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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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大渡河之役七十周年
几条小船，能负荷全军的命运？
安顺场战斗打完的次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赶到了。
“我早就说过，刘伯承这条独眼龙，肯定能把我们带过大渡河！”
中午，面对刘伯承摆的一桌米酒，毛泽东兴致勃勃。
刘伯承却仍是一脸忧色：
“主席，刚才我盘了一下帐。现在我们只有4只小船，一次只能渡四五十人，来回一个钟头。照这样渡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而据九军团电称，薜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今天已经接近礼州，离这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蒋介石不会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啊！”
随军委纵队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很有同感：
“刚才我在镇上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这人名叫宋大顺，曾经亲眼目赌了石达开的覆灭。老人记忆力很好，还给我念了一首诗。”
“噢，念来听听！”诗人毛泽东来了兴致，好象全然没把当前严峻形势当回事。
李富春掏出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
“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毛泽东摇头：“诗作得一般化，秀才恐怕是捐来的。”
“这位老人跟我说‘长毛并非匪类，军纪严明，但你们红军比他们更好。’”李富春笑着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嘛！”
李富春一笑：“主席别忙，老人还念了一首诗歌颂我们红军哩！”
“噢，听听看，我们跟石达开有什么不同？”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跟前一首差不多，不过这位老者的确还是有些见识。”毛泽东继续打哈哈。
“老人最后对我说，我们百姓当然不愿意你们走，不过你们不走，恐怕也是不行。此地不是停留之地哩！你们还是得赶紧走！”
言下之意，石达开的阴影，仍然还笼罩着红军，红军前途仍然未卜。
“嗯，此语信然。”
毛泽东脸色有些严峻了。
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也相顾点头。
其实他们几位一到安顺场，就已经找过许多老乡了解了情况，还到河边查看过水情，对这个形势，看法是一致的。在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也与他们持相同看法。
“今天工兵连几次试着架桥，根本就行不通，12根、24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刘伯承继续汇报。
毛泽东面对地图沉吟片刻，指着泸定桥，拿出了主意：
“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夹河而上，袭取泸定桥！”
大家齐声说好——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两路红军夹河而上，是“双保险”。
当即作出部署：以已渡过河的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仍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向泸定前进，与西岸部队相呼应，准备夺取泸定桥，罗瑞卿和肖华随右纵队行动；红二师和红一军团军团部及红五军团组成左纵队，由林彪指挥，从大渡河西岸奔袭泸定桥——左右两路红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其它部队随左纵队前进，准备从泸定桥过河。
东岸行程300余里，西岸行程320里，要求在两天半内赶到。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才能真正不蹈石达开的覆辙，才能到川西去与张国焘徐向前同志会合。”
毛泽东语气凝重，面色严峻。
他很清楚，在座的人也很清楚：一个硬币有两面，两个“保险”的另一面是一个“冒险”。
毛泽东心中已经在准备应付一个更困难的局面了——泸定桥夺不下或桥被破坏，两岸红军被隔绝。
这从他的部署中可以看出：右纵队配备了干部团，以及罗瑞卿和肖华两位资深政治干部，其涵义可以这样解读：如果出现了上面这种“最不利”的局面，中央红军主力只能西进康巴。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川西的任务，只能由刘、聂所所率的右纵队来完成。右纵队有干部团，有很强的军政班子，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有可能搅出一片局面，打出一个根据地来。
当然，这种局面如果真的出现，对红军也是非常不利的，不知道后面的历史会怎么写。
可以想见，如果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被迫率中央红军主力西进康定，将是个非常吃力而难有大成的行动，那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民族隔阂很深。别的不说，几万大军吃饭就是个大问题，必然会因此而产生“与民争粮”的问题，就算勉强建立起“根据地”，那“根据地”很可能是个无“根”也无“据”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彝海结盟通过彝区时，毛泽东等也曾有过让王首道、李井泉等带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在冕宁彝汉区域建立根据地的安排。然而不过几天功夫，却发现这个打算根本行不通以致被迫放弃：彝家头人们已经了解了红军是一支与彝人为善的汉家军从而欢迎红军为客过路，然而却并不乐意红军落地生根，甚至千方百计想缴红军游击队的枪——头人们毕竟是一群奴隶主。
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隔阂也不可能指望在共饮一碗血酒之后就得以彻底化解。
后来张国焘与中央分裂，南下后在康巴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纯属无奈。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要出天（全）芦（山）雅（安）与四方面军会师，也很不利，人少枪少，突破刘文辉部和赶来“会剿”的中央军和杨森部的分进合击，估计损失也不会小。杨森刘文辉这种滑头，对中央红军主力是不敢硬碰的，但如果瞅着右纵队这种个把师几千人的红军部队，很难说不会生出讨便宜的勇气来。至少，右纵队那点兵马要想象后来中央红军那样势如破竹地轻取天（全）芦（山）宝（兴）而出夹金山，似乎可能性不大。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要争取不出现这个局面！
凡事没有万全，值此严峻时刻，只能以“冒险”，求“保险”。
这就是辩证法。
蒋公的大渡河上游守将刘文辉不懂这个，他成天价想的是“保险”——靠“保险”，要“保险”。
西康是刘自公的命根子，自公当然想它保险，而不愿意有哪个外人来“冒险”啦——尤其是要“打倒官僚地主”的“外人”。别看自公被他的“甫澄贤侄”赶到了西康的蛮荒夷地，好象与红军还是“远在天边”的距离，他可是无时不在关注着蒋公“剿共”进展，唯恐蒋公把这位东流西窜尚未“谋面”的“冤家”在哪一个早上给撵到自己那片破园子里来了。
本来，红军四渡赤水后虚晃一枪“兵临贵阳逼昆明”之时，自公是大大松了一口气，想着红军大概是不会过金沙江来蹈“翼王覆辙”了。孰料不过几天功夫，红军突然转头北渡，调虎离山，巧渡金沙，一家伙都插到了自己那破园子的篱笆前了。
从那个时候起，刘自公就惶惶不可终日了。
硬起脑壳跟红军打？老子们的队伍不过两万，还分布在广袤的西康地区打整鸦片生意，而且还是丢不得烟枪的“双枪兵”，恐怕是整不赢红军哟！不打？红军那龟儿穷光蛋的队伍又直接威胁到了老子们的饭碗。“打倒军阀地主”？那还不就是打倒老子我嘛？不硬起头皮去跟他龟儿打一仗火，二天不是连吃饭锅儿都要被龟儿“红脑壳”些端了？再说，不打个样子，蒋公未必然会放过老子们？他老人家要是以这个为借口，把“中央大军”开将进来，老子不是一样没得吃饭锅儿？而且刘甫澄这个小侄儿老冤家，未必然就楞格孝顺，不得伙到起来端他幺爸的锅儿？
谋士们纷纷献策，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谏言：
“自公，打还是要打噻！我们‘两打’嘛？”
“伯言，啥子叫‘两打’噢？”刘文辉不明白。
“一打共产党，二打委员长噻？”张伯言俨然一副“智多星”的派头，“打共产党的人，打委员长的钱嘛。打共产党，还是要认真打哩，共产党也不是啥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委员长既然能把龟儿撵起走，也能把龟儿整来没得噻！自公帮到打哈子帮棰，也不得伤筋动骨花血本噻。而且正好找委员长要钱要装备噻——这个嘛，就是‘打委员长的钱’噻！”
咦——，刘文辉顿觉眼前一亮，嘿，楞格一个打法，老子也不吃亏噻。
所以，守金沙江也好，守大渡河也好，刘将军的第二十四军，还是很尽心卖力的。
有长征幸存红军老者称，会理守将刘元塘，西昌守将刘元璋，打仗还是有点二杆子劲头的。手段也很毒辣，会理和西昌城外都被这两位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老百姓颠沛流离，无家可归，哭声震天，惨不忍赌。红军每每路过，还得派人帮老百姓盖点简易房屋遮风挡雨，藏身蔽体。
这些杂牌货，有时比有些个中央军还难打发——彭德怀攻会理，攻了好几天，就没有攻下来。
所以，安顺场一失守，刘自公还是慌了手脚——他已经想象出秃头蒋公那副脸色了。
这个时候，要再没些好表现，蒋公那板子打到屁股上来，也不是啥子好看的事。
安顺场失守的第二天，蒋公就从重庆飞到成都“督师”，贺国光的参谋团也跟了过来。
刘文辉知道这是来给自己上眼药的。
贺国光这个参谋团，要给蒋公“参谋”两件事，一是“剿共”，二是“裁军”。
“剿共”自然是剿“朱毛”和“徐张”，“裁军”呢，就要逮住川军二刘和杨森这些杂牌队伍裁，美其名曰：整理川政。而且，裁哪个不裁哪个，哪个多裁哪个少裁，还要视其在此次“剿共”中的“政治觉悟”和表演水平而定。
刘自公就怕这个——川军中想给蒋公贴起的大有人在，你看那个杨子惠，表决心，献忠心，整得好肉麻嘛！蒋公随便说啥子，他龟儿都首先跳出来拍巴巴掌，胸坎拍得比哪个都响。好象整个川军中，就他一个人是委员长的贴心豆瓣儿，别个都是后妈生的——撞他妈鬼罗！未必然，你杨子惠好意思朝到宋美龄喊妈？
所以说哩，不能让龟儿杨子惠找到话说，他现在是“大渡河守备总指挥”——连老子都要指挥嘛。
5月27日——也就是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夹河而上奔泸定的同一天，担心上游泸定桥失守的刘文辉也忙不迭地赶到汉源县城（今清溪镇），跟到杨森屁股后面调兵遣将，打气提劲，想在蒋公面前挣点表现，抹点面子——当然也存了一点把红军挡在道上或挡回来，等蒋公撵上来的中央大军来予以“剿灭”的等等百分之百属于凭侥幸的小九九。
下游杨森部三个旅正向上游进击的消息或许也多少鼓舞了一下刘自公。
实话实说，那个时候的刘自公，相信蒋公的力量，还是远甚于相信朱毛的力量。
不能指望这个时候的刘自公，能象十多年后那样来个“西康起义”。
据时任第二十四军参谋长的张伯言老先生等人的回忆，1935年5月上旬，刘文辉部上游守将袁国瑞第四旅从雅安出发进驻汉源县城时（今清溪镇），刘文辉给出的命令是：
㈠固守泸定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
㈡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城附近择要防守，必须严密控制泸定通汉源和泸定通天全两条要道，确保雅（安）属地区的安全；
㈢与左翼（安顺场下游）的杨学端旅切取联系，以免中间形成空隙。
这个情况与笔者在川军档案文献中查到的信息有些出入——真实情况似乎更为复杂。
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之时，袁国瑞旅尚驻扎在汉源县城（今清溪镇）一带。
对川康军大渡河防御体系来说，这是一个便于机动的位置：如果红军从大树堡-富林一线渡河，该旅可南下增援富林守军；如果红军从富林以西河段渡河，该旅可从富庄-王岗坪-挖角坝一线增援，并依托飞越岭天险扼守飞越岭-化林坪-龙八步这一主要的“川康要道”。中央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当天晚上，刘文辉、袁国瑞等得到的信息还是“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所以在26日凌晨3时30分作出的相应部署是：袁旅主力“取捷径增援”肖团，且由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曾子佩营进驻大渡河东岸沈村渡口以南的冷碛，行军序列为“十一团二、三营，旅部手枪连及旅部，三十八团二、三营”。
不过袁国瑞26日凌晨的这个部署在26日白天似乎并没有付诸实施，其原因或许是这个部署下达后还不断有更为确切的消息传来。直到当日傍晚时分，大概是已从下游守将杨学端处确悉，从安顺场渡河的不是什么“赤匪便衣队”，而是正儿八经的主力红军，刘文辉、袁国瑞遂紧急调整部署，改令袁旅主力部署飞越岭-化林坪-龙八步这条“川康要道”的防务：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全部进驻龙八步并向左翼作工（即海子山一线——引者注）”，而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则“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工事”，其行军序列为“十一团、三十八团，旅部”。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川军刘文辉部的大渡河防务重心仍然是东岸以飞越岭-化林坪-龙八步-沈村为轴心的“路”，而不是联结东西两岸的“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后控制船只的情况刘、袁二人未必就能了然洞悉（红军在安顺场上游的海尔洼、下游的安靖坝均有掌控船只的机会，且27日东西两岸红军击溃肖绍成团后很可能已经掌控了肖团的船只），红军主力究竟是从东岸溯河而上来夺“路”，还是东、西岸夹河而进来取“桥”，他们也无从作出判断。而按他们此刻的心境，前者显然是更现实也是更主要的威胁。
泸定桥，在此刻川军的防御部署及措置调整中，仍然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
通俗而言，袁国瑞将军这个布防态势就象是一尊座东朝西面河打座的菩萨，侧身而对夹河而来打出一记“双风贯耳”的对手。而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这个姿势摆得极不合理。不管红军过没过河，是不是夹河而来，袁将军都应该喊一声“向左转”的口令，把身子转过来，面南背北跨河扎个马步作“准备格斗”状——至少置一个主力团于西岸，从泸定桥沿河西岸向南前出，择险要而扼守之，与海子山守军互为呼应；而有泸定桥在手作为东西岸机动通道，袁将军绝无对手那种或被大渡河两岸分割，或被上下游大军前后夹击陷入灭顶之顾虑。
一句话，化“沿岸布防”为“骑河布防”——屁股坐在泸定桥上，袁将军还有什么好怕的？
这样一来，红军左纵队前锋会非常麻烦
事实上，当年骆秉章对石达开就有这么个部署——副将谢国泰就率重兵布防于西岸之猛虎岗，以防石部沿河西岸北进而出打箭炉（今康定）。尽管后来因为石达开被王应元部彝兵阻于松林河，在安顺场即被扑灭，这部分兵力好象没怎么派上用场，可这并不表明这是一步没什么意思的闲棋啊！
然而袁将军的队伍姗姗来迟不说，而且自始至终没下过“向左转”的口令。
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的康、泸防务，是由驻扎在康定的川康军第二旅余松琳部负责，尚不在袁国瑞旅的负责范围之内。再简言之，这会儿的泸定桥，还轮不着他来操心。刘自公和袁国瑞还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心境：红军主力既已从安顺场强渡成功，肯定会沿东岸疾进前来抢“路”，远在“路”北尚有百里开外距离的泸定桥或许根本就用不着操心。
中央红军巩固安顺场渡口并开始夹河而上奔袭泸定的战斗及行军路线略图
(1935年5月26日～5月28日)
实际上，红军左纵队的前进方向上，川军兵力显得非常薄弱。
中央红军尚远在西昌时，刘文辉曾令驻打箭炉（今康定）的第二旅（旅长余松琳）组成了前敌指挥部，总指挥由余松琳旅参谋长曹善群担任，同时泸定县长宋孝特也在泸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网罗地主武装，成立自卫大队。曹善群还给泸定派来两个营的双枪兵，担任守桥任务。川康二旅的两个团也前出至泸定与打箭炉间的瓦斯沟待命。
说实话，曹善群还算有点远虑，刚一听说红军过了西昌，他就把这些双枪兵支了出去。
第一道关设在西岸田湾附近的菩萨岗，由一团三营营长肖毓带两连新兵驻守。
第二道关紧设在第一道防线后面40多里的猛虎岗，由一团二营营长陈月江率两连人驻守。
后面山下的磨西，还有川康屯殖总司令部特务连——一支收编的袍哥队伍，连长李国俊。
满打满算，不足两个营。
这样一来，泸定城中除了“县自卫大队”的几个袍哥外，根本就没有任何正规军。川康军原来的防御部署就是以下游为重心，处在上游的余松琳根本就没有想到还会有自己什么事儿。得悉红军从安顺场强渡成功的信息后，说不定他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不是更没有自己什么事儿了么？！
至于沿西岸前出拒敌的这两个营，说实话，那差不多就是在应景儿。
袁国瑞的旅部进驻飞越岭西麓化林坪那天，第五旅肖绍成第二十一团就已溃了下来。
肖绍成其实根本就没跟红军正经打几下，只是团运输队过河在南岸叶坪抢粮时，被正向泸定疾进的左纵队前锋红四团逮了个正着。红军放了几枪，南岸抢粮队四散奔逃；北岸团主力与右纵队前锋红二团接触激战数小时后，也四散奔逃。
一下子，整个团都跑了起来，团长肖绍成带头跑，到王岗坪才停脚，收拾残破后又拼命逃往富庄。
就在这一天，两岸红军开始夹河而进，奔袭泸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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