既迥别于传统中原文化，又具有华夏文化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在现今，探索大河套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不仅是重新审视新内蒙古和草原文化，也是此次穿越草原之旅的最大精神收获。
向往草原，却不曾想当奔向蒙西这片大地，总会给初识她的人冷水当头。这里已经罕见草原，更没有诗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那般壮阔美景，甚至有人会因“吃不到粮骂娘”，说草原已被同化、已在消亡。
也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因为不认识今天的草原，不了解今天的内蒙古”。从远古时代大青山脚下的大窑石器制造，到阴山南北的民族变迁；从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生息繁衍的“河套人”，到遍布广阔平原上的现代河套人民；从食肉衣皮的渔猎生活，到牛马布野的牧业生产；从农牧结合的区域经济，到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增长，这里展现眼前已经是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相融合的新草原、新内蒙古。
事实上，当你深入走进内蒙古西部，去发现、思考、解读她为何以今天面容呈现世人，就会揭开神秘面纱，真正理解这片热土，已经是千百轮回的传奇之地。
碰撞：游牧与农耕的纷争
河流是人类社会特定文化形态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四大文明古国的灿烂辉煌，无不依赖生生不息的大河母亲的孕育，游牧民族更是逐水草而居，黄河则孕育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凌空俯瞰，黄河“几”字折曲而南下，绵延千里的阴山、贺兰山成为天然屏障，成为在中国北方居于控椐至下的形胜之地。这就是“大河套”，草原游牧民族的摇篮，也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跳板。
有人说，内蒙古是中国的历史后院。然而，每当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河套地区便走上前台，甚至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悉数草原游牧部落如鞑靼、匈奴、鲜卑、党项、回纥、蒙古等，都曾与这片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时河套地区河流纵横、水草丰美，是游牧的天堂。巴彦淖尔阴山一带刻在山岩上斑驳陆离的岩画为证，那是游牧先民的无字史书，诉说着游牧民族丰富多彩的狩猎生活。
大概在一个地域生活时间久了，人们总想寻求另一种时空。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你方唱罢我登场”，通过东西纷争、竞相称雄，展开与中原王朝时续时断的南北拉锯式战争。
河套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占据了河套，则可以作为根据地，南下关中，逐鹿中原，势如破竹。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控制河套，则可以以阴山为屏障，抵御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保证关中、中原地区的安全。
沉寂在阴山一带的赵秦长城、鸡鹿塞等遗址，也许还在记忆着那个时代的战争烽烟。连接咸阳城和九原郡（今包头一带）的大秦直道，号称当时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如今旧址复建（今鄂尔多斯大秦直道影视旅游基地），也只能让人臆想当年的恢弘气势。
（巴彦淖尔鸡鹿塞古城遗址与鄂尔多斯大秦直道旅游基地）
（阿拉善定远营文化遗迹与巴彦淖尔阴山岩刻文化遗产）
战争大概是为了抢占更多土地空间或者物资资源，而和亲或者停战下来，正是休养生息的好时期。为了更好的屯兵守疆，中原势力会采取恳屯方式，如秦时就有派蒙恬将军调遣十万人众开垦河套平原，一来可以控制富饶的河套区域，二来以解决边防驻军用粮。
（巴彦淖尔农垦套海纳林湖；考察乌海市海勃湾水利枢纽工程）
由于河套地区曾因黄河改道数次，水浇地肥、沃野富庶，黄河以南的“河南地”为秦军新开辟地域，一度被称为“新秦中”，反映与“秦中”一样的丰饶辉煌。直到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巴彦淖尔三盛公、乌海海勃湾等水利枢纽工程设施，正是河套农耕丰饶恳屯的历史传承写照。
交流：商贸与艺术的汇聚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河套，也成为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碰撞、交往、交流的主要场所。
从游牧世界到与农耕融合的世界，拥有从狩猎、游牧到商业，从采集、农耕到工业等诸多文明沉淀。农耕世界依靠技术、人才和资源自古重视工业生产，游牧世界工业技术相对落后，加上游牧生活方式，草原生态获得保护的同时资源开发利用自然就少，为满足自身物资需求而发展商业，两者通过产品交换、交流，促进了两大世界的交融。
也许商人的流动生活大概与草原游牧生活具有类似性，游牧民族多善于经商。如回鹘路（又称回纥路）一度作为欧亚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桥梁，正是说明古代草原回纥部落善于商贸经营；据相关考证说老外脑中的“China”，最早不是指瓷器，而是“契丹”、“其那”的谐音，也证明契丹人是擅长经商等等。
在欧亚大陆上，游牧民族踩出了许多道路。特别是游牧民族学会经商后，他们与农业区建立了一种贸易关系，这样游牧民族进入农业区就不必非动干戈。和平的商贸活动使游牧民族传播文化信息的历史任务更加繁重、更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草原丝绸之路，最早是游牧民族开辟出的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道路，与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并存，成为中原商品远通中亚、欧洲国家地区的主要商贸通道。今天依然还有一些印迹的如呼和浩特、包头以及阿拉善的额济纳旗居延海地区等，都曾经是这条商贸之路上的重要驿路节点，新时代或许还将扮演连通京津打通欧亚通道角色，如呼和浩特等北方亚欧陆桥枢纽地位。
明朝之后，中原民族也发展出一批奔波于大河套内外的鸿商巨贾，再次展开了广泛的南北方通商贸易，其中晋商占有绝对地位，也充当了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交流的使者。旅蒙晋商以走草地过戈壁，历尽千辛万苦，再次打通了与今天蒙古、俄罗斯及欧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清末时期，就有蜚声华夏的商界巨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开启旅蒙晋商“走西口”的一代风范，在当时绥远城（今呼和浩特）、老包头（今包头）都是富可敌国，流传着“一个大盛魁，半个绥远城”、“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商业神话。今天原址新建出的一些文化体验园，如包头东河区的“乔家金街”，就是人们熟知的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发迹始祖乔贵发在草原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中转枢纽站，其对面就是吕祖庙，一个少有的道佛同殿的“和谐”庙宇，周边其他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建筑混杂，都在说明包头早期商贸、文化、宗教的汇聚融合，多少还能感受到那时的晋风商魂。
（呼和浩特“大盛魁”文化园与包头东河区“乔家金街”）
如果说商贸是物品的交换，那么民俗则是文化的交汇、交流。大河套地区自古农耕的开发，有“地随水走，人随地走”一说，当年“走西口”到河套种恳的晋陕冀鲁豫等地区移民，春去秋来、居而不定，嫣然一种“游农”生活，颇似草原蒙古人的游牧方式。
据清光绪年间《五原厅志略——风俗志》记载，河套汉人“饮食衣服渐染蒙古习俗”。其实，河套地区的衣食，多有受晋西北和陕北的影响，因为在走西口移民运动中，这两个地区各占据近乎30%强势群体，成为影响和形成河套民俗的主体，其他地方来的人也只好“入乡随俗”。饮食方面，今天还能感受到的像莜面、烩菜、馍馍、饸饹等等特色美食，像已经走出市场化特色品牌如西贝莜面（改为西贝西北菜）等，正是各地人不同的做法和吃法，相互汇聚、交流、学习，渐渐形成独具风味的河套美食，通常这一地区饮食喜酸，像酸烩菜、酸黄瓜等，大概也是受山西人的影响。
大河套地区不仅沉淀了独具风格的特色美食，同时也汇聚了草原游牧民族民间工艺，如皮画、毡画、地毯、乐器、奶酪、奶酒、蒙古包、蒙古家具等生产制作，还荟萃了中原地区工艺书法、绘画、沙画、奇石等创意创作，不仅有纯粹的原生态工艺产品，更有富有现代气息、并与草原文化相结合的时尚产品，都焕发着草原与中原文化汇聚交流所形成的传世光彩。
融合：音乐与艺术的混响
行走在大河套地区，不仅能够听到现代摇滚时尚感音乐如包头城中草原的蒙古呼麦，也有草原韵律感极强的如创作于巴彦淖尔地区的名曲《鸿雁》等。
此外，在河套农耕地区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中，最为显著还有爬山调和二人台，有人比喻这是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诗经”，其朴实无华、平中见奇、真情感人。无论山野草地，还是田间地头，河套劳动人民心声的自然表露，都是蒙西地区的社会历史、时代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一面镜子。
（包头赛罕塔拉草原的呼麦摇滚与苏伯罕草原上的鄂尔多斯婚礼）
而在草原民族原生态艺术中，如音乐、舞蹈、说唱、神话故事、英雄史诗等，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浪漫主义遐想，一种体现草原游牧民族对流奶流蜜地方的永恒向往与追求。
今天在河套地区我们还能够听到的蒙古长调音乐，如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地区演艺风格，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地区那种纯粹已经有了一些不同，因为大河套地区这种温床，促使草原音乐文化融合并有了新发展。
事实上，以蒙古长调见长草原特色音乐，大至也存在山林狩猎、草原游牧、亦农亦牧三个音乐文化时期。狩猎时期，以短调为代表，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风格，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性。伴随狩猎向游牧转变，音乐风格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演变，短调风格基础上历经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逐步创新形成长调风格。随着草原与中原的交流、渗透、融合，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得到新发展，形成草原短调和长调各具特色、相对成熟的形态。
结语：
大河套自古就是战争与和平的传奇演绎之地，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两种文明在这里此消彼长，在战争纷争的基础上，还通过商贸、移民、音乐、艺术等其他方式，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接受并认同对方的文化习俗，展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绚丽多彩的河套文化特色，也成为影响草原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源泉动力。
（作者为深圳战略中心策划师：李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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