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彭小莲（1953年~2019年），曾在江西插队9年。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多项嘉奖，其中《上海纪事》曾获华表奖最佳故事片，《美丽上海》获第24届金鸡奖最佳导演。
原题
认识钟叔河先生
我想象中的钟先生，就是这样强大、刚正不阿且善良的老人。他的坚强和感伤，总是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想读明白他，真不是那么容易……
2018年，长沙，钟叔河在家中书房抄录诗词。汪剑摄 《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主编的一套丛书。他把晚清最早走出国门的人写的游记、日记、随笔汇编成丛书出版，以至于像李普这样的老学人、大记者，都会写一封读者来信寄给晚辈编者钟叔河。那是1981年的夏天，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他如此急切地写信，是因为看了钟先生编辑的这套丛书，每一本都有一篇长长的叙论作为正文的补充和导读。 为了这些文字，钟先生甚至得罪了不少人。他白天在出版社编书，晚上回家查资料，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历史背景、人物简介写给读者。他太“努力”了，于是遭人讨厌！钟先生说：“长沙就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外省人’，格局小，是小地方出来的人；所以随便你想做点什么事都极其费力，得费力去说服。”这一写，最短的一万字，最长的四万字。他古文底子厚实，惜字如金，几行字里就蕴含了大量的信息。那时也拿不到稿费，他不计较。因为他实在是在写作中找到了一种乐趣，不仅是知识的乐趣，是因思考而悟、修炼而觉的乐趣。 但是，有的主管和领导就不高兴了：“我们不赞成搭车发表编辑自己的文章。”可是不写，现在的读者怎么读得懂这些旧文啊！要想赶紧把书出版，又不能跟他们有争议，钟先生会动他的小脑筋，把每一篇的叙论以笔名发表：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钟叔河倒转）、金又可（钟叔河之半），他实在不想制造“搭便车”的嫌疑。钟先生说：“我从来不习惯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察言观色，先意承志。领导想要出什么书我就出什么书，那我办不到。”于是就有了特例，钟先生自己选题，自己找书，自己编辑，自己加工，自己写前言后记，自己设计付印。他大声地告诉所有人：“一句话，这是借前人的书讲我自己的话，是我自己的编辑作品。” 当《走向世界丛书》要推出的时候，有的人又有意见，说是“一年最多让你出四本”——听听，“让你”，显然是不喜欢他的积极态度，让你出书，已经恩赐你了，怎么还想多出？钟先生是否表现得有点“出人头地”了，他这是在干什么？可是在钟先生看来，一下不推出十本以上，还叫什么“丛书”啊！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书还是陆陆续续出版了，成了那个年代的大事。著名学者李一氓说：“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所见到的整理古文献中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在完成张德彝注的《三述奇》后，在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任教的张德彝的孙子张祖铭，充满感激地写信对钟先生说：“先祖遗物，除送交国家者外，由于众所周知之原因，业已荡然⋯⋯若无先生之努力，先祖遗作恐亦无人能知，湮没于世矣！”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10月 我们的时间在日子里常常是被掩埋了，日历也总是缺页的。寒天岁月，为了补上这残缺的一页，1979年底，钟先生跨出洣江劳改农场的第一步，就踩着残雪去北京图书馆寻找资料，终于寻觅到张德彝八部《述奇》的抄本，其中包括了最有价值的《三述奇》。张德彝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完成一部日记体裁的“述奇”，而他的《三述奇》正赶上普法之战与巴黎公社革命。1918年张德彝去世时，他慎重地把自己的稿本交给了次子张仲英。到1951年，张仲英也觉得自己老了，没有能力保存，干脆将它们捐赠给国家。 北京东北角戏楼胡同1号的柏林寺，寺庙早就不见踪影，没有恢宏的建筑，只有一道旧木门，上面贴着铁皮的小门牌号，它是北京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在北图工作的、西南联大毕业的图书馆员张玄浩老先生的带领下，钟叔河去到了那个地方。仅仅是“西南联大”几个字，就让我们肃然起敬。他看见钟先生寻找卡片时的专注、认真，听说他想出版《走向世界丛书》后，热情帮助，立刻画了路线图，让他赶去柏林寺查找。又怕钟叔河有困难，自己都是上了年纪的人，随后却骑着自行车从老北图赶来。查找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线装78卷本的《述奇》原稿，它们被蓝色布函护封得完整无缺。 柏林寺的工作人员，都带着老舍笔下老北京人的特点，操着最礼貌的语言：“您走啦，走好嘞，您明儿早来！”屋子里没有空调暖气，工作人员的棉裤脚 扎得紧紧的，穿着老式的黑色蚌壳棉鞋，生煤炉烧开水，弓着腰为钟先生倒水。搪瓷缸上的搪瓷脱落了，可是他们把茶叶放进去，冲进滚烫的热水。当杯子上冒起热气的时候，再寒冷的冬天，都被他们的礼数所温暖着。他们有教养、有礼貌且为人谦虚。北方清晨的寒气，透着干冷的清爽，让钟先生记忆犹新，特别是在那破旧的楼房里，藏着这么多珍贵的古书，让人无法不流连忘返。从月坛的北小街招待所出发，横穿整个老北京城，在那些躺着的线装书里，终于为读者寻找到时间，为我们缺页的日历打上了小小的补丁。大早进门，最后一个离开，真的是恋恋不舍！多少年以后，张玄浩先生早已作古，但是钟先生还与他的女儿保持着联系。 难得的《走向世界丛书》，留下了多少老人付出的心血，钱锺书先生一眼就看见了。当他看到每本书前的叙论时，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他都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叫“钟叔河”的，他的古文、国学底子是怎么修成的，但还是觉得文章写得好看。于是，钱先生关照《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如果钟叔河什么时候从长沙到北京，带去他家见见。 钱先生不要见人是大名在外，那些描述是非常仔细的。他家的门上，挂着小链条，敲门以后，门是打开了，但是主人隔门缝朝外看，那小铁链就拉开了主人和外人的距离，多数的来者都被拒之门外。怎么就这个刚满五十岁的钟叔河，他的文章、文字会让钱先生产生兴趣？他邀请钟叔河做客不算，见了面还鼓励他，把那些叙论集结单行本，并表示愿为之作序。序言的开头是：“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为《走向世界丛书》写的文章，就感到惊喜，也起了愿望。”这个愿望就是钱先生给钟叔河的信上说的：“弟素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兹特为兄破例，聊示微意。两周来人事猬集，今急写就呈上，请阅正。” 在年轻的钟先生面前，信笺上，钱先生按旧式礼貌的习惯，称自己为“弟”，也吓了我一跳。多年以后，杨绛先生收到钟先生寄去他的新书时，钱先生已经去世多年。她在回信里说：“他（钱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在这些“名人”的赞美之下，领导们也不再给钟叔河提要求了，那些笔名也得到转正，正大光明出现著者的名字。 等到我阅读钱先生的序言和《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时，已经是二十年以后。无地自容，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在北京读书，却不知道有这样一套丛书，更不知道有一个叫钟叔河的学者。现在，我老老实实地读，读完了以后，又买了好多本送朋友，因为我交的也是一些没有读过这书的朋友，甚至做历史研究的朋友，对于中国历史，我们都缺少基本的认知。真想把微信上的那些小贴图，那个流泪或者是焦虑红脸的形象贴在自己的文章里，一份很深的羞愧感。
左图：钱锺书不肯为人作序，世所共知，却愿意为钟叔河破例。右图：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钟叔河特意购置了纸笔，给周作人写信
朋友认真看完书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她说：“我不同意钟先生说的，这不是第一次中国人出国对国外的描述和认知，早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中国人漂洋过海了。”我一听，觉得朋友说得有道理。这就是我们这些缺少常识、看书抓不住重点的人的“思考”。直到很久以后，我问钟先生这个问题时，他只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回答了我：“是的，这不是国人第一次漂洋过海；但这是第一次，国人用文字记录下了他们到欧美后的所见所闻！” 看完这本书，我开始把钟先生出版的书一本一本买回家阅读。每次放下书，抬头看去，总是看见那个身材魁梧的人，站立在你面前。他踩着左右左的步子，有力坚定，跟随着队伍中一个个挺胸阔步的战士朝前走。我窝在台阶上看书，操场上列队整齐的年轻人，加上那响亮的口号声，让人会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向所有迈着正步的人举手敬礼。人，就是这样被环境感染和改变，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愚蠢，我甚至比走正步的钟先生更有一种仪式感，庄严得匪夷所思。 只是有一天，我站立在钟先生边上与他合影的时候，突然发现他不是那么高大，我的个子几乎快和他一般高。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古文底子那么深厚、对历史有着深切理解的人，曾经也是一个激进、天真，甚至单纯得有点愚蠢的阳光少年。 看了太多钟先生的书，实在忍不住想给他写信，因为钟先生不也是那种会给作者写信的读者吗？一次一次跟朋友叙述着，我从他文章里看来的故事。 被打成“右派”的钟先生在长沙城里拉板车，一天就是那么几毛钱的收入。有一天歇脚的工夫，他在街头的旧书摊上，看见一本书《希腊的神与英雄》，随手拿起来读。读着读着，不仅忘记了劳作的辛苦，那文字的韵律，还有那种境界，竟然读出了仿佛周作人的气息。他把一天拉板车的收入全部付上，买下这本旧书，作者叫周遐寿。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问朋友，朋友也不知道，于是让朋友给出版社写信。出版社很负责，他们把信转给了作者。谁都不会想到，作者回信了，这才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 我不断跟朋友说这个故事，说得越来越细节化，以至于我甚至看见钟先生拉板车时，满身满脸的汗水，衣衫不整的样子。我自己都被这个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谁都没有想到，周先生在天之灵也不会想到，三十年以后，正是这个拉板车的，将周作人的散文集，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集结出版。这个板车夫是怎么完成的？我常常会想，如果拍成电影，要下怎么样的功夫，才可以将这个充满戏剧化的故事让观众信服？这灵魂上的交流，会给予观众什么样的冲击啊？当时间、生命和死亡在一条平行线上拉开的时候，远在天上的周作人会有这样的期待吗？生活里，原来并不需要那么多传奇，幸福的生活应该是平庸的，而他们这些大师，为这些传奇付出了残酷的代价。 直到有一天，我跟钟先生对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说：“你说我有学问，我连周作人的笔名都不知道，我哪里有什么学问啊！” 跑旧书店是钟先生的一大嗜好。他说，当了“右派”以后，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因为没有人没有单位管了。那个被我描述成用“一天拉板车的钱换来的周作人的书”，是我感动以后杜撰出来的，但也不完全是我瞎编，一定在哪里看见过这情景。直到重读钟先生《小西门集》才知道故事原貌：他不是在马路上歇脚，也不是在地摊上，而是在旧书店，看见了周作人的《苦竹杂记》。那会儿旧书店里的书一般都是三毛钱一本，但是这本书开价竟然是五角。他拿不出，转身就跑到隔壁的旧货店，毫不犹豫地摘下头上惟一像样的呢毡帽，人家说：“这帽子也就值一块钱，回家拿户口簿去吧！”他着急，怕回家以后这本书就被别人买去了。他说：“帽子，就作九毛钱卖给你吧！”因为一元以下的旧货，是不需要户口簿的。书，总算是买到了。 现在，钟先生手上不仅珍藏着周作人的书，还有他家的地址。于是，距离上次写信五年以后，1963年11月24日，他又给老先生写去了一封长信。那已经不是读书的年代了。钟先生依然在拉完板车以后，灯下读着周作人的书。为了给周作人写信，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这个手无寸纸的“劳动人民”，特为跑到家对面的小店，买了几张一面光洁一面粗糙的纸、一小瓶墨汁和一支最低廉的羊毫笔，用老式竖写的格式，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并且得到了先生的回复。 那时候谁都不会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现在说给人家听，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钟先生没有向周作人做任何解释，只是说自己“迫于生计”，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周作人没有询问，而是给他回信。在那个年代，他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处境，因为这多少是有点危险的；但是在筹备出版《周作人散文全集》时，他和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常联系，有次周丰一发现了近三十年前的钟先生去信的手迹，复印以后便寄给他了。他在信中写道： 从三十年代我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中国的文章⋯⋯我一直私心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所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妇人小子，爱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余年来，中国充满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而公道自在人心，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敢对先生有何怨责，不幸的只是先生数十万言为之剀切陈词的那些事物罢了。
一封长信，在那样的年代，给这样一个被认为是汉奸的，写了如此深情的信，他就不惧怕？这让我困惑了很久。 有一天，在我父亲彭柏山留下来的旧书里，发现一张读书卡片，日期也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第20页上，他同样是抄下周作人的句子：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
当我看见这卡片时，背脊同样发凉，手上却湿漉漉地冒着汗水，虽然已经远离那个年代，可是我还是感觉到一种惧怕。我记忆里的青海，总是那样穷困和黯淡，黑夜茫茫之中站立着父亲，看不见他的脸，因为对他我没有清晰的记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在青海的日子里，依然认定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什么他和拖板车的钟先生，在那样的年代，都阅读着周作人的书？那时父亲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可是钟先生才三十刚出头，这些落入人间底层的庶人，怎么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课题？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周围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竞走——这在路克勒丢斯（Lucretius）看来，似是一切生活的象征——里一样：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这里有太多伤心的体验，似乎父亲也是隐没在我的生活里的火炬手，他消失了，走得悄然无声，我没有看见他的遗容。他去世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世上，他最后被发配去河南农学院，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身份。我太小了，不懂政治，不懂父亲。他被置放在楼梯下，一个在生理上就不能抬起头的空间里，面前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改锥和剪刀，他躬着背坐下，整日修补着图书馆里的旧书。不久，他浑身是伤和瘀青，尸体泡浸在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一百天了。1968年7月，我的大姐被通知去认领尸体，我没有机会给他送终。 回头看去，在黑夜里，只有父亲留下的书橱。这成了他传递下来的火炬，没有遗嘱，没有训导，只能再次上路寻找。而此刻，我不愿意看见钟先生的消失，他们这些有学问的人，怎么会落入生活最黑暗的地方？我想知道他们在黑暗中的体验，他们为什么要接过那个火炬？他们看见了什么，为什么还想在黑暗中举着火炬，朝前走向哪里？ 我也给钟先生写了一封信，没有寄到出版社，请求朱正先生将信转去。 很快，我接到了钟先生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头，是我熟悉的湖南话。他叫我“捧（彭）笑（小）脸（莲）”，他说我跟你是半个老乡啊，你祖籍是茶陵人，“文革”中我在茶陵服刑九年啊！隔着电话，看不见钟先生的模样，难以想象一个遥远陌生人说话的样子，但是我忍不住对乡音有一份感动，那种突然冲进我生活里的湖南口音，在提示我父亲的存在；那里蕴含着家庭温暖的气息，同时又散发出那种失去乡音以后的恐惧和陌生，它们混杂在一起，让我有一份倾听的渴望。 钟先生说话是不动声色的，但是幽默得让你接不上话题，他的第一句“认老乡”，就拉近了我和他的关系。我想象中的钟先生，就是这样强大、刚正不阿且善良的老人。他的坚强和感伤，总是不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想读明白他，真不是那么容易。
2017年，钟叔河和彭小莲合影。汪剑供图
突然，我掉过头去，不再继续写下去，恨不能对着墙壁一头撞去，一种羞辱的感觉。丢人啊！我一下想起了2014年的春天，不知道着了什么魔，竟然冒出一个念头，为自己快要出版的新书，写信请钟先生给书名题签。我得意洋洋，写了很长一封信，完全不了解钟先生，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庸俗和无聊。没有，一点意识都没有。我就是那么愚蠢地把信发出去了。
收到回信时，看见钟先生允诺的口气，我就后悔了。他是那么有教养，有礼貌，他并不乐意，但没有拒绝。他说：“不给你写字，显得很矫情，我的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写字的话，就是不要在书名下面题上我的名字，这是你写的书。”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真想回信说：“算了，不用写了。”又让我想到契诃夫的“小公务员”，我变得更加矫情，人家已经答应你了，你什么意思？要和钟先生抬杠？信的末尾，他问我，是横着写还是竖着写。我说，各写一幅吧！很快，钟先生就用上好的宣纸，横排、竖排，各写了两个小条幅用挂号信寄来了。 出版方坚持要在钟先生书写的书名下题签他的名字，我不同意，这是我答应钟先生的条件，我和他们争执了很久，他们说：“没有他名字的题签，就没有意思了。”“为什么没有意思，那么漂亮的书法！”“字写得好的人多了去了。”“我不认识这些人。”“我们要的是钟先生的名字和名气。”一下就点到了我的死穴，难道我当初不也是带着这样的虚荣去要求的吗？现在，只有一个改正的机会，坚持我对钟先生的承诺。最终题签放在了书的内页。 书出版了。我让出版社给他寄去两本以表谢意。我再也没有和钟先生提起过这事，我想，在本质上我是虚荣的，尽管我坚持了原则，但是我的起点就是俗不可耐的愿望。我不好意思给钟先生写信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拖住我的搭档汪剑，任何事情都请她帮助，我几乎有点害怕直接跟钟先生在电话里对话，生怕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又会流露出我的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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