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与最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观点不同，杜尔认为美国世纪充满暴力，并非卢斯所认为的一个伟大的、良善的时代。在他看来，虽然相比二战的战争规模和数量有所降低，但是美国主导的“平静”是建立在激进军国主义基础上的。美国试图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操控国际事务，所以要求自己具备军事统治优势。杜尔特别对美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反恐”战争及其不断壮大的核力量表示担忧。他认为，美国错误地展开了一场“无法终止”的、支持了太多的代理人战争，而不断提升核武装备更是加剧了核毁灭的风险。而且美国所采取的这些行为及举措，不仅没有产生威慑效应，反而使暴力加剧，甚至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欧美学者将后冷战时代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时期，也有学者并不认同此说法。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荣休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约翰·杜尔（John W. Dower）出版新书《暴力的美国世纪——二战后的战争与恐怖》（The Violent American Century: War and Terror Since World War II），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困惑的暴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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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错误发动代理人战争
与最先提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的观点不同，杜尔认为美国世纪充满暴力，并非卢斯所认为的一个伟大的、良善的时代。由于常规战争、恐怖主义以及饥饿、疾病，美国世纪中的暴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杜尔表示，虽然冷战后没有出现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战争，但是“这场所谓的战后和平仍然饱经血腥、饱受苦难”。二战后，国家内部或者两国之间的战争频发，各种政治谋杀、种族灭绝之类的暴行也时常发生。而且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意味着这些暴行的结束，比如在卢旺达、刚果以及叙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战争与暴行。
杜尔在书中质疑了维持整个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在他看来，虽然相比二战的战争规模和数量有所降低，但是美国主导的“平静”是建立在激进军国主义基础上的。美国试图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操控国际事务，所以要求自己具备军事统治优势。
杜尔特别对美国进行的代理人战争、“反恐”战争及其不断壮大的核力量表示担忧。他认为，美国错误地展开了一场“无法终止”的、支持了太多的代理人战争，而不断提升核武装备更是加剧了核毁灭的风险。而且美国所采取的这些行为及举措，不仅没有产生威慑效应，反而使暴力加剧，甚至增加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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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权诱惑”驱使军事冒险
“将战后的时代作为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是不诚实的。不仅仅是因为这种说法分散了人们对已经发生并仍将持续的重大伤亡事件的注意力，而且也掩盖了美国对1945年之后其军事化以及所导致的混乱应该承担的责任。”杜尔在书中写道。
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历史学教授、美陆军退役上校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当今不存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他认为，虽然欧洲以及亚洲相对稳定，但中东地区的情况却不稳定。“美国在中东地区失误严重，以为军事强硬介入可以帮助美国重塑该地区态势。然而事实相反，美国滥用军事力量不仅破坏了区域稳定，也暴露了美国影响力的局限性”。
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和公共事务学院杰出教授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对本报记者表示，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稳定”的定义是有争议的。现实主义学派通常称没有大国战争的国际政治体系为“稳定”。但这种体系在很多低端面存在战争冲突，比如当下的国际体系。对于当前美国卷入了很多冲突的状况，在莱恩看来，是“霸权诱惑”导致的。冷战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为此做了充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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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收缩可能性不大
对于未来美国是否会采取军事收缩政策，被访学者表示可能性不大。巴切维奇认为特朗普撤出美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可能性为零。莱恩表示，特朗普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时常出于“直觉”本能。比如，特朗普认为欧洲应该为自己的防卫作出更多贡献，在去年竞选时称日本和韩国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力量来保障自身的安全，等等。
在莱恩看来，短期内，或者说在特朗普任期内，如果美国从欧洲、东亚或者中东撤军，“我会感到震惊”。但是，莱恩也提出，随着美国经济相对衰退态势持续、海外安全承诺风险凸显，更多的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将意识到美国需要逐渐从其海外事务中抽身，特别是欧洲和中东。然而，对于是否从东亚地区淡出，依然是值得讨论的大议题。杜尔在书中也称，“大多数美国人依然深信例外主义的神话”。因此“美国的傲慢将持续，而这种傲慢使国际冲突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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