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温州往事:一个家族的时代悲歌

阅0转02018-08-08

有趣且深度的硬核财经


温州往事:一个家族的时代悲歌


作者:董指导

数据支持:远川研究




1920年初夏的黎明,一阵阵轮船的汽笛声,划破了瓯江水面上的宁静。在这条贯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停泊着一条甲板上挤满人群的客轮,它的出发地是温州,目的地是日本。


瘦小的温州永嘉人陈光,也挤在甲板上的人群里,吃力地向给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们挥着手。这是陈光出生十几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他望着逐渐远去的故乡和亲人,脑海中浮现出“劝郎莫作漂洋贾,海上风浪不可当”的老话,眼角逐渐湿润起来。

 

陈光的家乡温州,是一个三面青山,一面朝海的城市。相传东晋时期,能“撒豆成兵”的郭璞来到这片土地上,亲自设计了一个沿“松台、海坛、郭公”等七山而建的城市,称之为“城绕其巅,寇不入斗,则安逸可以长保


然而,这座美丽的沿海城市,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样富饶。


“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温州,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面积仅为全国的1/4,出现了“平阳讨饭、永嘉逃难”的落后局面。陈光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大伯家里,家族十几口人,仅有二亩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园,起早贪黑,仍不能温饱。

 

 温州农村的茅草屋,1985年,《温州晚报》

 

而一海之隔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快速发展,在1918年又实行了对中国人入境免签的政策,因此,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开始挤上的轮船,前往陌生的日本。只有十几岁的陈光,也加入了东渡谋生的人群。

 

日本并不欢迎中国劳工,而且免签政策规定,入境者必须携带30日元以上旅费或等值商品,因此陈光这些劳工只能伪装成卖雨伞帽子的小商贩入境,还要遭受被称为“包客”的蛇头中介们的盘剥,但为了逃离瘠薄的土地,改变贫穷的命运,这一切似乎都值得。

 

抵达日本后,在同船老乡的带领下,陈光很快找到了同在日本的表叔和几十位同乡,这是温州封闭环境形成的特点:重视宗室之亲和同乡之情。在一个破旧的厂房里,表叔和几十个温州老乡搭出了一个简陋的落脚之地,陈光安顿下来之后,便跟随大家外出工作,大部分是挑煤挖土的体力活


日本企业喜欢用华工,干活时间久,工资却比本土工人低30%,但对于陈光们而言,这一天工资已经可以抵上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因此,尽管日本从1899年就开始实施排斥华工的政策,但华工人数依然稳步上升,在1922年达到了17000人,其中近5000人来自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区。


然而,1923年关东地区的一场地震,给这些劳工们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

 

当年地震为里氏8.1级,东京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造成44万栋房屋烧毁,14万人死亡。日本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极为不满,军部好战分子伺机推翻内阁掌控了政府。为稳定民心,日本军部大肆制造谣言,称中国劳工得罪了天神,导致日本列岛下面一条鲇鱼翻身才引发了这次灾难。


民众的怒火迅速转移,手持刀棒的学生、浪人、军警,四处寻找中国劳工,最终近700名中国劳工被惨杀,其中90%为温州人。陈光住的那座破旧厂房,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数百名日本浪人的围攻。自小机警的陈光,躲在了厂房的地下货窖里,才逃过一劫,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乡,全部在当晚遇害。

 

有幸逃脱的陈光,却没有回到温州,而是跟着幸存下来的同乡一起,途经厦门、新加坡、马赛等地,在1923年底来到了法国巴黎,继续打工谋生,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这期间,洗盘子、扛袋子、拉车子、卖皮夹子,被警察关押、被打掉门牙,甚至被狼犬追咬。对陈光而言,浪漫的巴黎,并不比凶恶的东洋更温柔。


1958年,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的法国摄影师亨利·布勒松来到中国,用35毫米相机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照片随即在法国华人圈里引起了强烈反响。陈光在法国的积蓄并不多,但他时刻惦记着国内的穷亲戚们。于是,他准备了一些钱和一封信,托人从法国,途径香港,带回了温州。


红色中国,Henri Cartier-Bresson 

1958年 ,LIFE杂志


在给伯父和堂兄弟们的这封信中,陈光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的无奈、逃离日本的凶险、寄居法国的辛酸,并在结尾嘱咐道:“人一定要拼,哪怕生为草绳,也要做绑螃蟹的那根。”


常年的劳苦导致陈光的身体越来越差,不舍得花钱住院的他,在1960年孤身辞世。在离开这个世界时,陈光并不知道,他给亲戚们寄的钱,在那个计划管控的年代,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那封信,却给伯父一家造成了无尽的麻烦。


他更没预料到的是,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会以一种无比惊人的强势,登上中国经济舞台。




01

 



就在陈光往老家寄信的1958年,他的堂弟陈明正经历着人生的第一次风波。

 

两年前,号称“永嘉三杰”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这一政策大受农民欢迎,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于是,1957年李云河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调查报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成为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已经做到乡党委书记的陈明,对包产到户政策非常赞成,更是在辖区内积极推进。陈明小时候虽然贫穷,但是也很爱读书,而对于本土的“永嘉学派”更是颇为推崇。因此,他常常鼓励自己的儿子陈谢国用功读书,以开启老陈家的仕途之路,发扬“经世致用”的传统理念。


然而,一张针对李云河和包产到户的大字报,很快将众人的热情浇灭:“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人民日报》也旗帜鲜明地点名温州方案,“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于是,李云河在干部会议上被划为右派分子,陈明也被免职,成为了批斗对象

 

李云河的倒台给刚起步的温州经济带来了重创,而这只是国家工作重心从经济调整到其他领域的一个开始。1966年,陈光从法国寄回来的那封信,被前来抄家的群众搜了出来,成为了右派陈明一家“通敌叛国”的证据,将其拖入了无底深渊,已经在县城单位上班的陈谢国,被押回农村劳动改造。


三年后,陈明离开了人世,陈谢国也彻底陷入了对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里,叔父陈光的经历和草绳的比喻,总会给他一些勇气和耐心,直到1977年,终于有一股暖风,让他重新兴奋起来。

 

1976年,国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动荡,第二年,邓小平恢复了高考,成千上万学子奔走相告,而温州金乡镇的群众们,更是群情振奋。金乡是商标的生产基地,早在明朝就有产品远销东南亚。恢复高考后,金乡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么多大学要招生,肯定缺少足够的校徽。


金乡商标,1992年,《温州晚报》

 

于是,只有8万人的金乡镇,涌现了700多家商标厂。宣传资料通过“三分钱”的邮票送往各地,产品则被跑断腿的供销员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收入达到了100万元,销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


没钱办厂的陈谢国,也加入了供销大军,当他身上别满了各式校徽,在各个大学的办公室里进行推销时,仿佛挂着功勋的战斗英雄。

 

次年三中全会召开并确定了改革方针,一些省市还在疑惑如何推进的时候,尝到甜头的温州人已经热情迸发。而此时的中国也处于物资奇缺的时代,螺丝、纽扣、线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应求。于是,“针头线脑”的温州人,全家出动,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

 

小商品的“流通差”成为了温州人的第一座金矿。温州民间出现了这批潮流的代表人物:“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


八大王成为领域的带头人,开工厂、招工人、或买轿车、或盖洋房,财富效应激发着更多的人丢田弃船,倒货开厂。


陈谢国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资源,接到了世界杯纪念章的订单,准备自己办厂大干一场。不少法国华侨纷纷联系到他,即使不回国也希望向他汇款做股东,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信用文化。


然而,晴天霹雳突然来袭。1982年,中央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八大王被树立为“投机倒把”的反面典型,相继被捕判刑。其他个体户也逃的逃、抓的抓,七零八落,陈谢国也停掉了工厂建设。这段时间,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1.7%。

 

幸运的是,“打击”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私营经济,而是那些“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被腐蚀了的干部”。随后,邓小平对安徽“傻瓜瓜子”也作出批示,“就那么几个人,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让人家搞一搞有什么可怕的。”这为私营经济打了气。

 

因此,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陈谢国和其他1200多位“资产主义尾巴”,被邀请到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陈谢国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鸿门宴”,他和几个朋友打招呼告别,还特意让家人准备了住“号子”用的脸盆和被服。


出乎意料的是,当天他不仅与市委书记袁芳烈“平起平坐”,还被邀请上台做了发言。会议结束后,陈谢国找到袁书记,希望把领导“讲话稿”带一本回去当证据:“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定了心,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

 

政策的暖风频频吹来。1984年八大王相继平反出狱,1985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盛赞“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解放日报》也刊登了“家庭工业看浙南”的头版文章。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更加释放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决心。而这期间,温州人的商业荷尔蒙彻底激活。



《解放日报》,1985年5月12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消费者缺商品,生产者缺资金。而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支撑下,如鱼得水:发现机会、亲友集资、加足杠杆、快速复制、垄断行业。小小的温州,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享誉中国。而这背后是几千个生产基地、十万个家庭作坊。

 

在得到时任副总理的万里批示“大胆试验,中央支持”后,1986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试验区,温州人“勇于突破、敢为人先”的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展现得淋漓尽致,比如:

 

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进不了城,于是就集资建了中国农民第一城:龙港;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就包飞机,开辟航线,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苍南县天龙包机业务公司,吉祥航空(均瑶集团)的前身;


国有银行贷款难度大,流程长,于是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方兴钱庄(开业第二天就被国有银行抗议,被迫转入地下),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鹿城城市信用社;而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成功改制为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

 

尽管出现了以“杭州武林门焚烧温州皮鞋”为代表的产品质量信用危机,但也不能阻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大风中,顺势飞奔的温州人。温州GDP从1978年的13亿,飞速发展到2000年的822亿元,位居浙江省第三。这一阶段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得到了良好的诠释,也吸引了英国BBC前来拍摄了纪录片《通往财富之路》。

 

陈谢国的事业,也从三五人的小作坊开始,不断壮大。凌晨两点工人下班后,陈谢国躺在车间的地铺上,看着身边的机器,想着陈家经历坎坷的那些先辈们,不禁感慨:时代真的不一样了,真好。


时代可以成就一代人,也可以毁灭一代人。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留给陈谢国这些实业老板们的好日子,并不多了。

 



02

 



1995年,陈谢国的工厂已经达到了1500人的规模,前辈的海外关系、产品的高性价比,为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货车在路边排成一列,司机在车厢里吃睡。产品刚下装配线,就立刻打包发货。连年出口创汇在2000多万元以上。当地政府非常高兴,于是,工厂门前的路也改为了谢国路。


然而,到了2002年,陈谢国的工厂,在利润连续三年下降后,出现了首次亏损。

 

邓公南巡的十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不再是物资匮乏的时代了,质量超越价格成为了消费者考虑的主要因素,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品竞争激烈,这也是温州工厂普遍面临的问题。

 

鼎盛的打火机行业,在1992年足足有3000多家企业。一年多后美国对打火机实行儿童保护法案(要求增加防护开启装置),导致一半以上企业关门。而到了2008年,则只剩下100多家。当年号称“打火机配件一条街”的信河街,也已经成了卡牌娱乐的聚集地。

 

样式老套、环保要求成为公司产品的两座大山。而为了改善局面,陈谢国经常开着自己的桑塔纳到50公里外的茶山,去旁听城市大学里的经济课。在课上他得知了提高利润率的两个措施:产业升级生产高利润产品、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

 

然而,以家庭作坊为主的温州,并不具备升级的产业配套。高校稀少,也缺乏技术人才,第一个方案只能被忽略。而自己的儿子陈继兴管理方面是半吊子,并不愿意继承父业。


陈谢国也曾聘请过职业经理人,但厂子里的亲戚也总会排挤外人,因此,即使“50万年薪+奔驰车+提成”的天价待遇,也没能招来金凤凰。


幸运的是,陈谢国很快就发现摸索到了提高利润的第三个措施:投资其他资产获取价差收益。

 

1998年,为了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务院决定将房地产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来推动房产改革。

 

和喜欢追政策热点的温州老板一样,陈谢国也用原本计划购买原材料的资金,购买了鹿城区两处房产,结果一个月便实现了20%以上的上涨。有点吃惊的陈谢国快速出售了一套,但十天之后,当他决定以高于售价10%的价格,再重新购买一套房产时,他意识到:实业的路,回不去了。

 

房地产商开始在一片片空地上挖坑建房,大同巷、中山桥、解放电影院等等相继被拆进行改造。


但这些建造速度,俨然跟不上一叠叠插着翅膀从实业狂飞而来的钞票。温州房价快速翻倍,进入了只买不卖的锁仓模式。陈谢国找到了一位在政府某部门任处长的朋友,才买到了一个新楼盘的楼花。


到了2008年,象征着顶级土豪的绿城鹿城广场开盘时,处级别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时,投资地产上瘾的温州老板们,突然发现,500公里外的上海正在闪闪发亮。

 

2001年,《温州晚报》组织了150多个温州人,坐满了三节火车厢,专程到上海买房,时间特意选在了8月18的吉利日子。陈谢国也在看房团中,他们在上海受到了热烈欢迎,三天买下了100多套房子,豪甩5000万元。


回到温州之后,陈谢国越想越觉得买少了。于是,两个月后,一列列专机又将温州人送到了上海房地产市场,6800万、8000万、1.2亿,不断扩大的交易额一次次刷新人们的眼球。



温州购房团,2001年

 

温州购房团也开始扩大自己的版图,北至哈尔滨,南至三亚,西至重庆,东部狂扫海岸线。“将全国楼市当做满汉全席,逐一品尝”,“把买房当做买菜,出手利落”,成为温州购房团的宗旨。而购房团的成员也从企业老板,扩大到了公务员、普通老百姓。

 

温州购房团的战果颇丰,所购房产价格不出半年就能实现20%的上涨,有些甚至可以达到年化200%的收益。快速上涨的房价也为温州人带来了“炒家”的恶名,受到不少普通大众的抵御,但却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们亲切称之为“价值发现者”


商户抵御温州炒房团,2011年

 

财富迅速增长的温州商人们,从大蒜生姜到原油螺纹钢,把“炒”字发挥到了极致,而最著名的战场莫过于“黑金”:煤炭。

 

上世纪90年代,不少温州人到山西下矿井挖煤,但经济下滑导致煤炭价格持续下跌,一些小矿主付不起工资,便将矿井抵押给了包工头,这成为了温州商人和煤炭打交道的契机。


早期的温州煤矿老板苦不堪言,两年亏300多万。一直熬到2000年,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回本用了半年,翻倍用了四个月。回首这段往事时,一位老板总结道: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赌博式的死扛。

 

赚钱效应像磁铁一般,快速吸引了温州商人的钱币,几年间,400多户家庭携带30多亿元,在山西省承包了300多个中小煤矿。在忻州原平市,有80%以上的煤矿都被温州人承包。


而2001年,陈谢国在送给某县长一辆帕萨特之后,也以200万元的价格拍下了一个破产的煤矿。他估测该煤矿价值千万,而事实上,不到一年,他再转手时就达到了2000万。

 

2003年,温州煤矿主开始向有关方面报批成立“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这个消息给温商们注入了一剂加大煤矿投资的强心针。


2004年,陈谢国联合几位朋友合资了1亿元,又从民间以年化20%的利息,借贷了2亿资金,一口气拿下一个县70%的小矿场,以便于联合维护价格。他们打算价格升50%便将矿厂转手卖掉,这样本金回报就可以达到10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10月,山西出台强制政策,计划在2005年底,将年生产能力小于9万吨的小煤矿全部淘汰,而这些煤矿90%都被温州老板承包。慌了神的温州商人们只能一边联合起来和政府协商,一边忍痛撤退。


几个月后,浙江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公布了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温商买煤矿是投资,而非投机,煤炭价格上涨来自于能源需求,而不是联合抬价。但这份文件并没有任何作用,陈谢国不得不降价30%将煤矿转手,最终本金几乎损失殆尽。

 

这一次的失利,让陈谢国深刻感受到了杠杆的威力,痛入骨髓,终身难忘。


因此,2008年,当他面对各种贷款优惠引诱时,果断折断了银行递来的橄榄枝。当时,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中国为抵御冲击,双管齐下:财政部出台了四万亿刺激政策,央行5次降息3次降准,灌溉放水。

 

当年,一波波不同银行的信贷人员踏破了陈谢国的门槛,希望其从银行申请贷款,金额可以超支,利息可以下调,用途可以更改,只用丢个平台公司过来就可以等钱到账。无论哪个条件都足以让陈谢国感受到帝王般的待遇。


因此,为防止自己把控不住,贪欲再起,陈谢国专门请人在一个四方的纯金卡片上,打磨了四个大字“不要贷款”,并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时被朋友传为笑料。

 

陈谢国朋友老叶的公司总资产仅有1亿元,但是通过银行贷款了1.5亿元,资金以承兑汇票(必须有实际贸易活动才可使用)的违规形式陆续到账,老叶准备用这笔钱来搞房地产。


老叶联合几个人拍下了温州市鹿城区一块土地,实际可用面积像个六边形,不算利息,只算土地、建安和税收,总成本就已经高达3.8万元/平米,而当年温州人均收入为3.2万元/年。但老叶丝毫不惧,毕竟该区域的房价是5.5万元/平米。

 

开发商和购房者很快进入了一个赛跑怪圈中。房地产商不少钱来自于民间借贷,而购房者又多为放贷者。高额的利息让购房者有了虚幻的购买力,而为了支付高额利息,房地产商又不得不继续抬高房价,而高房价又给了房地产商虚幻的高利息支付能力。

 

2010年,国四条、国十条、九二九新政等一轮轮房地产政策开始出台,2011年国务院继续加码政策压力,而且央行也开始释放重磅炸弹。截止2011年7月,加息3次(2010年以来共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2010年以来共12次)。


温州房价在2011年上半年迎来了快速凌厉的上涨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转头向下,套人无数。温州楼市的氪金标志绿城广场,从巅峰的10万/平方米跌回到了开盘价4.5万/平。机场大道上的富人区香缇半岛、中梁府,从每平方米六七万元跌到了3万元左右,直接腰斩。


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规模达到了3000亿元,利息也在15%以上。这些钱,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一部分流向只有几个点净利润的实业,还有一部分在被借款人挥霍。而随后爆发的江南皮革厂黄鹤因赌债破产跑路,波特曼咖啡经营不善跑路,这些单一事件成为一桶桶燃油,倒向了信贷危机的火堆,导致最终“火烧全城”。

 

当年温州地区银监会公布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5%,远超平均1.5%的水平。但实际上不少银行不良率达到了20%。温州金融机构的求援电话,很快就打给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央行指示浙江相关机构出台解决方案。两个思路很快形成:一个是紧急救助,用钱摆平;另一个是不给钱,但是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

 

一番讨论后,央行计划给予600亿有条件的资金救援,但消息刚开始吹风,立刻遭到舆论的指责,“用公共资源救助私人老板是不道德的行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就应该承担倒闭后果,实现自然淘汰”。


于是,沉默和放弃,成了政府最佳的选择,温州金融行业开始硬着陆。


风波结束后,整个温州银行业统计亏损金额达到了1600亿元,而民间信贷亏损额也高达百亿元。大而不倒,对于做小商品的温州民企而言,遥不可及。

 

陈谢国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跳楼、跑路的消息:借钱的老板,互保的企业、倒钱的中介、出钱的普通人,人人自危。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时,他都会脊背发凉,若不是自己早年吃了亏控制了杠杆,肯定会成为其中一员。


2013年,陈谢国接到了老叶的电话:“兄弟,我要跑了,欠的不多,但是没信心再还起来了。2009年逼着我去银行借钱,2011年又开始逼着我还钱。政策的短线操作比温州人都快,真是被搞死了。”

 

心力交瘁的陈谢国打算彻底退休,他希望儿子重回实业,把工厂再办起来,但儿子没有应承,陈谢国也知道,孩子的选择没什么问题,现在再做实业,已经是死路一条。


这些年房产价格高涨,导致人力成本大幅上升。没有了劳动力红利的温州,又赶上了2005年之后的人民币升值,出口业务再遭打击,建个工厂做实业,等于用打火机烧钱。

 

放弃实业的陈谢国,每天傍晚都会在自己工厂前的马路上遛弯。走在这条路上,他时常回想起父亲带着他下地干活、自己背着产品到处推销的场景,而他脚下的这条路,以前叫做谢国路。

 



03

 



陈谢国的儿子陈继兴,虽然没有接老爸的班,但并没有闲着,他正在跟朋友琢磨着一些“大投资”。在2011年的一个夏天,在香格里拉的V8包厢里,他们一边嚼着鸭舌,一边听着密友小胡的口若悬河:


“目录大王可是咱们温州人,这比马云搞中国黄页都早了十几年。但现在你看看,一个默默无闻,另一个成为了世界首富,这差距就是科技的力量。我们温州人要在科技领域大发威风。”

 

陈继兴们连连鼓掌叫好。他们几个人吃九山湖冰淇淋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也算世交。小胡去英国镀了层金后,被老爸叫了回来,陈继兴则在温州大学过了四年,另外两个朋友则高中读完就到了家里厂子里帮忙。继承父业,成为了他们共同反感的话题。

 

小胡的想法激发了大家的热情,而且作为英国回来的最高学历者,毫无疑问成为了项目带头人。大家当即掏出手机,一共往小胡的账号里转了100万,用于科技公司筹备开支。随后便举杯相庆:“超越父辈,来来来,干杯!”

 

不到两周,公司便注册完成,1000万资金也即刻到位。办公室选在了新城大自然写字楼,寓意新城新气象。8楼整个一层,装修也高档,拎包即入。上个租户是家贸易公司,亏了两年后,关了工厂、关了公司,打算提前养老了。

 

公司成立用了两周,但是招聘却用了大半年,依然无所收获。毕竟居民高房价、城市低规划的温州,难以留住人才,更不提科技相关。2012年,温州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毕业回乡工作的比率不到60%,随后几年更是不断降低。而温州大学的外地籍大学生选择在温州工作的比率也仅15%左右。

 

陈继兴几个股东并都不懂技术,小胡也只是自诩为“战略大师”。一拖两拖,英雄气就短了,科技项目就只能暂告一个段落。毕竟这些钱对陈继兴几个人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于是,场地照常租用,几位股东隔三差五在公司吃吃火锅喝喝茶,继续寻找下个财富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悄然而至。

 

2013年,互联网金融在科技大潮和政策鼓励下,平地崛起,p2p席卷大江南北。虽然挂着科技的外衣,但找钱卖钱赚差价的业务模式,不过是温州“抬会”的孙子辈。对熟悉这种套路的陈继兴们而言,也是轻车熟路。

 

2014年,陈继兴在杭州注册了一家P2P公司。吸取了上次招聘经验,他们分别在杭州远洋大厦、上海金茂大厦和温州财富中心,开了三个办公室,都是当地的金融CBD。杭州有技术、上海有名气,温州有资金,用小胡的话叫做一体两翼,而扎台型是玩金融的硬实力。

 

不到一个月,技术人员招聘完成,网站上线,公司快速投入运营。资金方面,通过招募了一百多人用电话、网络来寻找资金储户,甚至请了一些外国友人来包装科技项目。而项目源则基本是身边的朋友、亲戚公司。有时也会虚拟几个项目,空转几圈,到了2015年,这些钱大部分流向了股票市场。

 

高大上的形象,高额的预期回报,让陈继兴的公司坐上了一台喷射机。第一个一百万流水,用了两个月,第一个千万则用了两周!公司顶峰时期的日流水更是近亿元。


陈继兴和朋友们时常感慨,“我们成功了,这是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成就,还是炒钱赚钱快”。陈继兴也开始寻找一切炒钱的机会。很快,一本《通向财富自由之路》成为了他每天必读之物,新的业务规划也逐步形成,那就是:区块链。

 

2017年的一个下午,市区的一个居民楼内,五十多号人围坐在四张餐桌上,桌上摆着血蛤、猷蜢,鸭舌等地方特色美味。一位妙龄女子激情四射地演讲着:

 

“区块链,是一个颠覆人类的发明,这是继互联网之后最大的一次浪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我们的币,不仅是个全球通用的钱币,更是一个生态圈,一个帝国。现在加入我们,拥有币,你就是开国元勋,你就能享受百倍万倍的增长!

 

为了增加可信度,妙龄女子又追加了一句:


我特别希望我们是个传销组织,这样你们都是我的下线,但很可惜,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希望将财富机会传播给更多亲密朋友。”


众人掌声雷鸣。一个五十多岁男人想继续询问买的是什么,但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欢呼称赞中。


这样的饭局几乎每天一场,列席者有市区的,有周边县区的,也有从四川组团过来的。有人带着几百万全部积蓄,有人带着几十万的银行贷款。除此之外,陈继兴和朋友们也四处演讲,几个老板也开始合力拉升币价。两个月不到,便收获了250%的涨幅。

 

陈继兴在高位快速卖出了手中的大部分数字币,但他并不打算全部撤出,相反,他计划在下跌一段时间后再买入托市。陈继兴的算盘是,好不容易有个新市场,要好好培养,走可持续发展的路。不过正准备大干快上的时候,他以前日赚斗金的p2p业务,却遭遇了危机。

 

2018年,温州瑞安人卢志建、卢立建兄弟突然跑路,引发了一场P2P行业大地震。卢氏兄弟几年间大肆投资了十几家P2P平台公司。他们在跟这些p2p平台谈判时,估值慷慨不还价,资金到位不拖拉,基本不要求利润对赌,仅有一条限制,就是:卢氏家族的公司,可以在投资的p2p平台上来融资。


按照风控要求,股东自融是不允许的,但卢氏兄弟投的这些p2p公司的老板,本来就计划找机会卷钱跑路。没想到,他们还没开始收拾包袱,卢氏兄弟就携带着各个平台借来的百亿资金,出国撒欢了。

 

由于投资者的挤兑,陈继兴的p2p公司也遭受了损失,所幸规模不大,还不至于跑路。但是他也不得不掏出在币圈赚来的利润,弥补公司的亏损。当最后一笔资金汇入公司账户后,陈继兴猛抽了一口烟,吐出了四个字:“MD,骗子


但陈继兴追逐财富的脚步并没有停止。2018年初,一位朋友告诉陈继兴,有渠道可以见到温州老乡谢世煌,马云的创始合伙人。但陈继兴摇了摇头,因为他要赶着去参加一个币圈的顶级大会:温州商人筹划参加EOS的全球节点竞选。

 

陈继兴并不认为温州可以拿下节点,因为需要的技术支撑太复杂太专业了。但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此,在开往会议地点的路上,陈继兴到银行办理了抵押手续,一笔笔贷款打入自己的账户,几年前的父命早已抛之脑外。

 

随后的几个月,EOS经历了一波凶猛的过山车行情:从4月初的40元,一个月便涨到了140元左右,两个月后又下跌到了50元,在这个过程中,陈继兴收获的是财富,还是懊悔,不得而知,就如温州商人未来的路一样。



04

 


1972年,电影《教父》横空出世,18年后《教父3》上映,整个系列完结,并在美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极为浓厚的一笔。电影讲述了柯里昂家族横跨近百年的黑帮历史。

 

第一代教父维托,迫于生存不得不选择了暴力这条路,但依然时刻努力去维护了自己还算和睦的家庭,担负男人的责任


第二代教父迈克,获得了更大的权势和更多的金钱,却不得不面临兄长的决然背叛、妻子选择人工流产后的离去、以及女儿为掩护自己而中弹死亡的种种家庭不幸。


第三代教父文森特,还没有登上权力王座,就已经将老教父教导的男人责任、家庭理念抛之云外,一面和女记者幽会,一面为权力而追求迈克的女儿。

 

时代变迁是每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巨浪,黑帮也如此。而“三代魔咒”也似乎成为了逃不开的巨网,温州陈家三代人也是这样。


第一代人忍受漂泊之苦却终究没有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第二代人将一把厂房钥匙换成了一串房门钥匙,第三代人则把一串房门钥匙换成了一串电子秘钥。不同钥匙开不同的锁,不同的锁,则守护着不同的财富。

 

和陈家三代一样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发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弄潮于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迷失在荒诞的P圈和B圈。


2015年,温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善于捕捉政策机遇的温州,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而所谓温州模式,是中国崛起的特定历史进程和温州人敢于拼搏的奋斗精神的结合,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难以复制和重现。


然而,从“信用杠杆”到“信用破产”,从“草绳精神”到“炒作之王”,再到被唾弃的“温州帮”,温州商人们的身份变化,也像曾经的经济奇迹一样,日异月殊,变化无端。


但从筚路蓝缕,到实业困境,再到投机风起,这究竟是温州商人顺应了时代,还是代表了时代,还是辜负了时代,这其实是一个需要中国经济来统一回答的问题。

 

全文完,本文的撰写,得到了众多温州朋友的鼎力相助,在此表示感谢,文章中的主要人物,均为化名。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请顺手点个赞吧~


参考资料:

[1]. 温州模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史晋川

[2]. 温州评判,胡放松,方韶毅,刘旭道

[3]. 温州资本干的就是和你不一样,周德文

[4].《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郑乐静

[5]. 由温州模式到温州人模式探析,包松,陈湘舸


来自:德华11111  > 经济
举报
[荐]  原创奖励计划来了,万元大奖等你拿!
猜你喜欢
类似文章
温商自述:温州遭遇的不是金融危机是信任危机
要救温州,就先救救它的良心!
【深度】温州经济“危”云渐散 复苏仍需两三年
中国民营之乡的老板们还会跑路吗?
“江南皮革厂”的老板们还会跑路吗?
温州煤老板的命运
更多类似文章 >>
生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