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8-27
發表評論>> 漢字中的“和”，淵源有自，其來尚矣，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均有所見。有關“和”字，《說文解字》口部書作“咊”，解為“相應也”，係與入口之飲食有關；龠部有“龢”字，解為“調也”，本是樂器的象徵，皿部有“盉”字，解為“調味也”，原指調味器。“咊”、“龢”、“盉”三字，同音同源，字形雖異，卻都以“禾”字為旁。“禾”乃是“和”的觀念的基本喻象，這透露出農耕文明的歷史特點。
歷史上“和”的概唸經歷了由實轉虛的演變過程，它逐漸從形而下的具體器物與感官經驗抽象而為形而上的價值理念和精神訴求，用來表達協調、調和、協和、和諧、和睦、和平、平和等思想觀念。尤其是處於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AxialPeriod）的先秦諸子們，開始對“和”的意蘊、價值、實現途徑和理想狀態進行理論闡發，使之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之自覺。“和”成為涵蓋自然（天地人）、社會（群家己）、內心（情慾意）等層面與音樂、繪畫、飲食和養生等領域的基本原則，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本質規定。可以說，一個“和”字，差不多道盡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
“和而不同”
先賢所謂“和”，是“異”中之“和”，無“異”就無“和”。用今人的流行話語說，“和”講的就是“多樣性的統一”。“和”的精神是以承認事物的差異性、多樣性為前提的；而“同”則不然，它旨在排斥異己，消滅差別，整齊劃一。“同”的這種單一性、純粹性的傾向，最終必然導致事物的發展停滯直至滅亡；而“和”對多樣性的堅守，不同事物或對立因素之間的並存與交融，相成相濟，互動互補，是萬物生生不已的不二法門。
古人對“和”與“同”的異同與優劣有著深刻的洞識。《左傳·昭公二十年》載，齊國晏嬰與齊景公論和同之別，他指出：“和如羹焉”，和“五味”才成美味佳肴；“聲亦如味”，和“六律”、“七音”方為悅耳動聽的音樂。相反，“同之不可也如此”，一種調料難免乏味，一種聲音讓人厭煩。在此基礎上，孔子明確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題，並把和同與否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的一個標準：“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與《中庸》所載孔子“君子和而不流”的說法，意義相近。孔子將事事茍同、不講原則的人譏之為“鄉願”，即好好先生，他批評說：“鄉願，德之賊也。”章太炎《諸子學略說》說：“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願。彼（孔子）以鄉願為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願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官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願人。所謂中庸者，是國願，是有甚于鄉願者也。孔子譏鄉願而不譏國願，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應該說，被章太炎貶為“鄉願”、“國願”的中庸，並不是先哲追慕的理想層面與理論形態的中庸，而是指它在歷史上扭曲變形的社會表現；他所批評的孔子，也並非孔子本人，乃是專制政治的符號性存在。孔子及其價值理念，在後世沒能擺脫被毒化與同化的厄運。
在精神層面，“和而不同”的理念，從被動的方面看，意含反抗政治強權或文化霸權的壓迫與同化；從積極意義看，則昭示了相容並蓄、海納百川的包容精神與博大胸懷。
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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