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会学坊：一个低调奢华的思想公众号

叁會學坊

“三会学坊”由清华法政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华宇汉语法学专项研究基金资助，概分会读、会讲与会饮三端。旨在积聚同道，于术业专攻中求会通，在切磋琢磨里观天下。

具体而言，会读意在研讨中外经典，一年三伍本，字里行间探究人道与天道；会讲专注原创论文的宣读与批判，每月一二篇，潜精积思人事与神事；会饮则于清茶薄酒之间，纵论人生与人心，端详邦国与世界。

凡此作业，果行育德，继斯文为己任，温故事求新知，孜孜于致公天下，而为万世开太平。

书生事业，晨钟暮鼓，尺寸千里，无限江山，知其不可而为，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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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历史法学》发刊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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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人世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在关怀全体人类的博爱情怀、天下一家的至大胸襟滋润下，作为一种关于人间秩序的人道主义文本，此种法律智慧以对于此一生存之道的阐释而进益于人类生存之道，从而，它必将如沛然春水滋润大地一般，以地方性实践，为人类文明拓展一方藉由法律安排人世生活的普遍意义空间。

董彦斌：吾侪所学关天意：从王国维、陈寅恪到我们的历史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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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改写陈寅恪谈王国维的诗，写给《历史法学》和我们的历史法学派。

我的诗如下：

敢将私谊论斯刊，

文化神州矗一端。

九载俯身长念古，

十编独立苦跋山。

吾侪所学关天意，

萨老相知溯史源。

赢得自由七彩色，

他年宪胜与荣焉。

这首诗的原诗，本是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而写，纪念而改为庆祝，似乎不妥。但是，正如刘禹锡的诗句所言：『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王国维作为杰出学者，也成为了神,既然如此，改之无妨。愿中国历史法学派也能做到『明朝名将亦为神』。

许章润：借语文作育，求文明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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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号称“历史法学”，但其实不限于历史维度，也不止于法学领域。基本命意，还是紧扣“中国问题”，围绕着文明立国与自由立国两端，借法意省视立国的文明之维，而于政治哲学阐释中表达文明寄托，追问国家何为，法意当为。之所以不惮其烦，孜孜于国家理性、国家建构及其法政落地，就在于晚近历史，无论西洋东洋，还是南方北方，均不外乎一个政治立国的进程。尘世与神世之间，国家和人民如何安放？文明和政治的统一体，如何积聚完型于邦国的日常打理？进而言之，上帝的庙堂和法官的庭院，如何和平共处？这一步走好，万事不难，否则，全盘皆输。

高全喜 : 漫谈许章润的《历史法学》十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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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润热心于营造这种自由的学术思想的研讨、交流与论辩的机制，并且能够把它们整合为一种学刊的陆续出版机制，这种做事风格在中国当今的学术界和学院体制下，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令人震惊的。由此我感受到一种自由思想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受缚于体制的约束，不局限于课题项目的藩篱，根据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秉承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其未来的发展，才是中国大学学术思想研究的正确方式。章润的《历史法学》无疑具有开启践行的示范之功，其实，即便是在今天，我们的自由学术研究，在方法上也不是什么都做不了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敢于担当，敢于舍弃那些蝇营狗苟的利益，章润的行谊具有中国式的典范意义。

田飞龙:历史法学的公共理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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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法学既然承担如此重任，便不可能如职业化的教义法学一般汲汲于法学内部的概念丛林和逻辑堂奥，而必诉诸法学与法律的历史背景而对教义的实体基础加以反复辨认、澄清与守护。历史法学是偏于保守主义的，对历史传统秉持一种温情与敬意，对政治立法的周期性冲动保持必要的清醒度与戒备心理，同时对教义法学的极简主义风格与遮蔽效应亦有警惕。因此，历史法学之公共理性属性便更益突出，既是政治立法的监察官，也是教义法学的诤友，如此张力关系，正是法学与法律文明保守演进的慧根所在。

支振锋:建立与真实世界的真实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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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存在。你说它是政党，可能曾经是，但是在今天和全世界所有的政党都不一样，因为西方政党的定义不符合中国共产党，那它是什么呢？它组织严密，但又保持了开放；它公开执政，但又重视保密；它纪律严明，但又不等同于西式法治。它就是一个精英执政集体。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形式的精英执政集体是很少见的，它的存续，未来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对于将来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思考。

任剑涛：法政宏大叙事的铺陈 ——写在“历史法学”十卷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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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其实仅仅是在具体面貌上的特征，而不是在结构上的全新创制。我劝大家别做这种奢望：创制一个全新的、绝不依傍西方的现代。但在现代的理论解释上，我们是可以进行创新尝试的：通过章润团队“历史法学”的研究，有可能获得超越“自然法学”的理论成果。不过这是理论解释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实践的全新状态。如果这一点不搞清楚的话，所有宏大话语建构的尝试就会变得好笑。

张国旺：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和经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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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管是革命、改革，还是启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实现把个人从很多传统的纽带，或者其他的组织方式中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个体。但更要害的问题是，这样自然状态式的“拆解”之后，究竟如何重新再把他们“组装”起来。我们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至少在理论上去“组装”出一架和西方不完全一样的机器，还是说我们只能够“组装”出某种特定样子的机器。而无论是哪一种，其实都还是要回到真正的学术研究，回到对当下中国社会中占据人心地位的多种经验的判断和思考。

张新刚：有待安顿的新家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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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到现代中国中来，虽然我们自身的传统是非常强调家的，但是近代历史中我们仍能发现一些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比如说同志关系，这里的同志不是当下意义的，而是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在革命时期，同志关系是可以超越兄弟、夫妻、父子等家庭关系的，也就是说，人的首要认同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将传统国人安身立命之所给替换掉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下思考家和国需要倍加小心，要在家和国中间加一个“连接/中断”的符合，即“家-国”。二者的关系不再非常顺畅，而是被不停地打断，新型的家-国关系需要在这些缝隙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和构建。

於兴中:历史法学如何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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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现代中国的法理构造时，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构造，具体到法律制度、规范制度，很难将中国古代的重要根概念融入其中，因此应该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所谓的概念之树，在与制度实践的互动中建构概念之树，并进一步建立起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联。

何涛：历史法学、审慎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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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家国体系的演变和个人的成长来说像是一体两变的过程。那么中国如果也要构建或者解释“家国天下”问题时，我们的“个人”在哪里？它的思想资源在哪里？我们如何寻找“个人”，需不需要这样的基点？

尤陈俊:法学当中如何对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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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法学院中实用主义当道的现实背景下，如何能让“道”和“学”能更多影响到目前占据法学院知识主流的“器”和“术”那一层面的东西，我觉得也需要认真思考一下。部门法研究者常常会对理论法学研究者说，“你们的研究很重要”，“我很尊重你们的研究”，但理论法学研究者自己最好不要把这些话全部当真，因为部门法研究者的言下之意很可能是我对你们的研究敬而远之。因此，若真想让部门法研究受到理论法学研究的思想启蒙和熏陶，就需要我们这些研究理论法学的人迈出一步，熟悉并能够进入到部门法的话语体系中去，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也能有话可说。

朱明哲：语言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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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法学》所探讨的问题，实践性何在？答案可能内在于我们对现代人所持的时间观进行反思的需要。我们现在所知的时间观割裂过去和现在。特别在我国，人们倾向于把现代法制看作和传统法制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把西方的法制看作历史连续发展的产物。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法政实践未必真的体现为彻底的断裂，而西方也未必真的连续。我们的实践是否完全摆脱过去思想、制度的影响呢？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或许需要我们探讨一种新的时间哲学。

张旭:从法律社会学转向历史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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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法学来说，要突出法学自身古老的传统，避免变成“大陆新儒家”的独断论教义哲学，避免完全沦为“儒家宪政主义”之类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文明论话语，要将法学自身的传统话语和法政传统与“文明话语”糅合起来，相辅相成；对于政治法学和政治宪法学来说，要在突出国家和主权的意义时避免掉入国家主义陷阱，避免忽略正义而毫无批判地诉诸主权，将其作为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避免诉诸中国的治理传统为“不成文宪法”辩护时滑向政治机会主义。

仝宗锦：历史法学在中国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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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法学可能会让我们一定程度上迷恋于对于固有秩序、既定秩序乃至不正义现状的维护，而社科法学则可能颠覆规则体系的确定性，甚至陷入某种价值相对主义。如何避免二者的问题，我觉得历史主义法学的思路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借鉴。

陈新宇：出山更比在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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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法学》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观察历史中国、当代中国、世界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法学新的研究道路，成为一本具有主体情怀和国际视野的特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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