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
有三个概念经常被混用，那就是教育专家、教育学家与教育家。有必要作一点梳理，以正视听。
教育专家是指在教育领域中有某项专门技术与学问的人。这个范围最广泛。凡是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某个问题长期关注并且有自己独到研究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教育专家。不论年龄，不论职业，不论性别。教育专家可以是教育技术专家，也可以是某一门学科知识的教育专家，还可以是某一教育领域内，甚至某一教育问题的专家，比如家庭教育专家、小学数学教育专家、新传媒教育专家、社区教育专家等等。因此，教育专家这个概念使用的时候是最为宽泛的。
教育学家，常常是指学院派里专门以教育作为学科知识作系统研究的学问家。比如大学里以教育学科为主要学科的各类教授、学者与研究人员。这类人当然也可以称为教育专家。但是，教育专家不一定都是教育学家。
还有一类也叫教育学家，也就是自己从来不从事教学与教育工作，却长期关注教育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育思想体系。这类人中的典型比如有18世纪时法国的卢梭，著有教育类长篇小说《爱弥尔》，这部蕴藏极其丰富的现代教育思想与现代儿童观念的教育小说，是现代教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然充满了思想魅力。但是卢梭从来没有当过正式学校的教师，而且自己也没有进过正式的学校读过书。但是，他从关注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类文明进程，从社会与政治的角度写出了自己对教育的认识。
卢梭这类人类思想史上璀璨的奇葩，应该归为教育思想家之类。因为卢梭本人就是思想家，凡思想家多少都会涉及到对当代教育的思考。因为，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之一，是脱离不了那个社会的。
卢梭式的教育思想家还有19世纪英国的斯宾塞，这个科学教育与实用知识的倡导者，其实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个铁路工程师，他最主要的教育著作《论教育》其实都是在他当铁路工程师与杂志编辑时的作品，他自己只当过三个月的家庭教师。斯宾塞也是教育思想家一类的教育学家。
教育家，其实远远比以上所提到的教育专家与教育学家要重要得多，教育家这类人物，在日本这样的社会，常常是最高荣誉的称号。日元上的人物，最大币值一万元上的人物就是教育家福泽谕吉，其次五千日元上的人物是文学家夏目漱石与二千元上的通口一叶，最后才是科学家一千日元上的人物野口英世。可见，教育家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是被认为是社会中的第一流精英而具有崇高的声望。在日本被公认为教育家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像福泽谕吉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教育家这个称号不是随便赠送的。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才能够具备资格。
第一，有自己开创的划时代的教育思想理论。日本福泽谕吉虽然没有像卢梭、斯宾塞那样的思想理论，但是，显然福泽谕吉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划时代性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几本著作中，如《文明论概略》、《劝学篇》中。其思想意义主要是系统引介欧美的人权思想与公民观念，并且使之在日本本土生根开花结果。
第二，必须要有长期的教育实践。福泽谕吉一生为不为官，不经商，只专注学术思想并且将之实践。福泽谕吉对日本教育的贡献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量翻译欧美的思想文献，并且通过自己的解读化成日本的本土意识与本土文化，而被日本广泛接受。
另一方面，创办学校传播这些思想文明。福泽谕吉最大的教育业绩是创办了至今仍然是日本名校的庆应大学。日本最著名的两间私立大学，一间是庆应大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私立大学，创建于1858年。另一间是早稻田大学，这是日本另一个教育家大隈重信1882年设立的东京专门学校，后来改称为早稻田大学。
第三，必须要从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中获得的显著的教育成果。最直接的成果便是从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学生。这种学生可以是直接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广义上的。比如福泽谕吉，可以说日本明治期间以及二战之后的日本国民都是在福泽谕吉教育思想指导之下成长起来的日本现代公民。当然，也可以是直接的学生。比如，苏格拉底培养了柏拉图，而柏拉图培养了亚里斯多德，这些都是直接的教育成果。
只有以上三个方面都卓有贡献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称之为教育家。教育家的社会声誉之所以在日本高于文学家与科学家，更高于政治家与军事家，是因为他们把教育家看成是整个社会各家之母。一个民族没有真正的教育家，就不可能会有其他各家的成长。现在看来，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主要是教育家的差距。
看看孔子与苏格拉底在教育思想、教育实践与教育成果方面的差距，就知道中国为什么自古以来对人类的文明贡献会不及西方。发明创造少，而且都与正规教育没有什么关系。这与西方的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正规教育常常密切联系常常大不相同。他们的学术成果与发明创造常常就是来自那个 academic，即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创办的学术园。
但是，中国的孔子收了三千弟子，贤者只有七十二人，而且七十二贤人，从人类文明的贡献上看，其实也是空白。因此，中国与欧洲的的差距其实从孔子就开始了。如果中国当初选择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这个情形会大为改观。至少中国进入近现代科学文明的进程不会如此艰难。
墨子当时设立判断是非的标准即“三表法”，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意思是一个思想观点的价值，要从历史源头去考察，从事物的本原去考察，要用实践效果去考察，只有在这三方面都经住了考察的思想观点，才是有价值的思想观点。这是非常接近于现代的科学逻辑思维与实验思想的表述。可惜，墨子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西汉董仲舒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学说更是在劫难逃。
从以上三个标准来看，墨子显然比孔子更堪称教育家。而孔子顶多可以算是中国第一批民办学校校长，有教无类，只是为了多收学费，“束修以上”在孔子那样的年代，是一笔十分昂贵的学费。
孔子其实在本质上是一个失败的官僚转成的商人。其办学思想：“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校训：“学也禄在其中，耕也馁在其中”，其实就是最好的说明。这种教育思想，将中国人数千年来，束缚在做官而不做人的格局里，其视野狭窄，境界庸俗不堪，四处都是浮躁与功利之心。
中国坏就坏在选错了教育家，就等于是最开始生蛋的母鸡就是病毒携带者，用其生出来的鸡蛋很难幸免这种病毒。如此病毒谬种流传千年，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点，从今日中国为数众多的各类所谓教育家来看，还真是得了孔子的真传。
2012年4月1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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