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芬芳，弱德之美
《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由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叶嘉莹追溯往昔，品藻诗词，也与读者分享了她自己的古体诗词。
从小在伯父指点下写格律诗。少女时代，叶嘉莹笔下的庭院景致、薄雾轻愁，已别有滋味。《对窗前秋竹有感》云：“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大学时代，叶嘉莹与恩师顾随时有唱和，那是她写诗填词最密集的时段。顾先生有一次给她的评语说：“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1948年，叶嘉莹离开北平去上海结婚时，伯父写有一首伤感的五言古诗，对侄女的文采斐然，不乏欣慰：“有女慧而文，聊以慰迟暮。”
叶嘉莹的诗词婉转绸缪，声幽意远，词旨清新，是她自抒胸臆、忧生伤世、表情达意的最佳途径。唯有刚去台湾那几年，叶嘉莹颠沛流离，多愁多病，困于生计，很难有时间和心绪提笔。
对古典诗词的鉴赏、研究与解析，更是让叶嘉莹痴迷沉醉。念辅仁大学时开始到毕业工作后，她都坚持听顾随教授的课，如此长达六年，直到结婚南下。她说，顾先生评析诗歌，精深微妙，旁征博引，“上天入地，兴会淋漓”；与此同时，他也讲立身为人的道理，讲诗人的品格与诗风的关系，强调修辞以立诚为本，诗人应当有对大自然和广大人世的同情与关怀。
叶嘉莹说，顾先生的讲授展示了古典诗词深微高远的意境和璀璨光华，那也是她终身热爱诗词的一个重要原因。她听课记笔记时，总是心追手写，一字不漏。后来几十年，从北平辗转南京、台南、台北和美国、加拿大，那八大本笔记她一直随身携带。多少书籍、衣物都散失了，笔记本却完好无损。四十年后，她把它们交给顾随的女儿，由后者整理，辑成七万余字的《驼庵诗话》。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一批学人，屡经战祸离乱，饱经忧患。叶嘉莹的一生，更将生离死别、颠沛之苦、生计之艰、遇人不淑，样样尝遍。其间既有世道沧桑、时代悲情，也有造化弄人。少年时，由于父亲因战乱而音书断绝，母亲病逝，她早早就体会到人世的悲凉无常；青年时辞别故土，如转蓬失根。那时正值台湾的多事之秋，她的丈夫被捕将近四年，叶嘉莹也曾抱着吃奶的女儿身陷囹圄。此后一度居无定所，生活困窘，身心俱疲，她“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1976年，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原本可以过轻松日子了，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却在车祸中丧生。这一灭顶之灾，让叶嘉莹再次遭遇锥心裂肺的伤恸，日日泪涌心寒：“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检点嫁衣随火葬，阿娘空有泪千行。”从1979年开始，每年到南开等大学授课，她才从痛不欲生的深渊里，略微转移。
叶嘉莹将历代歌咏里的儿女情长讲得缱绻动人、声情摇曳，她的情感生活却与诗歌的浪漫清甜全然无缘。丈夫出狱后工作总是干不长，她不仅勉力养家糊口，更要忍耐他的狂暴乖戾、“咆哮欺凌”，“他就是要把所有美好的东西毁掉”。如此风刀霜剑，性格和教养却又牵引她忍辱负重，并告诫自己不怨天尤人，无论境遇怎样，都“守身如执玉，积德胜遗金”。
叶嘉莹生于1924年，虽然成长于西风东渐、古风式微之时，但幼承庭训，受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深刻浸润。她从背诵得最熟的经书《论语》里体悟最深的是儒家思想中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她也身体力行，谨守古典伦理，认为完美的持守是一种最高理想，无论人际的另一方行为如何，自己都应持守品格。后来叶嘉莹也反省：“这原来是造成人际关系之不平等的一种懦弱的道德观，不过我的积习已成，所以直到今日仍没有改变。”她在七律《天壤》里，含蓄地抒发了婚姻不如意的黯然。尾联说：“回头三十年间事，肠断哀弦感不禁。”
叶嘉莹将词体的美感特质称为“弱德之美”。所谓弱德，是自我约束和收敛以委曲求全的品质，“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这既是词的美感特征，也是她立身处世的准绳吧。
幸而，诗词歌赋终生涵育、滋养叶嘉莹，赋予她宠辱不惊的君子风度，给予她从苦难中前行的从容。她说：“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那些灵章妙句“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而她孜孜不倦授课六十多年，将欣赏古诗词的喜悦传递给世界各地的学生，更使先贤的生命心魄，得到又一次再生。古典诗歌之于叶嘉莹，早年是兴趣导致了迷恋，之后在悲苦压抑心境下时有情感共鸣，后来她则是带着传承文化的自觉走遍几十所大学授业解惑。她从来不以学者自期，对自己的作品也从来不以学术著作自许，至今不倦于讲学和写作，只因“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
叶嘉莹评赏诗词，精于层层剥笋，缕缕抽丝，道出不为时空阻隔的人类同有之情和幽微曲折的言外之意。听了叶嘉莹讲课的席慕蓉，由衷赞叹：她“仿佛整个生命都在诗词之中涵泳”，“我们面对的是世间难得一遇的才情和生命！”席慕蓉说，叶嘉莹的衣着、笑容、声音，都有一种“出尘的秀雅的女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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