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1985年 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
1985-1988年 保送到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
1988-1992年 国家司法部工作
1992年至今 创建零点调查公司，现任零点调查董事长兼零点前进策略总裁
1997-2000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博士；
2000-2001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大多数人做事情，要不然关注事情抽象或宏观的一面，要不然关注事情具体或微观的一面。
他主持的节目《头脑风暴》
而袁岳的兴趣则在这两个方面。
在大多数人看来，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是很不容易的。袁岳的说法是：“这跟想象力有关系，想象力不是幻想出来的，想象力跟你的生活实践有关系，一个人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又有想象，你既可能会有突破，同时又能得到享受。”
由于有着这样的兴趣和习惯，袁岳也就有了他所说的突破——成立了零点调查公司并成为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小公司；有了他所说的享受——虽不大富大贵，但生活过得不错。
6岁就写成长计划
小时候的袁岳就与众不同。
袁岳从小的理想是当记者或文学家，于是，6岁的袁岳就为自己做了人生成长计划：几年之内写小说，几年之内写剧本，到12岁的时候开始红起来，15岁的时候成为中国著名作家。
袁岳有这样的梦想源于他从小喜欢读书看小说，“我从5岁就开始看古典小说，到10岁的时候已经把《水浒传》、《封神榜》都看了，而且有的书还是繁体字。”
袁岳的梦想并不是只停留在纸上。10岁时，袁岳在物理课上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剧本的创作，写的是鬼故事。结果被老师发现了。当时，袁岳的物理成绩很差，他的成才计划受到了老师的嘲笑，老师在班上向同学们念“袁岳同学的成才计划”，并羞辱地说“就是这个同学物理连60分都达不到，还要做著名作家。”那时袁岳就暗暗地说，“我就要著名给你看看。”于是，袁岳的人生成长计划隔一两年还会有一个更新。
老师的羞辱并没有影响袁岳想成为作家的理想。袁岳还记得考大学那年的作文题是“白杨树要修剪，不然会乱长。根据这个写一篇议论文。”袁岳当时写的是，一个人的人生成长要选择一个目标，不能想太多否则就成不了大器。老师听说袁岳这样写立刻说“你跑题了，别想上新闻系了。”当时的袁岳非常想上复旦大学新闻系，实现自己当记者、作家的理想。
没办法，袁岳开始选择其他专业。当时，袁岳刚看完《福尔摩斯探案集》，就想探案也不错，办多了也能写写侦探小说，仍然是抱着成为作家的想法，袁岳去南京大学读了法律。
其实，后来结果出来了，袁岳并没跑题，语文分数还挺高，他的分数还达到了北大的录取分。
袁岳称他小时候的做法是富有想象力的表现，“那时候总是一边走路，一边想这些事，还把想法画成小地图。”
袁岳说，曾经读书是为了当官，包括写书也是为了当官。“可能是因为生在农村，学而优则仕。”于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的袁岳本来有留校当老师的打算，但由于自己发表论文多，遇到司法部领导选文秘这样一个机会，“想想靠领导近也是不错的选择”就去了司法部。
年纪轻轻的袁岳在机关是个“另类”，“别人总是想怎么升职，我却总想帮着领导成长。”由于有这样的想法，袁岳为领导写稿子总想讲些新的东西出来，结果发现越是这样干越是遭领导批评，还总是得到“就你想法多”的评价。
虽然没有实现“帮着领导成长”的“理想”，袁岳并不失落，还是找到了工作的乐趣，袁岳开始研究他周围的人和事，并写工作日志。
袁岳很早就喜欢研究，尤其是在读硕士的时候，虽然那时他仍然读的是法律，但“我那会儿学法律已经跟别人学的不一样了。别人更多的是背条文。我学的时候有两个趋向，一是研究法律到底说明了什么，是法哲学的概念。另外一个趋向是实践生活，我那时非常喜欢做社会调查，每个暑假都做，比如，人为什么自杀呢？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后来就养成了习惯。这也使我的兴趣偏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偏于抽象的，思辩的，一个是偏于具体事物的观察。这点对我现在从事的工作很有帮助。比如，今天我的一些同事写一大篇报告，我用5分钟就能看出里面实际说明了什么。”
当时，袁岳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在机关最多只能呆5年。
“在机关里呆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人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有的人是当官的材料，能委屈自己，能配合领导，这样的人适合发展。不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最多呆五年。五年之后一个人就没锐气了，不想变动了，而且还会被房子吊上。机关规定说，五年有机会分房，你想我都干了五年了，快分房了，我不走了。可能耗到8年才分房。分到房，单位说了，5年之内不许走，这一下就13年过去了。刚说可以走了，单位说了满了十年可以分大房，你就被房子扣上了。本来你还有什么理想，最后，你变得为房子而奋斗。”
袁岳认为，一个人再干5年，房子是可以挣来的，青春和理想是挣不来的。在资源分析时，要分析哪些资源是可塑的，哪些资源是不可塑的。如果你非要挣那个不可塑的东西你的代价太大。
袁岳要离开司法部时刚好干了四年半。
最初想过开饭馆
袁岳平生有两大快事：吃与研究。于是，袁岳离开司法部后的两个方向是，留学和开饭馆。“两件事我都做了，结果由于司法部不放人都没做成。”
袁岳尤其还记得他准备开饭馆的事。1991年，袁岳在京城军事博物馆附近寻到了一处开餐馆的所在。当时，袁岳的构思是这样的：该餐馆将汇集全国各地便于携带的风味小吃56种，每样品尝一点只需花15元钱，可以外卖也可以带走。后来又按种类多少分设了3个档次，56、36、25以满足男女老少的不同需求。甚至连商标都设计好了。当时有人出地方，有人出资金，而袁岳出管理。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此举定能赚钱，没想其余众人却为股份多少的事争执不下，于是餐馆最终仅仅成了袁岳的一个构思而已。
后来，袁岳在与朋友的接触和自己的工作中都感觉到，在中国真正做研究，很重要的是信息的来源。做研究最基本的工作应该从信息收集开始。正在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恰逢美国著名的调查公司盖洛普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计划在中国开办合资公司。袁岳想，不错啊，做这种研究的公司还能挣钱。既吻合了其做研究的心愿，又可以挣钱，摆脱那种清贫的学者生活，“很理想，我是要吃好菜的”。
于是，1992年，袁岳离开司法部，以注册资本13万元人民币，成立了自己的“零点调查公司”。
最有影响力的中小公司
开公司前，袁岳做了两件事。一是制订了《员工手册》。每个人要做什么规定得很清楚。二是袁岳为公司勾勒了“一九计划”，内容包括：第一个三年，通过赔本和调动一切资源创立自己的品牌，是谓创业期；第二个三年，挣点小钱，到第三个三年实现盈利。袁岳认为，没有计划很难聚精会神的把事情做好，而钱也不是最重要的，“挣点就够了”。
虽然公司原计划前三年亏损，实际上并没有亏。“原因在于我们做的事情把一些人感动了。”袁岳举例说，他们做中国民营企业状况调查，这个项目一年需要的费用3万到4万，这是个5年的项目，总共需要十五、六万。当袁岳到福建厦门做调查时，这个义务调查的义举感动了荣滨集团的总裁吴国荣。吴出了32.5万元人民币作为这个项目的赞助。“后来，还有几家慷慨解囊，算算这个业务我们没赔。不仅如此，后来的业务我们都没赔。”
袁岳说，现在社会上一心想挣钱的人太多了，而很少有人在运用自己的生意改变社会，或小小的生意就会对社会影响很大。“我对公司的定位是做最有影响力的中小公司，或最受尊敬的中小公司。”
“中国民营企业状况调查项目办了5年，以致后来有的私营企业以为‘你们这个公司是国务院办的吧？’原因就是同其他公司比，我们公司的策略不一样，我们一开始就是建立一个远期的信心，而不是做低端的业务。”
“由于做中国民营企业状况调查，很多大的私营企业老板和我们很熟，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调查对象，提到做调查都会说，‘除了零点还有其他的吗，我只知道这家，我只和他们合作’”。
袁岳说，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中小公司零点已经做到了，而之所以能实现，在于他对做正当事业的信心。从市场上说，则是掌握了市场成熟的规律。
“今天我可以说，我的计划实现率可以达到95%。无论对公司的规划还是自我规划，实现率都相当高。”袁岳也很乐于公开自己的计划，让同事、朋友都知道。前不久，他刚给自己的2007年罗列了多达14条的规划。
“什么是管理，管理就是做规划；自我管理就是自我做规划。”袁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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