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对大禹形象的提升

（刊于《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两千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公认，写出《史记》，开创纪传体史书的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这当然是有大量的依据可以作为证明的。但是，司马迁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一定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人的主观偏向。在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资料考订和文字撰写上，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如此。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初，伴随着“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潮流而在中国史坛上兴起了以顾颉刚先生等人为首的，以疑古辨伪为职志、以怀疑传说神话古史的疑古派史学。他们揭橥致疑、求真的旗帜，运用乾嘉考据方法和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检讨。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1]打破了人们对三皇五帝古史系统的迷信，廓清了上古史的许多迷雾，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方向迈进作出了相当的贡献。应该说，20世纪疑古派所进行的这一工作，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作为“严谨的史学家”，司马迁就已经开始了廓清了上古史迷雾的工作；只是，他在处理“三皇五帝”和大禹的相关资料时，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一、司马迁这样记载“三皇五帝”

中国人，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有对祖先的敬仰，向往之情，试看从古到今的各种家谱，就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最好证明。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关于三皇五帝，许多古籍就为之建立起了“翔实”的资料。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篇是《五帝本纪》而不是《三皇本纪》，[2]说明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当时关于三皇五帝的资料都记载下来。

在《史记》中，司马迁是记载有“三皇”的。例如：《秦始皇本纪》记载：

二十六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後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古有天皇， 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这足证司马迁是知道并且了解战国时期关于“三皇”的传言及事迹的。那么，对传说最早的“人文始祖”，司马迁为什么不写《三皇本纪》而只写《五帝本纪》呢？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中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司马迁在这里提到的《尚书》，古称《书》，西汉改称《尚书》，为儒家经典，所以又叫《书经》。《尚书》的意思是上代之书，它的第一篇是《尧典》，即是说是从尧开始写的，没有关于尧以前的历史记载。这说明，尧以前的历史资料肯定很少。就是关于黄帝的事迹，司马迁认为记载也是很混乱的，很不严谨。至于记载孔子曾和弟子宰予帮助过五帝的事迹和姓氏传承，但现在的儒家的人们都不知道了。

因为对资料的不满意，为了让黄帝的事迹能够“雅驯”，司马迁费了很大的功夫。他实际上是做了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自己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3]也就是说，司马迁为了写好黄帝，做了大量的实地考证，但是访问的长者先辈和实际地区对五帝的说法都不相同，各执一词，基本也都是听说或相传。司马迁把采集到民间传说与历史记载相对照，通过深入思考进行了加工整理。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着为本纪书首。”[4]意思是说既然经典上记下了五帝三皇，虽然还不能确切证明，但是必然有其根源，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记载都遗失了，所以才造成比较混乱的认知，我并没有想过要解开，并且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所以我对各种有关的说法，选择较为详细和可信程度大的采纳为对三皇五帝的史料，并作为我所写史记的开篇。

《五帝本纪》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五个部落首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同时也记录了当时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虽为传说，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地下文物的发掘来看，有些记载亦属言之有征，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社会，提供了某些线索或信息。

按照司马迁对“三皇五帝”资料的处理情况，足以说明司马迁早就开始了廓清了上古史迷雾的工作，他的确是“严谨的史学家”。

二、司马迁笔下的大禹

中华文明的开端在哪里？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这是很正常的。《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即是说，司马迁认为，中华文明的开端是黄帝，比黄帝更早的“三皇”是靠不住的传说。《五帝本纪》和《夏本纪》比较清楚地描述了在氏族制度行将崩溃的尧、舜、禹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几位杰出的部落联合体首领是怎样带领他的人民开创新生活并开创国家体制的，而具体开创国家体制的就是大禹。

《史记》中的《夏本纪》大约有4100字，其中3400字记载的都是与大禹有关的资料，这足以证明司马迁对大禹的重视。《夏本纪》关于大禹的“史事”，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自传说中的黄帝到禹的“家世”；洪水传说、鲧治水失败及舜举禹治水；禹联合益、后稷治水成功，开九州；定贡物、贡道，划九州，定五服；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受舜荐举而即天子位；授政皋陶、举益任政；东巡狩，崩会稽，授益天下，禹子启即天子之位。[5]这些“史事”，经过司马迁的充分描绘，大禹的形象呈现出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人文面貌。

《夏本纪》根据古籍记载及有关历史传说，系统地叙述了由大禹到夏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由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概貌，尤其突出地描写了大禹这样一个功绩卓著的远古部落首领和帝王的形象。

　　相传尧、舜时洪水泛滥，民不聊生，虽经大力整治，但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当政者用人不当，长期未能把民众从灾难中解救出来。这成了当时因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禹，一个有抱负而且聪敏勤恳的青年出现了。他继承父业并吸取父亲鲧治水不成的教训，以他的健壮、精干和毅力，获得成功，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呈现出一派怡然富足、井然有序的宏伟景象。

司马迁以极其虔敬的心情，向人们叙说了大禹的业绩：他怀着励精图治的决心，新婚四天就离家赴任，行山表木，导九川，陂九泽，通九道，度九山，考察了九州的土地物产，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指给了各地朝贡的方便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五服界域，使得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众河朝宗于大海，万方朝宗于天子的统一、安定和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叙说大禹业绩的过程中，司马迁还插进了皋陶论“九德”以及舜和皋陶关于元首和股肱的歌词，这也反映了古人理想的天子及诸侯大臣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与大禹的形象相反，司马迁也用简约的笔触，勾画和鞭挞了孔甲的湎淫和夏桀的暴虐。
    《夏本纪》是一部夏王朝的兴衰史。大禹的兴起，是由于他治理洪水拯民于灾难，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人民拥护他；夏朝的衰亡，则是由于孔甲、夏桀这样的统治者败德，伤民，人民怨恨他们。

当然，《夏本纪》所记载的大禹，未必是完全真实的，历史事实未必是那么美好；但是，大禹治水的业绩却早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树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他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奉献精神，也早已千古传颂，作为我们祖先一种美德的代表，将永远值得学习和效法。能够为大禹塑造出这样的形象，这当然也要归功于司马迁。

    三、司马迁对大禹历史资料的处理

说《夏本纪》记载的大禹“史事”未必是完全真实的，是因为古籍资料太少太乱，司马迁要使用这些资料，必然有所选择，既有考订，也有偏向。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于是，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东汉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此记载说：“凡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联合诸侯。”[6]后来的历史学家据此即把这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的时期和活动称为“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就是每个代表不同阶层的学派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为扩大和提高本派影响，他们极力抬高、神化自己学派所尊崇的包括大禹在内的英雄。在此时期，大禹被不断拔高放大，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的形象。大禹之所以能被神化，除了时代特点之外，应该说主要是大禹个人的功绩所决定的。即是说，大禹有被夸大、拔高乃至神化的资本。大禹的功绩是治水，使人民安居乐业，划分九州，奠定了河流的格局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洪水经过禹的治理后，消除了“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威胁，人民得以“平土而居”，从事农业生产，解决了缺粮少食的问题，消除了鸟兽的灾害，其他方面的事务也随之得到了治理，即所谓“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7]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夏、商、周三代的物质文明奠定了基础。范文澜著《中国通史》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禹治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大概禹在原始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大有益于农业，因之为后世所歌颂并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8]
　　大禹成功治水是不容怀疑的。2002年，受到国内外学者广泛注意的属于西周中期后段的遂公盨被发现。在遂公盨的内底，有10行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篇即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这个铭文内容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9]这证明在距今2900年前，就有了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在治水的过程中和治水之后，大禹凭借其在治水过程中所赢得的威望，接替舜的位子，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通过征三苗、画九州、合诸侯、戮防风氏等，联合各部族，并且逐步使血缘团体向地域团体过渡，挑战古老的氏族制度，使国家的出现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并且促使国家的形成。因为治理黄河是重点，所以在黄河流域最早形成了国家，这大有利于民族和社会发展，大禹为民族生存与兴盛建立的业绩，其开创之功，是任何人所不能比拟的。

因为治水的成功，在春秋战国时期，大禹其人其事受到诸多学派从各自角度出发进行的渲染，使大禹的历史人物形象逐渐被神化。《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铃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准确地揭示出各家的学术取舍与目的，结果造成他们不断被神化，由历史人物演变为神话人物。
　　司马迁在搜集资料、考订分析资料和撰写《史记》时，对大禹资料的处理，显然与他处理三皇五帝相关资料时的心态和方式是有一定差异的。例如：

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大禹“家世”的资料开始逐渐丰富。在《国语·鲁语上》中有“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在《礼记·祭法》中有“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在这基础上，《世本·帝系》和《大戴礼·帝系》提出了黄帝到大禹同出一源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世本·帝系》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大戴礼·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证明战国时期的著作均以传说中黄帝为鲧、禹的始祖，《路史·发挥》引《竹书纪年》更进一步讲到: “黄帝至禹，为三十世。”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即说：“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由于古代材料的极度贫乏，司马迁运用晚出的材料证明传说中的黄帝为鲧、禹的始祖，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虽然无法确知，但是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域益大，民族日益合并，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始祖的传说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10]顾先生这一论断是很有说服力的。裘锡圭先生结合新出土竹书，对顾先生当年的论断作这样的评论：“顾氏认为我国古代各族都出自黄帝的大一统帝王世系，是战国以来各族不断融合、各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大形势的产物。这显然是很有道理的”，“顾颉刚关于大一统帝王世系的见解，应该是相当接近事实的”。[11]正因为如此，所以现在的历史著作基本上都采纳了司马迁关于黄帝为鲧、禹始祖的说法。

战国时期，大禹葬于会稽的说法广为流传。《墨子·节葬下》说：“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韩非子·饰邪》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斩之。”会稽为春秋战国时期越国都城所在，越为夏人之后，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也有考古学材料可资证明。根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夏族支裔应该在少康之后陆续进入今浙江境内，并和当地土著民族逐渐融合。既然越为夏人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在越国都城会稽一带衍生“禹会会稽”和“禹葬会稽”的传说，自然并不奇怪。这一出自越族的古老传说，经过长期流传，到汉代内容更为丰富。

为著述《史记》，司马迁“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12]这表明，司马迁对今浙江境内的禹迹是进行过实地考察的。在《史记·夏本纪》中，司马迁依据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和汉代会稽一带的古老传说，虽然也说：“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但作为一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司马迁并没有将以上传说视为绝对真实可靠的信史，所以对浙江境内的大禹文化的源头也仅仅追溯至夏后帝少康之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就是在《夏本纪》中，司马迁也用“太史公曰”的方式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显然，司马迁只是提到太康以后，夏人支裔才进入今浙江境内；又用“或言”指出“禹会会稽”和“禹葬会稽”只是若干说法之一种。这应该是司马迁大量实地考证、访问长者先辈和查阅文献资料后的思考结论。

《夏本纪》不仅保留了大禹为山川神主和治水的较为原始的素材，同时亦塑造了出自传说中黄帝之后的大禹，定九州五服，政令天下的一代“君王”形象。尤其《夏本纪》对大禹画九州、定贡赋和五服的记载，文字最多，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基本照录了《禹贡》全文，说明司马迁对《禹贡》所记，颇为笃信。

《禹贡》很可能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著作。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大禹本人或大禹时代关于大禹治水过程的一部记录，同时穿插说明了与治水有关的各地山川、地形、土壤、物产等情况以及把贡品送往当时的帝都所在地冀州的贡道。但是，从四千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地理知识水平看，在大禹时代的人们要进行《禹贡》所述幅员广袤、工程浩大的治水工程，是难以想象的。经近人研究确认，《禹贡》大约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即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魏国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基本上是依据孔子时期所了解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知识编写而成的。

在《夏本纪》中，类似这样的问题远不仅是如上所举，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在撰写有关大禹的事迹时，没有像“三皇五帝”的资料因为混乱和不严谨就不写或者少写呢？

四、司马迁提升大禹形象的原因

很显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大禹的相关资料也进行过考订、访问，但是，他较大程度采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抬高、神化后的大禹资料。即是说，司马迁是有意要提升大禹形象的。这是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有关的。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本是“百家争鸣”中影响最大的学派，但是，在春秋战国的大兼并时期，孔子及其儒学的主张根本没有人接受，为宣传他的学说而四处碰壁的孔子被司马迁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13]

而到了汉武帝时代，因为国家已经统一，封建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赤裸裸强调专制的法家和主张“无为”的黄老等思想都不能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为了加强和巩固封建统一政权，急需建立能够适应封建社会各方面需要的封建统治思想，于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用神学观点论证了皇权和封建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理论”应运而生。董仲舒建议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凡“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数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4]这个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在长安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15]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四处碰壁，被法家人物所深刻批判的孔孟儒学在此时会受到统治阶级的热烈欢迎呢？这是因为，孔孟儒学及其主张对正在夺取政权的新兴封建势力来说是“迂远而阔于事情”，[16]自然没有人接受；但是，孔孟儒学及其主张也并不是没有一点用处，西汉初人叔孙通就曾经评论说：“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17]汉武帝虽然在思想领域是把“博采诸家，自成一体”的“儒学”作为统治思想，但在实际政治上，是儒法并用。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措施，无不采用。诚如汉宣帝刘询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18]所谓“霸王道杂之”，实际上就是儒法并用，或者说是外儒内法。

司马迁处在儒学大盛的时代，他本人也是儒家的信徒。他之所以要撰写《史记》，一方面是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19]

儒家对大禹是非常推崇的。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春秋》，就多处赞扬大禹。例如：

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箫者。——《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春秋左传·昭公元年》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春秋左传·哀公七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春秋左传·宣公三年》

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和继承者孟子，可以说是非常赞美大禹的，在他们看来，大禹就是儒家理想中的典范君主。他们对大禹有许多论述，例如：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夏后，敏给克齐，其德不爽，其仁可亲，其吾其惠，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赞其治，兴六师以征不序，四极之民，莫敢不服。”——《孔子家语·五帝德》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论语·泰伯》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孟子·滕文公上》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孟子·滕文公上》

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理论，这样的氛围下，不用说，司马迁对大禹也是充满了崇拜和向往的。儒家学派既然是当时的“官学”，那么此前由道家学派或黄老学派等等流传的大量上古传说史话，自然会被认为荒诞怪异而被冷淡乃致佚亡。因此，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可以说是情不自禁地采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资料尤其是儒家学派的资料，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大禹的形象。尽管这样的提升并非就不存在问题。但是，倘若我们以此责难司马迁，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众所周知，不论是中国的古代史书，还是外国的古代史书，在叙述世界和民族的起源时无不夹杂些神话故事。神话不是历史真实，但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拟人化的产物。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神话对民族的凝聚力，对世界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马迁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史学家。他相信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悦践之，居期生子之类的神话故事。他将这些神话写入《史记》无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史记》中的少量神化，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是使后人了解了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财富。

正是因为司马迁对大禹形象的提升，从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产生了大禹是伟大的治水英雄，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立国始祖，记载于史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大禹的丰功伟绩，折射出大禹近乎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品德，并因之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楷模。他在治水中不畏艰险、身先士卒、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伟大品格，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同时也为他赢得了后世子孙的崇敬和传颂。大禹的杰出贡献，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和发展以深远的影响。这正是《史记》的影响所致，也是司马迁对中国早期文化建设的贡献。

 

注释：

[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3][4]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99年“二十四史”横排本。

[5]（汉）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