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阳的儿童投毒案，将大众的目光从农村“留守儿童”转移到“失母儿童”上。在此案件中，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投毒儿童的母亲身上，并纷纷讨论母职的缺失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影响。而父亲的“不在场”和农村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代际关系），在讨论中却常常被忽略。如果说，孩子的积极性人格是在充满支持和相互尊重的家庭关系中形成的话，那么今天，劳动力的跨界流动，则使得农村的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和不确定，而打工妈妈们的生活，则成为这些紧张和不确定性的交织点。 比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女性，打工妈妈们的阶级地位使她们承担着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她们和丈夫微薄的工资难以在物价飞涨的城市中供养孩子。生育与养育，作为她们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部分，与她们的生产在空间上存在着城乡的割裂。而这种割裂，成为了中国廉价劳动力体制长期存在的基础。不改变中国工人低廉的工资，这种割裂仍将继续，打工妈妈也仍将被迫与她们的孩子分离。 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许多打工妈妈处于两难的状态——不希望分开，却无力亲自抚养。 随着农村物价的不断提高，打工妈妈也越来越难以回到农村。不断提高的生活成本，需要打工夫妻共同投入工作才能提供，而日益沉重的生活负担，也成为许多打工夫妻爆发矛盾的导火索。 随着年龄的增长，打工妈妈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逐渐下降，她们的经济独立性和阶级地位也逐渐降低，来自阶级的重负增加而非减少，家庭关系中的矛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有所减缓，反而愈演愈烈。 相较没有孩子的女工，打工妈妈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但所要担负起的家庭责任却更重。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她们更加依赖工作，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次级地位则迫使她们接受低廉的工资、超长的工作时间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 “母亲”的身份，并没有给女工带来福利，反倒常常成为资本约束她们的借口，使她们无法反抗，成为资本更容易控制的劳动力。同样，资本对打工妈妈|的剥削，也会形塑她们在家庭关系中的角色。繁重的工作使她们无暇照顾孩子，成为“不在场”的妈妈。 而在工作中遭受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劳累、管理层的谩骂、以及性骚扰）都可能通过她们的身心状态传递给孩子，影响她们和孩子的相处。 与丈夫相似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这些打工妈妈在家庭中的地位。 笔者在工业区里发现，虽然打工夫妻的经济收入相当，但女性仍然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有些女工还会遭到丈夫的拳打脚踢。即使是男性在家务农，女性在外打工，女工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提升。 对于未婚的女工来说，打工的原因大概分为两种：一是被迫打工，为兄弟或其他家庭成员提供生活所需；二是主动打工，逃离父权的压制。但无论哪种情况，都无法改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即使是逃离了父权压制的女工，到了婚育年龄，仍然摆脱不了来自家庭的逼婚压力。而她们进入新的家庭时，她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试图摆脱的家庭地位。 低下的家庭地位，使得她们无法建立良好的家庭关系，同时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和不确定。 如果说打工妈妈|的三重负担是今天农村家庭关系紧张和不确定性的突出表现，那么也意味着她们的孩子将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成长。但一味讨论母职（或个体家庭中的父母角色）的缺位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对母职的讨论隐含着人们对女性在家庭角色中的期待，而这种期待与现实中女性的境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人们不应该一味强调母职，而更应该思考留守儿童所处的家庭关系（包括他们母亲的遭遇）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 同时，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也不应该局限于个体家庭，更重要是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支持网络，包括：提高农民工最低工资、调整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的分配、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建立打工妈妈互助和支持网络等。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