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天下”的重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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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们接着讲“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的观念，虽然形成于中原的汉族之中，但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真正能够付之实践的

只有汉、唐两朝，更多的状态下则是众多的王朝或政权围绕“中国”的控制权展开争夺。由汉朝的大统一到唐朝的大统一，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唐代的疆域在汉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统治体系更加完善、深入，

更重要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凝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观念的发展成为“天子以四海为家”。迄至唐代，

“九州”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的代名词，而汉代的“九州”在人们的观念中基本上是以实施郡县的区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汉书·地理志》开篇的论述中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该志先述禹所置的九州地望，

后言“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

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尽管从具体施政范围上看，汉朝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护羌校尉管理西羌地区，护乌桓校尉管理乌桓、鲜卑等边疆民族地区，

但这些地区并没有包括在《汉书·地理志》的叙述范围之内，这是汉朝统治者乃至汉代人疆域观念的一个具体表现，同时也是“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观念在边疆治理方面的反映。换言之，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九州”即郡县

是天子施政的范围，对于西域、西羌、乌桓、鲜卑等地区的经营更多地是出于解决匈奴问题的需要，或者是为维护郡县地区安全而被迫采取的经营行为。但是，汉朝对边疆的经营

虽然有很大被迫的成分，不过汉朝的这些做法却对唐朝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大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影响是唐朝设置了由安西、北庭、安北、单于、安东、安南六大都护府为主的

完善的都护府管理体系，将辽阔的边疆纳入到了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而随着有效管辖区域的扩大和深入，人们的观念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天子以四海为家”即是其中的之一。“四海为家”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频繁出现，

如《旧唐书·懿宗本记》记载：“朕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旧唐书·礼仪二》记载：“天子以四海为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气，并取四海为家之义。”《新唐书·陈子昂传》记载：高宗崩，陈子昂上书言

东都可以营造山陵，其中有：“且天子以四海为家，舜葬苍梧，禹葬会稽，岂爱夷裔而鄙中国耶？”等等。由“九州为家”到“以四海为家”既是汉唐统治者构筑“天下”统治体制在理念上的不同表现，

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边疆民族入主“中国”并得到汉族认同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对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而言，这一变化则反映着王朝直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和“中国”与边疆的密切关系

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其次是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得到了认同，尤其是中原汉族的认同。构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念核心内容的皇权至尊认识，随着汉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

也影响到了边疆民族，并为边疆民族所接受。更始二年，公元24年匈奴单于舆不仅拒绝了刘玄让其称臣的要求，反而答复：“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

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匈奴要求更始帝“尊我”显然是受到了汉族“天下”观的影响，

而这种影响在匈奴之后不断地为边疆民族付诸行动。先是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政权，争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

永兴元年，公元的304年，匈奴人刘渊还假托为刘氏后裔，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并“大赦，改元曰元煕。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

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以右贤王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左于陆王宏为太尉，范隆为大鸿胪，朱纪为太常，上党崔懿之、后部人陈元达等皆为黄门郎。”

但到了氐人苻坚建立前秦时他对大臣则说：“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不仅自诩自己的“正统”地位

得到了各族的拥戴，而且认为出于华夏的东晋也应该“宾服”于他，史书记载，他说：“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

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如果说，“五胡十六国”的出现并没有得到汉族史家们的认同，那么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则实践了这种突破。鲜卑人对“华夏正统”地位的挑战是赤裸裸的，

没有一丝的遮掩。在鲜卑政权统治者拓跋珪将国号由代改为魏的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内容：“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

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诏书中出现的“朕”、“未定九州”、“天下分裂”、“诸华乏主”、

“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扫平中土”等等，这些已经明确地向世人表明了拓跋珪给自己的定位，即他是“天子”，而且他是以“华夏正统”的身份出现的，并将统一中国作为了他的最终的政治目标。

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北魏开始兴兵南下进攻南宋，虽然没有实现灭亡南宋的目的，但却将疆域扩大到了淮河以北地区，而更为重要的是北魏“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得到了汉族史家的确认，

确认的主要标志就是北魏成为了第一个被纳入到中国“正统”王朝序列中的由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专门记载北魏王朝历史的《魏书》被纳入到了中国的正史序列，即是表现之一。从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看，

边疆民族入主“中国”争夺正统王朝的地位更多的是自己积极主动的结果，这表明源于汉族的据有“中国”可以号令“天下”的观念得到了边疆民族尤其是北疆民族的认同，而汉族史家

对北魏正统王朝地位的承认则是汉族接受这种现实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双向认同的结果，一方面改变了汉族传统的“天下”观，开边疆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天下共主”之先河，而边疆民族入主“中国”

促进了边疆地区尤其是北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凝聚；另一方面是突破了“严华夷之辨”的界限，至唐代，“华夷一家”的观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天下”成为了可以是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

其次是“华夷一家”观念得以确立并成为“治国”理念。“华夷一家”的观念虽然早已有之。《汉书·匈奴传》记载：元帝初，汉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呼韩邪单于侍子回匈奴，

“昌、猛见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闻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恐北去后难约束，昌、猛即与之为盟，曰：‘自今以来，

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这可以说是汉代即已经有

“华夷一家”观念的具体事例。不过，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写入盟约的目的看，所谓“一家”恐怕作为缔约一方的韩昌、张猛也不会相信。但是，出现于汉代的“华夷一家”观念进入唐代之后却频繁地出现在唐朝皇帝的口中。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贞观八年，“阅武于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吟诗，

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也记载：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不仅如此，尽管我们在唐朝的民族政策中也可以见到许多民族歧视的内容，但“华夷一家”依然是唐朝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

其中大量边疆民族官员的任用和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即是典型的表现。如果说，“天可汗”称号的出现在汉族史家眼中还是汉族为主体王朝主宰“天下”的话，那么众多羁縻府州被纳入

《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则表明“天子”的直辖范围得到了扩大，“中国”所涵盖的范围自然也和汉代不同而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而随着众多边疆民族地区被纳入到直接管辖区域和大量的边疆民族官员的任用，

反映着作为“天下”主宰的唐朝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族王朝，“天下”已经变为了华夷共同参与治理的“天下”。最后是“中国”在“天下”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应该说，迄至唐代，虽然古人的“天下”观

出现了上述一些变化，但“中国”作为“天下”核心的观念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观念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实现对“九州”的牢固统治是大一统王朝必须完成的职责。秦汉王朝的大一统

对唐代影响很大，唐朝不仅将汉代的都护体制推广到了整个边疆地区，而更重要的是唐朝统治者确立了实现汉代郡县的统一是大一统必备条件的观念。《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有如下记载：

“（贞观十九年）三月丁丑，幸定州。太宗谓侍臣曰：‘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

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然恐于后子孙，或因士马强盛，

必有奇决之士，劝其伐辽，兴师遐征，或起丧乱。及朕未老，欲自取之，亦不遗后人也。’”唐太宗所言“辽东，旧中国之有”、“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以及由此展开的对高句丽政权的统一

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其二是“中国”和“四夷”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新唐书·李大亮传》记载：李大亮上书唐太宗，说：“臣闻欲绥远者必自近。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

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天下”是由华夏和夷狄构成的观念在先秦时期即已有之，但更多的是强调夷夏之间的差别，并不谋求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从李大亮所言看，

进入唐代之后，在人们的观念中边疆虽然还是处于附属的区域，但“本根”、“枝叶”的比喻表明边疆和内陆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三是占据中国就可以成为“天下”的中心。

虽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分裂，但“中国”在人们的观念中的绝对地位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还有被强化的趋势。唐高祖李渊曾经有意不让高句丽称臣的意愿，但遭到了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的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中国”

被比喻为了“太阳”而“夷狄”被比喻了“列星”。此处的“中国”很显然是指唐朝，而“夷狄”被喻为了“列星”。唐朝被喻为“太阳”的最主要原因

则是因为唐朝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在唐人观念中出现的上述一系列的变化，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影响它是巨大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为唐代之后边疆民族争夺“天下共主”并最终出现元朝的大统一

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唐代之后，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又一次由分裂到统一的时期。先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北部中国更替，吴、南唐、吴越、闽、

楚、南平、前蜀、后蜀、南汉、北汉十国分立；其后衍变为宋与辽、金、西夏的并立；最后是以蒙古为主体建立的元朝实现了对中国的大一统。纵观这一时期的历史，贯穿其中的一个主线

即是边疆民族建立的王朝不断与中原王朝争夺“天下共主”的地位，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值得关注的是，“天下共主”的换位并没有像世界其他文明那样导致文明主体民族历史的中断，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进程还依然延续

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实现局部统一或大一统的各王朝都以“中国”正统王朝自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稍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