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整个古代社会，如果只从公共休假的角度来看，在历朝历代中，身为宋人，比之于唐人，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个黄金时期，而其对于公休规定的宽弛，在中国的休假史上也登上了峰巅。
宋代官方每月的例行休假，沿袭唐代，仍然是十日一休沐。但在节庆日的休假规定方面，则是大放异彩，特立独行，自行设立的节日假接续推出，生出了蛮多的花样。
两宋公休日
据宋人庞元英的《文昌杂录》记载，宋代的节假日，一年有七十六天，其中元日、寒食、冬至各七天，这是传统的三大节；天庆节、上元节也是各七天；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日各三天；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社、授衣、重阳、立冬各一天。这是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祠部对休假制度的厘定。
上述这些节假日，加上全年三十六天的休沐日，共为一百一十二天，此外，还有皇帝、皇太后的生日，皇帝、皇后们崩薨的忌日等等，也都有天数不等的休假。当时的忌日假，大忌十五天，小忌四天。宋代大致的公休假日，超过全年的三分之一。
此外，官方也有一些随机的假期，以及对官员赴外任时的赴任假和任期内的年头休假等等。在整个宋代，节假日的公休天数在不同的时期有所调整，但主体部分的变化不是很大。
成书于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南宋《假宁格》规定的节假日为：元日、寒食、冬至五天，圣节、天庆节、开基节、先天节、降圣节、上元、中元、下元、夏至、腊日三天，天祺节、天贶节、春社、秋社、上巳、重午、初伏、中伏、末伏、中秋、重阳、人日、中和、七夕、授衣、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大忌一天，共计六十七天。这些假日，都属于“应给而非乞假者”的公共休假。除去大忌等的假日可以另相比较外，南宋的节假日比北宋元丰五年祠部的规定减少了十天。天庆节、上元节也都改为三天，由此看出，南宋的公休假比北宋有所紧缩，而大忌日的休假也是如此。
因事而设节
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正月三日，一块黄帛飘飘然自天而降，落在了皇宫左承天门的南鸱尾上。如此神异之事，不可等闲视之。于是皇上大召群臣“拜迎与朝元殿”，将其尊为“天书”，并以“天书”降临的日子设“为天庆节，休假五日”。待到元丰五年祠部对公休规定重新厘定时，“天庆节”的休假又扩为了七日。直至南宋时，才减为三日。此后，老天爷接连垂顾，“天书”又不断降临，节日也不断增加。
宋代以前，官方法定的节日休假基本上都是立足于传统的民俗节日，殊少脱离深厚而悠久的民俗传统去人为地设立节日。自唐代起，出现了以皇帝的生日和老子的诞辰而设节的情况，但这基本属于个别现象，假期也短，并未形成制度体系。而到了宋代，因事设节的现象频频而发，在节日体系中突出而醒目，既开创了此类节日制度化的先河，也丰富和完备了官方的节假日体系。
宋真宗宋真宗是宋代以政事而设立节日的先驱。他当朝时，先后一气儿设立了五个节日，分别为：天庆节、先天节、降圣节、天贶节、天祺节，对朝野所宣称的理由大都是有“天书”降临大宋王朝，以及有“灵仙仪卫天尊”等神人现身与真宗皇帝相会，嘱托当今天子要“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云云。这等在今天看来如同痴人说梦一般的说辞，在当时则可以鼓惑人心，是能够借以夸示四海的大事，因此朝廷诏告天下，要举国同庆。
当时宋朝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久战方息，缔结了以银绢换安宁的“澶渊之盟”。战事虽休，但强邦仍在身侧。宋真宗这样做，对外可以显示大宋皇帝执掌的是天授神权，是真命天子，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对内也起到强化信仰和精神统治的作用。朝廷要显现权威，加强统御力，却要靠这些小动作，当时宋廷的不自信，由此可见一斑。
《宋史》称：“诸庆节，古无是也，真宗以后始有之。”宋真宗既然开了先河，宋徽宗则亦步亦趋。徽宗朝时，这种因事而设定的节日又增加了天应节、宁贶节、真元节、元成节、开基节、天符节六节，设立节日的理由，与宋真宗基本如出一辙。
其实这种愚弄人心的把戏，在宋朝当时已为有识之士所不屑。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五笔》中斥责，宋真宗之时假作“天书”、“天尊”下降而设节，无不是“谀佞之臣”搞的鬼，以此惑弄朝野，从而叹惜无人能向皇上揭穿，“惜无人能建白者”。其实这一番折腾，根源就在皇帝那里，此举恰是逢迎圣意，龙颜甚喜。
赵佶《听琴图》由于这些实属于泛滥的节日都是官方人为设置的政治性节日，因而节庆的参与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官吏们。由于节日繁多，不少节假日天数偏长，为了顾及公务，宋代又将休假分为“休务”和“朝假”两种。“休务”即是彻底的休息，完全不办理公务。
“朝假”则是皇帝不坐殿，官员不上朝，但官员须在官署内值班视事。宋代颁布休假时，往往“休务”与“朝假”结合，长假多以“休务”为主。但即便是“朝假”，由于不上朝奏事议事，朝官们比平时也轻松了许多。
官吏优游
宋代如此多的休假日，使得官吏们公干时往往颇为稀松。“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余日”。对于这样幸福的生活，清代学者王士祯心存羡慕，感慨系之：“当时京朝官优游如此，此风至明不复有矣！ ”实际上此风还未刮到明代，一进入元代，就被荡然扫除了。
优游而松懈的官员们，有时即便是务公也未必认真。沈括的《梦溪笔谈》叙及，朝廷掌管文史等事务的翰林馆阁，每天要有一人轮流值夜，但（宋）赵佶《听琴图》轮值的官员却往往托故不去，总是在本人的值夜记录中写上：“腹肚不安，免宿。”一来二去，作为值夜记录的“宿历”，就有了一个雅号：“害肚历”。值夜时大家一概肚子不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小秘密。
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局部）这种宽疏的公休制度，大大促进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活动。官吏们一至闲暇，便纵兴从事各种喜好之事。陆游记述他年轻为官时公休日的生活：“少年从宦地，休日喜无涯。坐上强留客，街头旋买花。”（陆游《休日有感》）其每临休沐日，便喜之不尽,纵情寻乐。苏东坡泛舟江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赋》就是在休假时节完成的。
宋神宗时的太子少保李端愿“性喜酒”，他一至公休日便将翰林院的学士们请来喝大酒，“每休沐，必置酒高会”。有一次翰林学士孙巨源来赴宴，喝得开心，迟迟未肯离席，但此日正轮到他值夜。席间李端愿请他题句，孙巨源匆匆题写《菩萨蛮》一阕，末句为：“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之后还是赶着值夜去了。结果，他当夜便病倒于玉堂之上（翰林院亦称玉堂），果真是“玉堂今夜长”。六天后竟然辞世而去。孙巨源人品才华卓异，“出语皆成章”，是苏东坡的密友，亦是有为之官，值夜没有装肚子疼，否则或许不至如此。
至于那位太子少保李端愿，本是“颠僧”济公的高祖，济公酒葫芦不离身，整日醺醺然的，说来有些家传渊源。
利用休假日，官员们搞怪开心也是常有的事情。与司马光共修《资治通鉴》的刘攽，是个风趣“好谑”之人。《轩渠录》载，刘攽在翰林院任职时，每至节日，会有同僚写好“门状”（即拜帖，相当于如今的贺卡），装入书筒，命侍从“遍散于人家”，向亲朋好友祝贺。刘攽探知后，就将这位送帖人唤至家中，好酒好肉款待，然后偷偷翻看拜帖，将其中相识的人，全换成自己的拜帖，送帖之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结果送达的拜帖不少都是替刘攽投的，自己主人的拜帖反而“遂不得达'。
过多的节假日，难免使得官吏队伍涣散，影响政务效率。为此包拯给宋仁宗上了道奏折，称：“每节假七日，废事颇多，请令后只给假五日。”宋仁宗钦准，因而宋代将有的长假由七天减少为五天，“自此始也”。这位包大人果然公心一片，在后来的民间戏文里他被美化为“日断阳，夜断阴”，忙得四脚朝天，日理万机，若是假期太多了，不免会漏铡了不少坏分子的人头。
此后，由于官方“假故稍多”、“有妨机务”，也有一些官员向朝廷提出减少假期的建议，但终究并未影响到宋代公休制度的大局。而近世的节假日公休假的制度体系，便在宋代已基本确定了。
北宋末南宋初，宋朝失去了半壁江山。迫于当时的战事，官吏的公休制度一度不能正常地实行。但随着局势的稳定，南宋划江而治的日子逐渐太平起来，于是官僚显达们又悠游起来，丝竹阵阵，歌舞声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以前的公休制度，又基本都恢复了。
诸多的节假日，充裕的公余时间，促进了宋代的各种休闲娱乐以及文化活动的丰裕。但是这种节假日频至的景况，自宋代以后便一路下滑，宽疏的休假优享，此后即不复再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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