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园”故事

        　　曹可凡
    

　　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在题为《重绘上海文化地图》　的演讲中说道：“大部分中国上海人都居住在弄堂里，而不是什么时尚豪宅。里弄的世界支撑着他们的都市文化。”
　　所谓里弄，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弄堂。它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与无数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紧紧维系在一起。年华流逝，多少有趣故事、温暖记忆，从曲曲折折、烟笼雾绕的弄堂里缓缓流淌出来。弄堂承载着上海人的梦想与荣耀，代表上海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态。可以说，没有弄堂，便没有上海人，也就没了所谓上海都市文化。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愚园路一条名叫“锦园”的新式里弄里度过的。

　　搬进愚园路上的“白房子”

　　“锦园”（愚园路805弄）所在地原为荣氏企业当家人荣宗敬（荣毅仁伯父）先生私人花园和网球场，后辟为申新福新企业高级职员寓所。“锦园”二字手迹出自钱名山先生之手。“锦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堪称愚园路上一道风景线：红色的瓷砖墙裙，白色的外墙，朱红色的钢窗，沿墙是齐窗台高的碧绿冬青树，错落的建筑中央是个黄杨环绕的椭圆形花坛，四时鲜花，清香不断。花坛中心有两棵参天大树。此树当年由荣氏企业大总管荣德其先生亲手栽种。还有散落在花坛四周的长栏凳，夹竹桃后面是用黑色戗篱笆隔开的网球场……朱红色的大铁门常常紧闭，弄堂内一片静谧。长辈们说，那个年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黄包车夫，还是三轮车夫，只要一说愚园路上的“白房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锦园”设计出自无锡籍建筑设计大师赵琛。与陈植、梁思成、林徽因、范文照等一样，赵琛也毕业于建筑师摇篮，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毕业后他在纽约、费城、迈阿密等地建筑事务所工作实习。回国后，他与学长范文照共同创办建筑事务所。赵琛的建筑设计风格崇尚简洁、朴实，强调功能性，“锦园”便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同时他也擅长将飞檐、斗拱、琉璃瓦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相融合，如八仙桥青年会大楼。而他与范文照合作设计的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更成为近代中国建筑经典之作。
　　“锦园”1939年建成伊始，祖父便携全家搬迁于此，与终生挚友荣德其先生相邻而居。祖父曹启东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于是，他将家中仅有的读大学机会让给了弟弟，自己则选择了经商之路。经亲戚介绍，祖父进入福新面粉七厂当会计助理。祖父那时年轻聪慧，办事稳妥谨慎，待人接物均极有分寸，进厂没几年，便晋升为福新面粉总公司会计兼营业部主任，并很快得到我曾外祖父、福新面粉七厂厂长王尧臣赏识，招为东床快婿，从此平步青云。1949年福新面粉公司掌门人王禹卿先生离沪赴港后，祖父成为福新面粉公司全权负责人，全权掌控企业运转。但祖父绝非不问政治、满脑子生意经的“老滑头”。他年轻时受妻弟王启周先生影响，加入进步社团“锡社”，在“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集会与捐款，与陆定一、秦邦宪等均有往来。同时其三位表妹和表妹夫也是中共地下党，表妹夫陈其襄曾追随邹韬奋先生主政《生活周刊》。受陈其襄鼓动，祖父于福州路投资开设“同庆钱庄”，为新四军筹措药品和食品所需经费，同时还投资生活书店下属的“通惠印书馆”，出版进步书籍。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解放前唯一一部理论专著《文艺漫谈》便是由通惠印书馆出版。虽说祖父事业风生水起，但他深知江湖险恶，且对家族企业而言，自己毕竟还是“外姓人”，故而行事低调，从不越雷池半步。在生活方面，他更不追求奢华，这也是他为何放弃独立花园洋房和高档公寓，而选择“锦园”的缘故。“锦园”基本格局是楼下为客厅兼餐厅，朝西有座小花园，客厅里摆放的都是普通红木家具，墙上悬挂的字画也都是冯超然、吴待秋等海派画家的作品，其中大多数均已遗失或销毁，唯一保留下来的是无锡籍老画师吴观岱赠予祖父的一幅《仕女图》。祖父和祖母居住在三楼向阳卧室。父母结婚后则居住于二楼。四楼则是堆放杂物的仓库。
　　刚搬入“锦园”时，祖父事业正值上升期，工作异常繁忙，祖母则在家相夫教子，尽心尽力。无论祖父多晚回家，祖母必定守候，为祖父准备热菜热饭。祖父对饮食颇为讲究，譬如他性喜大闸蟹，却又无法忍受蟹之腥味。于是，祖母便和保姆花一整天时间拆蟹粉，而自己只吃些边边角角，并且要在祖父回家前收拾得干干净净。祖父事业扶摇直上，所以，邻居们常说祖母有“帮夫运”。
    

　　曾变成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然而，在我降生后的第三年，即1966年，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首先是家庭矛盾骤然激化。祖父虽说思想进步，但思维方式毕竟受制于那个旧时代。他另置家室的消息其实早在亲朋好友间不胫而走，就连父亲和兄弟姐妹也有所耳闻，唯有祖母一人完全被蒙在鼓里。随着“文革”爆发，纸包不住火，这才真相大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祖母常挂在嘴边的话，即使到这样的时刻，老人家仍以一贯隐忍的态度接受一切，没有半分怨怼。那时候，祖母只得从祖父卧室搬出，独自蜷缩在二楼朝北的亭子间里，终年见不到阳光。她唯一的精神依托便是抽上几口烟，抽的自然是“勇士”“劳动”和“生产”等一些劣质香烟，偶尔得到一盒“飞马”或“大前门”，就像孩童般高兴。她每天的生活重心，是督促我做功课。有时我在弄堂里与小朋友玩得时间久了些，她就会站在一个小凳上，趴在窗口，高声叫喊我的乳名：“毛毛，快点回来做功课啦！”有段时间，母亲去近郊参加巡回医疗，父亲又在工厂加班，我一人睡在四楼，每每西风作响，便吓得裹着棉被，偷偷溜到二楼祖母的亭子间，祖孙二人挤在一张铜床上，聆听那或长或短、或悲或喜的家族故事……
　　与此同时，风起云涌的“文革”浪潮也将“锦园”搅得天翻地覆。“小将们”以革命的名义纷纷冲入弄堂，强行占领房屋。一条好端端的弄堂被弄得面目全非：整齐划一的冬青树被无情砍去，代之以油毛毡铺就的自行车棚，晾衣服的竹竿横七竖八，占据着主要通道；各家门口堆放着许多破旧杂物；地面上的水门汀裂开了，形成杂乱无章的缝隙；阴沟里溢出的黑色污水四处流淌，“水上浮着鱼鳞片和老菜叶，还有灶间的油烟气。”（王安忆《长恨歌》）总之，“锦园”变得有点像鲁迅先生早年对弄堂的描摹：“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随着搬迁进来的居民越来越多，而且鱼目混珠，邻里之间冲突也在所难免。我们楼里有户新迁入的家庭就极为蛮横。他们自恃后台够硬，处处欺人。刚搬进来，他们立刻实施“圈地”运动，在楼梯、过道和灶披间摆满各种什物。其他邻居稍有不满，这几位“祖宗”立刻露出凶神恶煞般的眼光，别人使用公共厕所也得看他们脸色。如果你在里边待的时间稍微长些，他们便毫无缘由地用拳头或脚砸门，弄得大家上厕所提心吊胆。更有甚者，此户人家似乎特别“怕吵”。我们在楼上稍微发出点动静，他们就全家冲上来与母亲理论。好在母亲反应敏捷，毫不示弱。因此，每回争执，母亲总是占上风。于是他们就趁母亲外出时，专门找我父亲的茬。有一回，他们一家人堵在我家门口吵吵嚷嚷，老实巴交的父亲气得直打哆嗦，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可怎么也说不出一句话。那时，我虽只有七八岁，但头脑还算灵活，眼看父亲要吃亏，二话不说，拿起一个热水瓶冲将上去，用稚嫩的声音高声喊道：“你们太欺负人了。谁敢再往前一步，后果自负。”一边说话，一边佯装要倒开水的样子，吓得那伙人连连后退。没多久，周围邻居闻讯赶来劝阻，一场风波总算平静下来。
　　那时候，我们就读的小学虽然仍坚持上课，但学业毕竟不重。作业完成后，便在弄堂里找小伙伴玩耍。一个夏季炎热的午后，同学们玩起了“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由于气温过高，没玩多久就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大家就坐在弄堂中央的水井旁歇息片刻。不知谁提议以抓阄方式选定一人去买棒冰。一番讨价还价后，同学们决定由我完成这一任务。我那时也正热得嗓子眼冒烟，就毫不推辞，一溜烟地跑到马路对面烟纸店，手忙脚乱买了一大捆棒冰，急急往回走。可万万没有想到，危险其实已向我逼近。当我的左脚刚从人行道向马路迈步，一辆三轮小型货车像失去控制似的猛冲过来。我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就已经被货车撞倒，顿时失去知觉。据后来目击者告知，货车司机起先并未意识到撞了人，依然维持原速向前行驶，直至路人惊呼：“撞人啦！快停车。”那位莽撞的司机这才紧急刹车。而此时，我早已在马路上被车拖了足足20米，倒在一片血泊之中，脸色煞白；左踝部被撕开一个伤口，鲜血“咕嘟咕嘟”直往外冒。好在“锦园”隔壁便是一家中心医院，有位行人见状连忙用手捂住伤口，将我送至急诊室。值班医师断定，我左腿胫腓两根骨头全部折断，失血较多，需紧急手术。幸亏手术十分顺利，从X光片看，骨折处复位丝毫不差。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手术后，我左腿疼痛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剧烈。刚开始还能忍受，可渐渐连止痛药也无法止痛，只能靠注射杜冷丁缓解疼痛。父母为此忧急如焚。护士出身的母亲凭直觉认定，可能因石膏固定过紧，导致局部压迫，血液循环不畅，有坏死现象出现。于是，在友人帮助下，迅速转院至条件更好的瑞金医院骨科，医生将石膏锯开后发现，左踝部伤口果然如母亲推测，已变成黑色，呈现不同程度坏疽。一位蔡大夫说，若再拖上几天，那条腿或许就无法保全。有趣的是，那位蔡大夫20多年后，居然成为我的骨科学老师。当然，他对那段经历早已不复记忆……

　　童年旧梦遗痕，尽在“锦园”

　　帮助我转入瑞金医院的是母亲的朋友、爱国人士杜重远先生的两个女儿杜毅与杜颖。母亲与杜氏姐妹结缘纯属偶然。杜家也住在愚园路，离“锦园”不足百米。姐妹俩虽相差四五岁，但喜欢穿同款衣服，宛若孪生姐妹。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着装普遍偏素色，她们姐妹俩身着鲜艳服装，走在愚园路上，颇引人注目。母亲曾不止一次与她们在街上相遇，但并无交集。“文革”期间一个朔风凛冽的夜晚，母亲正好在医院值夜班。夜间巡视时，偶然发现就诊大厅里有三个人正蜷缩在玄色大衣里，瑟瑟发抖。其中年长的那位长得有点像外国人，虽有些惊慌，却也气度不凡。旁边坐着的显然是她的两个女儿。再定睛一看，母亲马上认出这对姐妹正是杜家千金，而那位长者显然就是杜夫人。于是，彼此攀谈起来。在交谈中，母亲得知他们的家早已被手执棍棒的“造反派”占领。为避不测，母女三人乘着黑夜，悄然离家躲避。她们原本想去江湾五角场的亲戚家暂避，不想被无情驱赶。万般无奈之际，只得来医院躲藏。同是天涯沦落人，母亲二话没说，就把自己暖暖的值班室让给她们母女仨踏踏实实睡了一晚。次日清晨，她们跳上北去的列车，赶往北京，找到了周总理，这才转危为安。就这样，我们两家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只要我们家有需求，杜夫人侯御之女士及杜氏姐妹总会伸出援助之手，从未有半点迟疑……
　　突如其来的车祸让父母对我的安危充满担忧。为了不让我老在弄堂闯祸，父亲决定让我学习乐器，一来可拴住我，减少玩耍时间，二来将来或许可依一技之长养活自己。父亲酷爱古典音乐，尤其对海菲兹的小提琴演奏痴迷不已，故期望儿子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小提琴家。他省吃俭用积攒下一笔钱，购置了一把小提琴，还专门聘请音乐学院老师来家教琴。无奈我兴趣永远在弄堂里，数月下来，锯木般的噪音终于让父亲失去信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父亲忽然想到可让我姨夫——一位琵琶名家教授琵琶演奏。姨夫不愧为名师，在其悉心调教之下，我的琵琶技艺日渐成熟，能演奏《高山流水》《浏阳河》《土耳其进行曲》等曲子。父母工作繁忙，监督我练琴的重任只得落到祖母头上。每天放学回家后练琴，祖母将闹钟拨至两小时后，直至闹铃响过，方能歇手。如此“高压”，一时间我也只好照办，彼此相安无事。弄堂小伙伴里少了我这号人物，惹是生非的事自然少了些。可他们决不甘心，就在家门口扯着嗓门高喊我的名字。那阵阵叫喊声使我心痒难忍。我眼睛骨碌碌一转，计上心来，趁祖母老眼昏花不注意时，瞬间将闹钟拨快一小时，再装模作样在琵琶上发出各种声响。阴谋得逞，我又得以在弄堂多混一个小时，虽说机关算尽，但闹钟的秘密还是被父母察觉，后果自然不堪设想……可祖母一直袒护我，说是自己老糊涂，弄错了时间。
　　而那时的祖母也的确因慢性肝硬化变得有点老态龙钟，但饮食起居正常，并无大碍。然而，1976年3月4日下午，祖母病情急转直下，出现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呕血，便血不止，病情危急。医生来家看过后也感觉回天乏术。傍晚时分，老人渐渐处于半昏迷状态，往往昏睡一段时间，又慢慢睁开眼睛，四处张望，像在寻找什么人。或许她彼时彼刻最期待远在大洋彼岸的两个儿子能出现在身旁。因为我二叔和三叔1948年赴美留学，之后再也没有返回上海，母子骨肉分别已整整28个春秋。最后，她又一次吃力地看了看围在床边的亲人，长长叹了口气，便永远合上了眼睛。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死亡，但眼睛里却一滴泪也没有，因为那时还不懂得悲伤，只有莫名的恐惧袭上心头。祖父也闻讯急急下楼，在祖母床边端坐良久，面露哀戚之容，一言不发。不知他心里究竟想些什么……次日清晨，到学校，正赶上纪念雷锋活动。喧嚣的口号声与歌声震耳欲聋，但我仿佛被置放在真空之中，什么也听不见。耳边飘过的尽是祖母口中那些古老传说。直到晚上，回到祖母那空空荡荡的小屋，一种无助感弥漫周身，这才哭将起来！
　　如今，时代要翻开新的一页。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一条又一条弄堂轰然倒塌，永远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之中。“锦园”也因为修建地铁，拆掉了沿马路的一排房子，这不免让人感到些许伤感与惋惜。因为，那里留有我们的旧梦遗痕、伤逝情结。作为实用建筑的弄堂本身已显得过于苍老，但我们固执地喜欢她，眷恋她，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住回那梦一般的寂寞长弄，去亲近历史，回味往昔美好生活。
　　弄堂，一种情感的寄托。
　　弄堂，一个温暖的梦乡。
　　但，记忆中的“锦园”，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
　　1.锦园共有砖木混合结构楼房32幢，图为其中一幢
　　2.曹可凡（中）与父母亲合影
　　3.愚园路805弄锦园大门
　　4.锦园老地图显示，这里原来还有织布工场
    

　　（图1、3摄影：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