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希腊，相信很多读者朋友们马上会想到，那是蓝色海洋文明的摇篮，而一说到蓝色海洋文明，很多读者朋友们马上又会想到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字眼，诸如民主、自由之类，而一想到这些，马上就会与具有专制、独裁传统的中国相比较：同样古老的文明，问什么中国形成了专制、独裁的传统，而希腊形成的却是民主、自由的传统呢？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话还得先从下面的两句常识性的话语谈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总企图“人定胜天”，其实，在那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远古时代，“人定胜天”这话，其实就是“痴人说梦”而已。
好啦，让我们接近一下几千年前古希腊的蓝色海洋文明。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与今天的希腊共和国不同，古希腊文明的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前两块地区含盖了今天希腊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后一块地区则归属于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
不过，古今希腊的地理范围虽有些许不同，面积则仍然是差不多的，大致都不到十四万平方公里——与中国的安徽省相比，还是略微小了一些。
希腊半岛是希腊的本土，居于希腊地域的中央，分为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也被称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三部分，在这三块地域中，除了面积不到两万两千平方公里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一点儿可以被称得上是平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之外，其他地区所拥有的只是高低不平的山峦、因落差极大故水流非常湍急而又异常短促的河流。
也就是说，在希腊的绝大部分地区，不但几乎没有任何办法从事农业生产，更有甚者的是，因为这众多山脉的阻隔，交通还极为不方便。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希腊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就造成了古代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古代的中国人，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过着年复一年的农业生活，过得好的，给儿孙们留下些土地，于是乎便成了地主，过得不好的，只能是替那些地主打工生活，于是乎就成了贫农，如若遇上点儿天灾人祸，地主也好，贫农也罢，单纯靠自身的努力，他们几乎都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个时候，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有那个一定是强有力的政府的救济。
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寒来暑往，都只能日复一日的出海捕鱼，鱼捕得多些，那就多吃点儿；鱼捕得少些，那就少吃点儿，即使你的鱼捕得再多，也不能作为财产，给儿孙们长久的保存下去——你总不能在临死的时候，把儿孙们叫到身边来，跟他们说，“孩子们，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多余的财产，只在某个山洞里，给你们存了三万斤咸带鱼”吧？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没有任何的食物长久保鲜的办法的。
既然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财产可供儿孙们继承，作为父辈的，只能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前，就交给他们一些生存的技能——打鱼的方法，而已而已。
孩子一旦长大成人，就只能凭借着自己的双手，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日复一日的出海捕鱼，也就是说，生活在这里的父辈们，除了只能教会儿孙们一点儿生存的技能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这就造成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父辈与儿孙们之间，一般而言，是比较平等的——这与同时代的中国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寒来暑往，都只能日复一日的出海捕鱼，这不仅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家庭生活，还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社会政治生活。
鱼，就在海水里，不管你去打还是不打，在诺大的海洋上捕鱼，是每个人的权力，你可以在这里捕鱼，我也可以在这里捕鱼，任何人也无法私自占有！换句话说，任何人，不管他是谁，在诺大的海洋里的众多的鱼儿们面前，都是、也只能是平等的。
这里的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相约一起出海捕鱼而已，一旦到了海上，很自然，就是你打你的鱼，我打我的鱼，除此之外，无它！故而，这里形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城邦式国家”，就很自然的与同时代中国的极具专制、独裁传统的封建国家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的古希腊人，分成了大大小小大约二百个左右的、独立的“城邦式国家”，诸位读者朋友们看出来没有，平均每个“城邦式国家”的面积，大约不到七百平方公里，严格说来，这些所谓的“城邦式国家”，就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一般在一万人左右。
而这些“城邦”所采取的政治体制，无非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种，虽然采取君主制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他们很少被后来的史学家们关注；采取贵族制的国家，以斯巴达最为有名；采取民主制的国家，则以雅典最为闻名。
我们只以斯巴达和雅典这古希腊最为闻名的两大“城邦式国家”为例做一简要解释：
与其说面积只有八千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一半大小）的斯巴达是一个“城邦式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四至五个村庄、两大家族的联合体来的更准确些，最盛时期的斯巴达，有九千户人家，大约不足五万人的样子，因土地相对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由权利相等的两名国王（每个家族一名）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国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而面积只有大约两千四百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北京七分之一大小）的雅典则是一个拥有十个比村庄大一些的聚落、四大家族的联合体。
古代的希腊人，无论是寒来暑往，都只能日复一日的出海捕鱼，还深刻的影响了古代希腊人的文化生活。
去海上打鱼，那是男人们的事，与女人无关，诺大的大海上，这么多的男人捕鱼，没有一个女人，此时，穿着衣服捕鱼是完全不合适的，想想看，海上嘛，自然是无风浪三尺，有风浪三丈，海风一起，大浪打来，无论你穿的是什么贵重的衣服，都只能有如下这一个结果：里里外外，湿透而已——这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捕鱼了。
所以，男人们裸体在海面上捕鱼，那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没有什么可稀奇的，捕鱼时裸体，为了更好的捕鱼开展的体育竞赛（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然也会裸体——因为，这同样也是男人们的事，同样也与女人无关，而记录下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的所有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石刻还是雕塑，也不管是真人还是鬼神——当然也同样也是裸体的。
所有这些在中国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的事，在这里，都是很随性的，很自然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是如此。
当然，这里的民主、自由的传统，也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事。
公元前509年前后，克利斯提尼二度担任执政官期间，继续扩大公民的权利，实行“陶片放逐法”（也被翻译为“贝壳放逐法”），让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以“陶片放逐法”这一重大改革措施为标志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最终确立起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陶片放逐法”这一雅典民主的标志性措施，给雅典人民带来的并非是福音：依“陶片放逐法”做出的判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情绪，而公民的情绪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励波动不定，因此，公民对官员优劣的判断未必都能深思熟虑，用贝壳或陶片投票做出的判决也就未必准确。
曾经指挥过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在抗击波斯侵略的战争中立有赫赫战功的雅典著名政治家阿里斯泰德就曾在放逐投票时，被一个目不识丁的公民请求代写上阿里斯泰德自己的姓名投入票柜，阿里斯提德问那人何以要放逐他，那人答道：“不为什么，我甚至还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到处都称呼他为‘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
最终，阿里斯泰德被成功放逐，不久之后，同样是曾指挥雅典人多次打败波斯侵略军，并彻底消灭了波斯陆海军的有生力量，取得希腊反波斯的最后胜利的雅典首席将军西蒙也被放逐。
虽然屡屡制造冤案的“陶片放逐法”在公元前415年最终得以停止，但同样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常常因受一些政治家的鼓励波动不定的公民情绪的公民陪审法庭，还在同样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制造着更多的冤案：公元前399年，501名希腊市民对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进行审判。
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两条：一是怠慢神灵，二是诱导青年，表决的结果是281票同意，220票反对，苏格拉底被处以极刑，这501个市民中，有鞋匠、裁缝、不识字的游民和一些莫名其妙而激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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