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只换得千年一叹。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这个经济科技文化高度繁荣的时代，作为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变革，王安石变法并没有成功实现社会的转型发展，反而直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北宋王朝也在激烈复杂的党争中走向灭亡。
更为久远的影响是，历时十余年之久的轰轰烈烈大变法的彻底失败，击碎了有识见有抱负的政治家欲通过变法革新达到富强目标的信心、勇气与担当精神。从那以后直至清末，“变法”俨然成了谈之色变的忌讳，就连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也不得不打着维护祖宗成法的幌子，仅有的一点革新也只是对于制度的零星修补，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也没有了。王安石变法遂成为历史的绝响，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拗相公”一词，虽出自反对派之口，却足以刻画出安石的倔强性格。安石一生服膺孟子，而孟夫子给人的形象，不就是个“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倔老头吗？“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年仅二十岁的安石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敢于担当的政治家，其使命绝非一味趋时附世、随波逐流，而是对待社会潮流，应该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某种程度上还要有一种逆潮流而动的精神。这正是改造社会、普济苍生的远大志向。
为实现理想，安石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子。在那个时代，年轻官员多把争取担任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相对清闲的管阁职事，作为跻身高级官员的终南捷径。安石独不以为然。“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他只愿作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治鄞三年，政绩卓著，而三年通判，却干不得实事，让他感到，必须保有一方天地，争取一个平台，才可独立施展拳脚，否则终将一事无成。因此，虽然他的大名早已为世人所知，朝廷更是屡屡征召，但他就是不为所动。
长期在底层出任地方官，既可以为当地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也能够深入体察民间疾苦，积累处理政务的经验。这是其相较于司马光等保守派具有优势的地方，司马光几乎没有任何在地方任职的经历，后来更是在书斋中呆了十几年，对于百姓生活苦乐很难说有多少了解。
安石更明白，欲变更法度，施展生平抱负，非取得君主鼎力支持不可，庆历新政实行仅一年有余就宣告失败，君主态度的反复至为关键。仁宗年老，革新意志不复存在，英宗更是不思振作，都不是他心中理想的大有为之君。对于孟子“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的告诫，安石必定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神宗登基，向安石提出“朕须以政事烦卿”，安石越次入对，答曰“固愿助陛下有所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两人心志得到契合。
北宋中叶，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不仅像范仲淹、王安石等高瞻远瞩胸怀天下的政治家，就是富弼、韩琦这些后期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都无不意识到改变革新的紧迫性。庆历新政中途夭折，并没有对范仲淹等人的声誉造成任何负面影响，反而使参与新政的人获得了朝野的一致好评。但王安石变法不仅遭到了主流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所有参与变法的人几乎都被泼了脏水，这其中的反差值得深思。
庆历新政虽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却历时较短，只是在表面上触及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加上仁宗软弱，稍遇到反对就废止了所有新政措施，并没有在实质层面触犯到官僚阶级的核心利益。王安石变法则以理财、税赋整治为起点，逐步深入到水利、军队、官制等各个层面，最后更延伸到思想文化教育，是全方位的深刻变革，真正触及到大贵族大官僚大资产者的根本利益。他们反对的声音是响亮的，主流士大夫们自始至终采取了不合作甚至破坏新法实施的态度。
史载，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由此可知，王安石变法，着眼点乃在于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必须暂时牺牲或让渡部分既得利益，而保守派的意思则非常明确，绝不后退半步。这一矛盾不可调和。
安石推行新法，比较让人非议的，是说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任用一帮急于名利仕途的小人，没有听取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等所谓正人君子们的意见，致使主流士大夫不能参与其中，最终导致一些良法美政因不得其人而成了压榨百姓的恶法。不得不承认，安石总体上仍是一个文人气息浓厚的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文人，御人用材能力明显不足，尤其无法笼络一帮务实干练的人为国家办事，仅凭一己之力，欲大变天下风俗，焉能不败？
安石所使用的虽然并不都是小人，但也确实存在不少瑕疵和问题，对于个别存在小问题的官员，安石无法避其所短而用其所长，更没有精力与权术将他们的缺陷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是，此类非议仍然存在本末倒置、混淆视听的问题，如果主流士大夫们不是在一开始就采取排斥的态度，造成无人可用的局面，安石又怎会落得一个孤家寡人的境地呢？
在所有宋代君主中，神宗赵顼是比较有志向、有魄力、有作为的皇帝。真正要变法图强的是神宗，这一点保守派在开始时并不清楚，他们以为只要打压变法派，把安石排挤出中枢，新法自然就会停止。但安石两次辞去相位后，神宗仍然不遗余力推行新法，令保守派感觉不可想象。当时另一名宰相曾公亮就说：“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
从安石去位之后的历史发展看，神宗自己事实上成为推行新法的首脑人物。因此，王安石变法亦被称为熙宁、元丰变法。可以说，安石始终把神宗当作变法改革事业的坚定后台，而神宗也是支持和协助安石变法为期最长久的一人，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残留着祖宗成法的烙印。
关于变法改革，有一段话说得很是到位，“改革者就是绑着炸药向前冲，只要有人扔过来一点儿火星，必然是粉身碎骨。想要跑到终点，就必须消除站在路上准备向自己身上扔火星的人。”王安石变法，包括宗室在内的官僚显贵，得罪的人不计其数，明里暗里随时准备扔火星的人太多了，甚至还有人架起火堆拿着火把等着呢！
深思细想就会明白，所谓的“物议沸腾、民怨载道”，究竟是谁在“议”，又是谁在“怨”！如果身居中枢的反对派领袖人物摇旗呐喊，遍布各地州郡的官吏又百般阻挠，新法取得的成效又怎能不大打折扣？但就是这样一种艰难处境，遍查史书，我们查不到在这个时期发生过什么农民起义、“民愁盗起”的记载，就可以间接推知，说什么赋税加重、欺压更甚等，或许实情并没有像反对派说得那么严重。
想一想主流士大夫的反对浪潮此起彼伏，想一想一直以来尊敬的良师益友也不为自己分辨，想一想连自己的亲兄弟都站到了对方阵营之中，这个儿子的理解与支持该是多么大的安慰！但恰恰是这个给自己最大慰藉的人过早离开了人世，是否意味着自己倾尽心血的变法事业也会中途夭折呢？一向自负倔强的安石没有了往日的底气，不得不在命运面前低下高贵的头颅。
张居正能够打破一切得失毁誉关头，以佛祖“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出世精神，作儒家积极入世的事情，父亲死了也不“丁忧”守制，纵然是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安石则是在新法实行期间多次坚决辞去相位，晚年更是解去一切职务，徜徉于山水间，吟诗作赋，“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诗句），追求物我两忘的境界，由儒转向佛。这固然是其自身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所致，但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新法屡遭阻挠，新派人物屡遭构陷，眼看要施行不下去，只好以自己的悄然隐去，希望换来神宗继续变法时，可以少遇到一些阻力，在实务中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只能退而求其次，逃避现世。
在中国历史上，安石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在主流士大夫群体看来，他简直是个异类。且不说他成天把变更祖宗法制挂在嘴边，就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也格格不入，没有一点士大夫的模样。他终生信奉一夫一妻制，不蓄妾；终生不坐轿，或骑马或骑驴；不为名、不图利，不贪财、不好色，当权有势者的不良嗜好与他毫不相干；不建豪华府邸庄园，晚年栖身破败寺庙；道德上几乎没有任何污点。
做官方面，位极人臣，得君主尊重信任之笃，为历史所罕见；但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却处处受到掣肘，致使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发生严重背离，神宗死后新法被全部废止，抑郁而终。身后更是凄凉，遍查史册，连一篇行状墓志或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也找不到；时至今日，关于他的争议依然没有间断。
即便如此，却丝毫无法掩盖安石在文学诗词上的耀眼光芒。整个宋代，读书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都推崇备至，但唯有安石最了解韩愈的内心，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韩愈以降直至欧阳修，这些所谓大文豪们没能实现的抱负，即通过某种方式矫正天下风俗。只不过，韩愈、欧阳修不得已只能选择了文章，而安石的人生目标始终定在兼济天下，而非文章学问，在他看来，只有首先在政治上“得其位”，才有能力改变天下风俗。安石主政中枢后，荆公“新学”俨然成为最有势力的学派，一时间社会呈现出一股新风尚。
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苏轼态度的转变是颇为值得留意的。安石主政时，苏轼是反对派阵营中的得力干将，并因此被贬到地方任职。但他还能认清作为地方官的本职，虽然嘴上反对，接到朝廷政令后，大体上还能够执行。事实证明，恰恰是这个极力反对变法的人，执行新法效果比较好，苏轼可称得上循吏的典范。在安石辞去相位归隐江宁后，苏轼曾专程看望，二人相谈甚欢，仰慕之情可见一斑。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纯属意气用事，连大家都公认是良法的“免役法”，他也不顾实际予以废除，本属同一阵营的苏轼又起来反对，喊他“司马牛”，终于又被自己人给流放到了更偏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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