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士庶人等重其人、读其书,众多文献记其事,乃是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利玛窦的个人魅力,晚明社会的和谐氛围,以及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是这一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原因。利玛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本质。
关键词:利玛窦;利玛窦现象;晚明;西学
利玛窦是晚明时代的知名人物,经、史、子、集皆可见到利玛窦的丰富信息。作为开启中欧之间直接的、成规模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文化交流的主要当事人,利玛窦赢得晚明士庶各阶层的好奇、好感与推重。如此众多的晚明文献与士庶人物聚焦一位来自欧罗巴的外国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是前所未有的。频频为人瞩目的利玛窦也逐渐由一个来华耶稣会士,异化为表征西学的文化符号,代表欧洲的形象大使,进而蔚成一种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现象。但目前学界对此现象尚缺乏必要解读。本文试从晚明文献有关利玛窦的记述、评赞入手,就利玛窦现象的表现、成因以及其中昭示的文化本质略陈浅见。
一
二
利玛窦现象之在晚明形成,与晚明时代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社会舆论的良性引导、思想领域的开放包容、利玛窦个人魅力的充分展示以及晚明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密切相关。西学东渐是利玛窦现象的原初推动力,思想社会领域的积极因素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提供和谐氛围,利玛窦个人的独特魅力使其独享殊荣,晚明士庶之搜奇心理、跟风习气又在一定程度上助推利玛窦现象持续走高。
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实质推动者,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反过来又为利玛窦积累起受人推重的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所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其中最具分量的则是晚明时代受到士庶普遍欢迎、蔚为士大夫中间时髦学问的“泰西之学”。晚明士庶对于西学的欣赏、推重与借鉴,西学在晚明时代的升温走俏等相关学术问题,曾是诸多研究者的热门话题,时下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问世,笔者在此不想旧话重提,只想就西学与利玛窦现象之间的表里关系略作分析。笔者认为,西学东渐乃是利玛窦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动力。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歆动士庶,成晚明时代的公众人物,乃在于他所拥有和传播的西方新知。抽掉西学这一本质内涵,利玛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德行高尚、自奉严苛的修士,这与成千上万个晚明苦修者并无二致,无由轰动大江南北。有了西学这一“独门秘器”,利玛窦才能如虎添翼,趁着西学升温的有利形势,一路凯歌,将自己塑造成士庶心中的半偶像人物,演绎成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没有西学的滋养和培育,利玛窦现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与持续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晚明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滋生暗长的危险因素促使一些人去思考和寻求挽救危机的救世良方。西学东渐与利玛窦的到来,不仅使晚明士庶见识了另一种文化的新奇魅力,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别样思考的契机。在西学升温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从西学中寻找可以洋为中用的东西,设想借助利玛窦的力量解决晚明社会的某些问题。从总体上看,晚明时代之社会舆论对利玛窦比较有利。比如在道德修养方面,一些人看重利玛窦恭愨廉退、戒财绝色、不求名利的廉洁生活方式,认为那是一种修德苛严、卓尔不群的大儒风范,理当成为士庶人等回归儒家传统、遏制消除统治阶层自身腐败的典范。又如社会建设方面,一些人对利玛窦有关欧洲太平盛世的虚假宣传信以为真,基于这种虚拟的理想化的欧洲图景,他们主张接受利玛窦的天主教,并以此作为改造救治晚明社会的重要工具。再如历法修订方面,一些人推崇利玛窦带来的欧洲历法,欣赏利玛窦制造的精巧天文仪器,惊叹利玛窦对日食月食的准确预测,视利玛窦为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在利玛窦生前死后,主张由他或以他传播的历算知识来修订大统历法者实为数不少。凡此等等,都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晚明社会虽危机四伏,但思想领域却昂扬激荡,充满活力,并且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倾向。在此倾向下,晚明之主流学派对于西学,对于西学传播者利玛窦,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容和接纳。以“王学”为例,利玛窦进入中国之际,恰逢阳明心学盛行之时。“王学”特有的对代表纲常名教的程朱理学的藐视挑战及其追求个性张扬、洒脱不羁的叛逆精神,使“王学”信徒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少的思想负担去接受新来的西学,这在客观上为利玛窦立足中国和西学的在华传播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实学派坚持经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学风和迷信观念,将利玛窦传入的天文、历算、水利、机械、火器等泰西之学视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用科学,不仅虚心研究,而且引进应用。以经世致用为媒介,实学派与利玛窦实现了学术链接。至于较晚出现之东林学派,也在基督教义与儒学教理之间发现不少相似或契合之处,他们称利玛窦为西儒,把利玛窦当作自己的盟友,并与利玛窦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晚明主流学派对利玛窦的包容、拟同与尊重,为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营造出和谐适宜的文化氛围。
从个人魅力看,利玛窦绝不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外夷之人,他来自欧洲,精通汉语,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善于交际,正是利玛窦的上述魅力,使其赢得晚明士庶的普遍推重,在各阶层中拥有较高声望,这是晚明利玛窦现象得以形成持续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利玛窦是一个来自数万里外的欧洲人,历时三四年,航程九万里,“所历沉沙狂飓,与夫啖人略人之国,不知几许。”如此惊心动魄的航海经历绝对不是晚明士人所曾见闻的。在南昌,因为人们平时很少有机会见到洋人,所以,利玛窦的到来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利玛窦在《致高斯塔神父书》中分析了人们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的原因,认为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是一个他们过去未曾见过的外国人。利玛窦推崇适应性传教路线,华言华服,以西儒自称,“凡我国书籍无不读……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不仅消除了与晚明士庶进行交流的语言障碍,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而且赢得多数儒者的厚爱与钦佩。利玛窦通晓历数,精言天道,宣扬一种比附先儒的事天宗教,能亲手制造天文仪器,又能绘制世界地图,而且拥有过目不忘的超强记忆能力,其渊博学识震动学林政坛,歆动起众多士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玛窦《致高斯塔神父书》指出的人们络绎来访的另两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拥有神奇记忆术和精通数学。尤其是神奇的记忆术,为利玛窦招来大量崇拜者,不少人要求拜他为师,以至于乡试年月,利玛窦常常疲于应付。利玛窦的道德人品在晚明士人中间有口皆碑。李日华称利玛窦为“善人”,李贽称其为“极标致人”,郑以伟称其为“恂恂有道君子”,李之藻则称利玛窦为“异人”、“独行人”、“博闻有道术之人”甚至“至人”。无独有偶,周炳谟《重刻畸人十篇引》亦以“至人”称之。其言道言理,“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不作荒唐漶漫语。”在崇实去虚,推重德行的晚明时代,利玛窦的上述品格无疑是他引人关注的亮点之一,士庶名流在惊呼“异域有人”的同时,对利玛窦的誉扬自在情理之中。利玛窦风度优雅,善于交际。每到一地,总是设法拜会当地官员和学界名人,或参加文人学士的学术聚会,借此与官员士人建立友谊,寻求他们的保护,以扩大影响,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利玛窦介绍的西方世界和他带来的西洋器物也吸引着中国人的好奇目光,他们希望通过与利玛窦交游或阅读利玛窦著作,开眼界,广异闻,获得更多的异域知识。晚明文献关于西洋地理、宗教、科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诸多记录,大多因此而起。
不可否认,晚明学风仍有空疏的一面,一些人崇尚空谈,喜好猎奇;一些人跟风盲从,人云亦云,“好异”之徒大有人在。他们渴望对域外之事有所了解,喜欢以异域奇闻炫耀于人。利玛窦的到来似乎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于是你说我说大家说,你记我记大家记,缺乏理性而又乐此不疲,有关利玛窦的信息才如此丰富多彩。翻开晚明史籍,一些人对利玛窦的记录评赞怪异可笑,一些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原因可想而知。晚明学风士习的这一倾向,虽于晚明思想文化建设有害无益,却在客观上烘托了气氛,助推着利玛窦现象的形成和持续。
三
但又不可否认,晚明利玛窦现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质性推进又暗藏隐忧。由于利玛窦的特殊贡献,晚明士庶有将利玛窦异化乃至神化的趋势,言西学者口必称利玛窦,好像西学就是“利氏之学”,天主教就是“利氏之教”,传教士就是“利氏之徒”。但西学毕竟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复杂的庞大知识体系,利玛窦虽贵为晚明西学奠基人,又岂能以一人之微独当整个西学之大。因此,将利玛窦与整个西学等同起来,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那种将利玛窦与西学混一或等同起来的做法,反映出对西学的了解还远不够全面,对利玛窦、对欧洲的认识还远不够成熟。同时,在认知、接受西学过程中,晚明士庶又过分依赖利玛窦,唯利玛窦之言是听,这表明晚明士庶认知西学、获得西学的路径尚很狭窄,渠道尚不畅通,尚未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更有一些跟风趋进者,真叶公,假好龙,猎奇搜异,盲目崇拜,把精力和兴趣放在搜罗有关利玛窦的奇闻逸事上面,不注重对西学内容的实质性探讨与研究,对西学命运也不大关心,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自然于西学东渐无所补益。以上现象表明,晚明利玛窦现象的某些方面,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推进确实存在负面影响。对此应予以恰如其分地分析。
文献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99-105页。文中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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