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汉朝灭亡的锅该不该汉献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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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历来被视为无能皇帝的典范，终其一生完全是傀儡，对政治毫无发言权，最终被曹丕篡夺了汉室江山，这个皇权衰落的锅并不该由汉献帝来背，但应该由他祖宗来背。
从东汉的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开始，皇权已经旁落，从皇帝手上转移到外戚手上，但外戚好歹仍是皇权集团的一员；从汉献帝的哥哥汉少帝开始，皇权则已经衰落，皇权集团的皇帝、宗室、宦官、外戚全部被剥夺了生杀大权，权力落到地方军阀手中。
汉献帝即位就已经是一个傀儡皇帝，这时汉室已经衰微，并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没能重振汉室而已。
汉献帝从即位就是傀儡
虽然皇权衰落，但是汉献帝为什么不能像日本天皇那样，当一个虚君，将汉家血脉万世一系的延续下去呢？这就与儒家思想中思孟一派“民贵君轻”的革命主张密切相关，与皇帝制度的建构和发展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可以着眼于皇帝制度的发展史，通过皇权的演变逻辑，来解析汉朝为什么一定会寿终正寝。
皇帝制度对于汉朝来说，其实是一种比较年轻的制度。
商周时代，实行的是封建制度，王室将旁系亲属分封到其他地方，建立邦国，同时也承认一些原有的地方强国，予以册封，当时王室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对邦国的具体政治管不了多少。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频繁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以功利实用为导向的理性行政大获发展，在法家信徒的设计下，国君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细密，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大。这方面做得最极端的秦国从民间压榨民力的能力最强，最后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自认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上古圣王三皇五帝也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所以自称“皇帝”。皇帝不再是周王那样的“天下共主”，而是能够管理天下一切事务的政治强权。
皇权与政府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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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皇权政治还刚刚开始，千头万绪，皇帝还很缺乏经验，所以需要宰相的大力臂助，虽然秦始皇自己也勤于政务，但其政策大部分是宰相李斯的手笔。
等到秦朝被六国贵族推翻以后，秦朝那种纯用法家的制度也遭到清算，法家强调到变态程度的“君权至上”原则也遭到摈弃，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让大家意识到皇权肆虐的危险性，法家以外的诸子对于帝国政治的思考得到重视，而他们的观点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那就是皇权（君道）和政府（臣道）要严格的分开。
儒家的荀子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墨家的墨子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都是说君主选能人当大臣，大臣来办具体事务的意思；杂家的《淮南子》则明说“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就是说君主不能去处理具体政务，否则一旦出错，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大臣当然也不能窃取君权，不然其施政的权威会更加不足。
而汉初的政治实践又使诸子的设想得以落实。汉高祖刘邦虽然精通军事，但对政治却颇为外行，所以将大政完全交给宰相萧何；他又是布衣天子，素有游侠之风，称帝后厚待丰县、沛县的老兄弟，给他们裂土分封，建立很多侯国，因而汉初功臣集团有力量与皇权抗衡，甚至能够在吕后死后将吕氏外戚势力连根拔起。
于是汉初的帝国政治，达成了皇帝与宰相（或者说功臣集团）之间的平衡：皇帝是权威来源，但不亲自理事，只确定大政方针，以及根据绩效任免宰相；宰相总领政事，赏罚官吏，是真正的政府首脑。
这种政治体制下，皇帝不能为所欲为，也不能过多的干涉政治，但正因为不处理具体的政务，皇帝不会出错（错误由宰相买单），所以皇帝的权威很强，皇位稳如泰山；而政府行政因为没有皇帝个人情绪和欲望的影响，比较能遵循政府机构设计上自带的理性化原则，可以说这样的体制是汉初“文景之治”的重要保障，是后人一再追思的经典君相体制。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代，事情不一样了。
汉武帝权力欲和征服欲极强，嫌自己不能为所欲为，使用了一系列手段，将政治的主导权从宰相手上转移到自己手上，全面插手甚至设计具体政治；汉初宰相一般由功臣集团的子弟出任，原本能够制衡皇帝，但经过几代富贵，功臣子弟有的败落，有的成为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对汉武帝的淫威毫无办法，只能在汉武帝翻云覆雨下拱手交出政府权力。
汉武帝提拔了一些地位较低的人，比如自己的玩伴或者社会下层的人才，给他们加上侍中、散骑等近侍官衔，在宫中与他们商定政策，然后通知宰相去办。
这样皇权就侵夺了政府权，宰相失去了两大权柄中的决策权，只剩下政策执行权。
汉武帝的小伙伴们议政地点在宫中，被称为中朝，宰相领衔的政府成了外朝。
小伙伴们本身没有地位，只能依附于汉武帝的皇权，做皇帝的奴仆，毫无独立性可言，这些人在古代一般被称为“佞幸”。
但光靠这些社会地位不高的佞幸，声望上还不足以外朝抗衡，于是汉武帝起用纸面上比较尊贵的外戚如卫青、霍光之类出任大司马大将军，来当中朝的首领，其地位在宰相之上。外戚的尊贵说到底也是因为妹妹或女儿嫁给了皇帝，因为跟皇帝有亲地位才高起来，没了皇帝他们什么都不是，所以外戚也依附于皇权。
至此，由皇帝以及权力来源于皇帝的佞幸、外戚、宗室、宦官组成的皇权集团，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
汉武帝在几十年的皇帝生涯中虽然建立了很大的功业，但同时也穷奢极侈，穷兵黩武，压迫社会，残害人民，皇权之肆虐十分可怕。
然而宰相的权力还在进一步削弱，对皇权的制衡持续下降。
到了西汉后期的汉成帝、汉哀帝时期，根据天上的三公星，以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徒为三公，把昔日宰相总百揆的权力一分为三，虽然他们的本意未必是削弱相权，但造成了既成事实。到了东汉，汉光武帝鉴于王莽篡汉，连三公也不放心，把三公的部分权力收归尚书台，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直接听命于皇帝。
到这里，两汉的皇权已经高度集中，皇帝简直可以为所欲为。
但是乐极生悲，皇帝必须为自己施政中的错误买单，民众的愤怒会指向汉室而不是宰相。另外高度集权的皇权政治对皇帝个人的依赖也太大，一旦皇帝个人不能胜任，皇权集团的其他人就有可能染指皇权。
外戚与宦官是皇权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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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从第三个皇帝汉章帝开始，寿命就都不久长，其子嗣即位时年龄偏小。所以从第四个皇帝汉和帝开始，皇帝多是幼年即位：汉和帝九岁，汉殇帝不到一岁，汉安帝十二岁，汉顺帝十岁，汉冲帝一岁，汉质帝七岁，汉桓帝十四岁，汉灵帝十一岁，汉少帝十三岁，汉献帝自己也是八岁即位。
黄口小儿如何做天子，既然把政治权力集中到了靠世袭的皇家而不是靠选拔的政府，就必然会面临这样的困局。
于是只能在皇权集团里面找成年人来代理皇权，与皇帝关系最近的自然是同姓宗室（也就是刘家人），但是同姓宗室对皇位都有或多或少的继承权，有篡位的危险，所以只能从皇帝的母家和妻家找成年人了，一般会找太后的老爹或者兄弟来辅政，这就是外戚。
外戚虽然不姓刘，当不了皇帝，但是权力的滋味尝过以后又岂能放手，于是他们会想尽办法延长掌权时间，如果皇帝去世，他们会在宗室里面找年龄尽可能小的孩子当新皇帝，这样在小皇帝亲政之前就可以继续掌权。
可以说，外戚专政加剧了东汉皇帝的低龄化。
但随着小皇帝慢慢长大，懂得了权力的好处，当然不能容名不正言不顺的外戚把持皇权。但是外戚掌权既久，掌控了军政部门，即便有士大夫等反对力量，皇帝也联系不上，所以皇帝只能靠身边的宦官来扳倒外戚，一般是通过宦官在宫中政变，掌握尚书台、禁卫军等要害部门，通过政令和军队消灭外戚。
按说外戚被灭过一两个以后，后面的外戚应该警惕掌权太久的危险，积极寻求退路，但此时的皇权已经是高度集权的状态，他们已经无法退出了。
集权实质上是侵蚀他人的权力，将之集中到自己手上，并借此逼迫他人就范的一种权力分配形式，所以掌权的人一旦失去权力人身安全就不能保证，而且集权程度越强，掌权者越危险。所以外戚们实际上退无可退，只能强撑着，甚至像汉顺帝的大舅子梁冀那样铤而走险毒死不满的汉质帝，直到被皇帝和宦官收拾掉为止。
为了保证对尚书台的掌控，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多通过中常侍和小黄门直接给尚书台下令。
中常侍并没有实职，本来是给贵族子弟的加官，得此官的贵族子弟留居宫中，作为皇帝的顾问。汉光武帝因为中常侍居留宫中，为免生事，全部用阉人充任；
小黄门则一向是阉人担任，居住在内宫，整理尚书台的反馈，上报给皇帝，也为宫中的公主、太妃之类服务，汉和帝皇后邓绥掌权时，因是女主，不愿跟士人担任的黄门侍郎接触，而直接用阉人担任的小黄门给尚书台下旨。
于是阉人担任的中常侍和小黄门逐渐成为要职，东汉中后期的皇帝夺权后就借用这条现成的通道，通过自己信得过的宦官来行使皇权。
公公们的恶当然该皇帝背锅。
这样一来宦官成了权力传递道路上的关键节点，当然可以利用这个便利上下其手，操纵政治，而皇帝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大臣拼死弹劾就纵容宦官们为非作歹。
毕竟对这些长期权力缺失的皇帝而言，只要皇权在手就可以了，老百姓是不是被宦官欺压那是次要的。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汉光武帝刘秀为了集权设立的尚书台，实际上成为促进皇权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祸胎。
因为尚书台权力集中，只要控制尚书台就可以行使皇权，而且刘秀有意让尚书令权力重大的同时官职低微（位卑权重），以便控制，导致尚书台也容易被皇帝以外的其他人控制。所以东汉的高层争权目标少而固定，比西汉要方便快捷得多，大家自然争得更加激烈。
我在本文中提到的侍中、散骑、尚书、中常侍、黄门侍郎这些官职，原本大多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
少府的职责是掌管皇家财务，离皇帝较近，随着皇权上涨，少府门下的这些小官的权势都水涨船高，凌驾于宰相和三公之上，可见皇权对政府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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