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喜欢的事，也可以做得很出色
记者：据说你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教书，但是现在却教得那么有滋有味。是什么让你有如此大的转变？
管建刚：和很多农村孩子一样，我读师范只是为了弄个城镇户口。所以师范三年，我读得稀里糊涂，没等弄明白教书是咋回事，就毕业了。临毕业，一场大病，迫使我把心思全放在学熬药、打针、针灸上。
一年后，勉强能上班。校长让我选：或教两个班数学，或教一个班语文，兼班主任。我以为一个班总比两个班轻松，于是，一个从小见了作文就怕、见了语文就头疼的人，成了语文老师。
马马虎虎教了两年书，认认真真养了两年病，看了不少医书、药书、养生书，现在想想，我最初的那点语言，或许是那些医药书给的。身子渐渐好起来，书却没教出样子来。那时候的我对教书没感情；对语文，要说有感情，一个字：怕。
这当儿，父亲的小厂子垮了，他愁得一下子佝偻了下去。我说，爸，我帮你干。但母亲不让我辞职做生意，说万一你的身体不好，没了公费医疗，跳黄河？——黄河那么远，死都来不及！
记者：从开始为了户口，到后来为了公费医疗，教书仅仅是为了生计，而不是因为喜欢。
管建刚：不过，到这个时候，我对自己说，你安心做语文老师吧。这样一做就是十多年，现在成了特级教师，成了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我明白了，当初不喜欢的事，也可以做得很出色。不喜欢，不应该成为“不出色”的理由。
记者：心理学家埃尔森博士采访过100位公认的“成功人士”，一大半的“成功人士”说，目前所做的，并不是自己当初所喜欢的。看来，当初喜欢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下的“做”中学会“喜欢”。
管建刚：没错。一个人10岁喜欢的，不等于20岁喜欢；20岁喜欢的，不等于30岁喜欢。反过来说，一个人20岁不喜欢的，不等于30岁不喜欢。30岁不喜欢的，不等于40岁不喜欢。人是能动的，变化的。
心思刚回到教育上时，我也曾对上班产生疲倦感。怎么办？我念四个字，后来我戏称为“四字真言”：“上班真好。”上班路上，我一心一意地念，念着念着，自己都笑了出来。念着念着，情不自禁念起做教师的好，工作稳定，双休日、节假日不说，寒假、暑假，多逍遥。学生少不了给我添麻烦，可也正是那些“麻烦事”，我活得不再一成不变，每天都充满了“未知的变化”。你看，带一班孩子，对你言听计从，不开心了发个火，第二天，孩子依然甜甜地说“老师好”，要在公司里、机关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记者：看来，是积极的心态成就了你，这一点在人的成长中至关重要。
管建刚：所以我说，不喜欢的，你好好做，做出点名堂来，也就喜欢它了。很喜欢喝我母亲做的一道汤，汤汁浓稠，味道醇厚。一次，母亲炖着汤，我偷偷去锅里喝了点，嗯，没什么味道。母亲说，要炖上三个小时，才能炖出好味道来。工作，也一样，别急着下论断，说它没有味道。你做出味道来了，才知其中的好滋味。
我不过只比别人少了2.18分
记者：很多老师知道有个管建刚，是因为你的文章，你的书。
管建刚：是的，2005年，我出版了《魔法作文营》，2006年出版了《不做教书匠》，2007年出版《我的作文教学革命》，2009年出版《一线教师》，2010年出版“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之《我的作文教学主张》《我的作文教学革命》《我的作文教学故事》，2011年出版《我的作文训练系统》。
记者：很多人以为，管建刚如此能写，一定从小喜欢语文，读了很多课外书，作文水平顶呱呱。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误会。
管建刚：呵呵。小学里，除了教材，我只知道连环画。到初中，才知道还有金庸和《每周广播电视报》。读了师范，教语文的张老师一天问我，管建刚，你都读过什么课外书？我想了半天，看过金庸，还看过琼瑶，别的没了。
张老师说：“你要看名著，看巴金。”我买了《家》，勉强看了10页，再没翻第11页，看不懂。
有人说，你不会骗我吧，管建刚？你这样的基础也能一本本地写书？为什么不能？不要把基础看得那么重。细节管理专家汪中求先生给过一个公式，我很受用：1×40%×40%×40%×40%×85≈2.18（分）——什么意思？人的智商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前者占四成，后者占六成。智力因素又分知识和技能，知识占40%；知识又分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书本知识占40%；书本知识能在实际中用的，占40%。汪中求说，你若同意以上的权重、分配，那么，一个人大学毕业，总成绩平均为85分，此人在学校获得的总智力分为2.18分。
记者：哈哈，按这个说法，以后遇到那些北大、清华毕业的，我就想，我不过只比你们少了2.18分而已。
管建刚：就要这么想！刘伟，一个用脚弹出流水般钢琴曲的男孩，别人问他，你怎么想到用脚弹琴？他说，谁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弹？———这是2010年最震撼我的话语。没有双手的人，能实现他的钢琴梦。没有个子的人，能实现他的NBA梦。那个1.6米的小个子男生，所有和他一起打球的伙伴，听他说有个NBA梦，都笑得直不起腰来：凭你，打NBA？做你的大头梦去。这就是博格斯，ＮＢＡ历史上最矮的球员，每到球场，都会引起人们疯狂鼓掌的人。
达尔文晚年时曾经感慨：“我这样一个才智平庸的人，居然能够在那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信仰，实在出人意料。我的小学老师和我的父亲甚至认为我是一个平庸的孩子……”
可见基础的好坏，决定不了什么。很多人把“基础不好”挂在嘴上，只是给自己“继续懒惰”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衡量一个人的成功，最后看的，不是你的基础强不强、扎不扎实，而是你有没有全新的发现，与众不同的创造。
记者：不过，现在的你还是当年的那个基础吗？
管建刚：当然不是。现在想来，我庆幸自己，没有被当年的“烂基础”吓倒。百事可乐有一句广告词：“渴望就是力量。”我喜欢它胜过“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这东西，它就在那里，你什么时候去要它，都可以。你有了行动的渴望，就有了弥补基础的动力。我做“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做着做着，发觉自己的不足，于是把与作文教学有关的书全买了来看，对于小学作文教学的发展与研究有了整体、全面的了解。我的研究每往前推进一步，我就要大量阅读一批书。这些阅读，无形中弥补了我基础的不足。但，和那些单纯为补基础而补基础不同，我是为了塑造“自己”去汲取知识，那过程不是枯燥的，不是痛苦的，而是美好的，美妙的，充满了成长的欢愉的。
努力，从找到“自己”开始
记者：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那么自信，自信地思考、自信地做事。这是很多年轻老师缺乏的。
管建刚：有个女孩叫曾轶可，就是周立波说的，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中间还跑调的那个“超级女生”。曾轶可的“绵羊音”居然成了名，有很多粉丝拥护她。优点和缺点都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优点和缺点加在一起，成为人的特点。所以重要的是要活出“自己”，生活上如此，工作中如此，事业上也如此。
外出学习，听人讲某某语文，心潮澎湃，回去也某某语文。某某语文还没琢磨出道儿来呢，又听人讲某某某语文，热血沸腾，回家也某某某语文。某某某语文还没焐出暖气来呢，听人家说，某某某某语文那才是真语文……到头来，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没了自己，你能成为谁呢？
记者：但是，你却能沉下心来和学生一起办“班级作文周报”，而且一办就是十年。这是你的个性使然吗？
管建刚：我也曾妥协过。有段时间，我把作文教学扔一边，也研究起阅读教学。那会儿，我上了一节公开课《黄鹤楼送别》，专家说上得不错。我整理了实录寄给《人民教育》。过了一阵，来了电话，《人民教育》的，说要发表我的实录。我兴奋得路都不会走了。
一天又一天，《人民教育》始终没发我的实录，我以为碰到了骗子，从此死了心，老老实实干我的老本行，办《班级作文周报》，研究作文教学改革。后来，遇到《人民教育》的编辑，编辑不无遗憾地告诉我，《黄鹤楼送别》的实录由于各种原因过了档期，没能发出来。我听得冷汗都冒出来了。幸好出了“各种原因”，要发出来了，我大概从此会朝着“阅读教学”走，丢失了我的本色和专长，我能走多远？
马不应该学骆驼，骆驼也不应该学马。马有马的优势和劣势，骆驼有骆驼的优势和劣势。你是骆驼还是马？这才是问题所在。我不是骆驼也不是马，我或许是头驴，或许是头牛。那也不错。只要找到自己，活出自己，牛有牛的精彩，驴有驴的幸福。
记者：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并在成长中获得了对人生深刻的领悟。
管建刚：每个老师都应该有一两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泡一杯茶，温暖的灯光下，盘点自己的生命历程。人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经历。一个人的阅读教学，最终取决于他的阅读经历；一个人的作文教学，最终取决于他的写作经历；一个人的音乐教学，最终取决于他的音乐生涯。
寻找成长历程中的关键事件
记者：那么盘点你的人生，反思你的成长经历，有没有一个“关键事件”影响了你的职业生涯、专业发展？
管建刚：有！前面说了，我的语文一向糟糕，作文更是拿不出手的烂山芋。师范里唯一的一次表扬，在三年级。那年“十一”节，陈正南老师叫我们写作文，也没说一定要写什么。国庆节期间，家里忙着采桑叶，忙着养蚕。我没有去编故事，老老实实地写了母亲采桑叶、养蚕的事。陈老师居然大加赞赏，朗读、评讲了我的作文，给了我很大激励。我由此明白表扬对作文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什么重视“讲评课”，讲评课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欣赏”，大面积地欣赏学生的作文。
那次表扬，昙花一现。我的作文莫名其妙地亮了一回，又黯淡无光。后来我明白，要想使学生写好作文，一次表扬不够，要连续刺激。足够的刺激频率，才能使学生的作文热情像太阳一样，一直处于燃烧的状态。
记者：你找到了“连读刺激”的办法———办《班级作文周报》，这是否也缘于某个“关键事件”？
我的作文人生的戏剧性一幕，发生于1998年。那年春天，我写了篇《三月》，寄给地方小报《吴江日报》。三月某日，同办公室的王老师，拿了张报纸给我看，说：小管，今天的《吴江日报》上有个和你同名同姓的人，发表了篇文章《三月》。我一看，那个管建刚就是我呀。王老师满眼狐疑地看了我一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回家路上，我发誓，要再发表一篇给王老师看看。四月的某一天，王老师拿着《吴江日报》说，小管，这上面写《四月》的管建刚，还是你吧？我在村小呆了八年，同办公室的都是民办老师。民办老师跟公办老师的收入、福利差距很大。我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呢？没有，学生的考试成绩，不一定考得过经验丰富的他们，他们对我这个正宗师范生，心里多少有过问号。
我的《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又相继发表后，办公室的民办老师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嘿，这小子，真有两下子啊，不愧是师范生啊。那年的8月30日，去中心校开全体教师会。走廊上，遇到了校长。校长以前对我是很有意见的，你想啊，这个管建刚，报到后，不工作，尽花公家的医药费；身体养好了，又忙着做生意挣钱。那天，一向对我有看法的、不苟言笑的校长，走廊上相遇，对我灿烂一笑，我心惊肉跳地叫了声“校长”，回味一下，才知道这感觉叫“受宠若惊”。我的《九月》《十月》发表了，我的《冬之歌》《冬之约》《冬之舞》发表了，我发现，老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满了柔情蜜意。
我由此明白，作文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质量的，作文可以让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幸福地活着。实现这一美好人生转变的途径是：发表。怎样让学生在作文不太好的情况下，也能经常发表？我想到了办学生自己的“报纸”———《班级作文周报》，由此迈出了“我的作文教学革命”的重要一步。
爱自己，请不要溺爱自己
记者：有人说，管建刚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找准了“生长点”，还因为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超强的意志力。
管建刚：溺爱孩子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溺爱孩子，是在害孩子。溺爱自己的人，往往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溺爱自己，是在害自己。
你在溺爱自己吗？请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折磨”过自己吗？你“拒绝”过自己吗？你“强迫”过自己吗？再追问三个问题：你经常“折磨”自己吗？你经常“拒绝”自己吗？你经常“强迫”自己吗？
为了锻炼身体，我每天跳1000个绳。1000个绳，跳到后面，也辛苦，也心慌，也想停下来歇息。我坚持不停，我对自己说，对自己的残酷，就是对自己的爱，折磨自己，就是爱自己。
我的一位朋友，比较胖，老唠叨着要减肥，可就是落实不了！我说，简单啊，管住你的“嘴”而已。饭桌上，刚搁下筷子，爱吃的菜上来了，你忍不住拿起筷子，此刻，你要对自己说，不吃，不能吃！你和自己的欲望斗，表面看自己的欲望受了委屈，对自己残酷了一点，实际上是真正的爱自己。
人的本性里，大都喜甜，厌苦；喜宽松，厌严厉；喜人情，厌刻板；喜自在，厌强迫，喜“顺其自然”，厌“尽其当然”。现在有不少人，常把“顺其自然”挂在嘴上，我忍不住要问他，你知道“顺其自然”前面还有一句是什么吗？———“人必尽其当然，乃可听其自然”啊。
爱自己，而不是溺爱自己，那就要“尽其当然”。该做的就要做好，哪怕是自己不情愿的，也要强迫自己去做好。会强迫自己的人，才会管理自己。会管理自己的人，才有资格管理别人。关了电视，关了网络，关了门和窗，自己面对自己，坐下来喝杯茶，读书，写作，静思……
记者：所以你给人的感觉非常安静，这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十分难得。对于一线老师来讲，迫使自己静下来，读点书，写点文章，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自己”的课程。
管建刚：对。1998年，我第一次捧起教育杂志，不怕你笑话，那些教育论文，我全读不懂。出去听课，我不知道“好”在哪里，“孬”在哪里。于是一期期地啃杂志，渐渐能看懂了。看不懂的课，借了录像带回家，顺着看倒着看，慢慢就从懵懂里走出来了。
同年10月，我一咬牙买了电脑，下决心要多写文章。教育文章不比写《三月》《四月》。那个时候，我写一篇800字的教育随笔，要敲打一个星期：每个星期的晚上7点到9点，雷打不动地坐在电脑前。冬天，家里没有空调，我把脚伸在一个纸箱里，腿上盖了被子，电脑前敲打两个小时。平均，一个小时我只写五六十个字。
现在，也有老师，写好了论文给我看，我认真拜读了，提出修改意见。他说，管老师，要不我到“十一”长假改好了，再给你看。或者，要不，我到寒假改好了，再给你看。他们其实也知道，越往后拖，越不愿意再次拿起笔来。人是要拿出点勇气，强迫自己做该做的事的。
我拒绝了电视。1998年到现在，十多年里，我几乎没有看过电视。
“当你明白保守一个秘密，比传播一个秘密更重要的时候，你成熟了。”这话说得挺在理，我把它篡改了一下：当你明白拒绝一个东西，比获得一个东西更重要的时候，你成熟了。要获得，就要有拒绝。拒绝了什么，才能得到什么。
主动拒绝的力量，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考验意志的力量。我搞作文教学改革，书中遇到了马正平先生。马先生说，作文的第一能力叫写作兴趣，第二能力叫写作意志，第三能力叫写作人格，第四能力叫写作技巧。起初，我深以为然。越往下做，越发觉，“写作意志”应该排在“写作兴趣”的前面。一个人只要坚持不懈地往下写，用心往下写，不管起初你对写作有没有兴趣，一段时间后，一定会有不小的进步。人不管做什么，意志第一。
记者：做了，就有收获；坚持，才出奇迹。你十年的坚持，是对这句话最好的印证。
没有记录，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研究
记者：作为一名杂志编辑，我看到很多老师不善于写。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创新，并且做得不错。
管建刚：美国沃尔玛超市的货架上，尿片和啤酒赫然摆在一起出售。一个是日用品，一个是食品，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啊。原来，沃尔玛的工作人员在按周期统计产品的销售信息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逢周末，某一连锁超市里的啤酒和尿片的销量总是很大。他们派出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观察、走访中了解到，美国有孩子的家庭中，太太经常嘱咐丈夫下班后，为孩子买尿片；丈夫们买好尿片，顺手带回自己爱喝的啤酒，因此，啤酒和尿片销量一起增长。搞清原因，沃尔玛工作人员打破常规，尝试将啤酒和尿片摆在一起，结果，啤酒和尿片的销量双双激增。
如果没有销售记录，就不可能有销售周期的统计，也就不会出现这个经典案例。商家想把商业做好，要记录；教师想把教育做好，要记录。这“记录”，不是写文章，它是随意的，随机的，一句话两句话，可以；感触深，八句十句，不想构思，不求成篇，只要真实的事件和想法的记录。记录，要的是真实和及时。真实，才有研究的价值；及时，那是因为人有惰性，会懒掉。人都会遗忘，当初的一点感想，第二天会遗忘小半，第三天会遗忘大半，第四天会遗忘得干干净净。
人的思想，有的时候是漂浮的。文字能将漂浮的思想捕捉住，固定下来。你捕捉十个二十个属于自己的有想法的句子，你还会怕文章没有思考力？你经常这么捕捉，你会变得敏感；你经常这样捕捉，你会变得有思想。
教师每天写几句教育的记录，一个学期下来，有很多的记录，再对这些记录进行分析、分类，同类的合并，你就能从实实在在的教育行为里，归纳出属于你的发现，属于你的规律性的东西。你将这些写成一篇文章，必定是实实在在的好文章。一些老师觉得自己缺少教育理论，写不出教育文章来。我始终认为，我们不缺少理论，我们缺少的是属于自己的记录，属于自己的教育故事。你有10个有意思的记录，一定能写出一篇有意思的论文。你有1000个有意思的记录，一定能写出一本有意思的专著来。当你拥有了足够的原生态的“记录”，再有针对性地读一些教育理论专著，你就能读到心里去，就能发现教育理论和自己的教育实践的相通点、共振点，就不会觉得阅读理论专著的枯燥。
文学巨匠果戈理说：“必须每天写作。如果有一天没有写，怎么办呢？……没关系，拿起笔来，写：‘今天不知为什么我没写’，‘今天不知为什么我没写’。把这句话一遍一遍重复下去，等到写厌烦了，你就要写作了。”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主意。
让我们拿起笔来，记录，记录，再记录！
（《小学语文教师》2011年增刊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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