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英、美、法三个租界，坊间传闻的“日租界”是不存在的，1862-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后成为公共租界。
近代上海租界华界分布图
1917年“上海南北市全图”
英租界于1845年设立，初范围大致为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厂（现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1846年时划定以界路（现河南中路）为西界。1848年”青浦教案”发生后西界拓展至现西藏中路一线（填末前为”泥城浜”，是租界当局在1853年时为免受“小刀会起义”侵扰而将原西界的小河深挖拓宽而成），北界到达吴淞江（苏州河）南岸。1899年西界再次拓展至静安寺一带（西北角至小沙渡<约现西康路临苏州河边>）。
1917年“上海英租界分图”（西藏路以东部分）
1917年“上海公共租界地图”（西藏路以西部分）
英租界对于路名有整体规划性的确立大约是在1862-1865年，在此之前其界内已辟筑的主要路段虽大多也有其各自的名称（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北京路等曾分别依次旧称为花园弄、打绳路<后也改称过杭州路>、海关路、教会路、北门街、领事馆路，有些会引道路旁存在的建筑或机构来命名、有些则以道路所处的地理方位来命名），但总体上无特定的规则可循。在经过1862-1865年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与租界工部局对于道路命名规则的整体规划后，时英租界内对于主要道路名称命名的规则大体上得以确立（其规则不包含一些如仁记路、盆汤弄之类的小路），即南北走向道路一般以中国省份的名字来命名（如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东路山西路福建路浙江路广西路云南路西藏路），东西走向道路一般以中国城市的名字来命名（如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北京路天津路宁波路厦门路）。广东路与圆明园路是比较典型的例外，“广东路”据吴志伟著《上海租界研究》一书195页解释为：在近代一段时期，广州和广东的英文均写作Canton，而且还主要作为广州的的英文名。但在上海原本应叫作“广州路”的Canton Road被译成“广东路”。圆明园路原本有”上下两条”，后”上圆明园路”改名为”博物院路”（路名源于该路旁有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上海博物院），即现”虎丘路”的前身。上述这些路名均位于现西藏中路以东且因没有殖民色彩其主体部分很多都被保留到了现在。1899年公共租界西拓后对于泥城浜以西新辟筑的道路多没有采用原先的那套命名规则，此后的新路一般以西人名字来命名的较多，偶尔也会出现诸如“星加坡路”（现余姚路）之类的以外国地名来命名的道路。
美租界大致设立于1848-1852年，初由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在虹口”永租”吴淞江（苏州河）以北虹口港以西50余亩土地而起，约在1862-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的同时时任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曾向上海道提出过租界扩张的要求，这条扩张线后被称为”熙华德线”，大致范围以西藏路桥北岸为起点向东至杨树浦，在沿杨树浦向北三里后拉一直线回到起点，线以南划入租界，这个扩张方案到约至1893年时基本实现。1899年公共租界再次大幅扩张后，租界在苏州河以北的范围最东拓展至现军工路黎平路一带，现闸北虹口一带诸如天目东路武进路等都曾一度是租界和华界间的分界线。
1884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中的美租界
1893年美租界界址
美租界及后来苏州河以北公共租界对于道路命名规则的掌故相对不多，在洪建新《旧上海租界当局命名路名之商榷》一文中曾提到过一些以亚洲其他国家城市来为上述区域道路命名的例子，如：Seoul（西哑-首尔）现西湖路、Delhi（但里-德里）现广德路、Kandahar（刚达哈尔-坎大哈）现临青路、Bangkok（朋卡-曼谷）现福宁路、Kabul（客勃尔-喀布尔）现凉州路、Colombo（科隆布-科伦坡）现广州路、karachi（客拉契-卡拉奇）现眉州路、Simla（辛拉-西拉姆）现洞庭路、Quetta（开答-基达）现松潘路、Sandakan（山达刚-山打根）现定海路等，前后约十余条，这些路名存在的时间相对较短且当时的汉译与现在习惯称呼有所不同，大多于1915年时就被其他路名所取代。
法租界于1849年设立，起初范围大致为洋泾浜（现延安东路）以南、周泾（现西藏南路北段）以西（西南端约为现桃源路东段、云南南路南段一带），南临上海县城的护城河（现人民路），东南端约至当时的福建会馆（实则为福建“泉漳会馆”的别业，也称“泉漳北馆”，当时位于“北门外”），1860-1861年时任法国驻沪领事以“当初划界时误把福建会馆当成潮州会馆”及“需为法国皇家邮船公司找寻使用土地”为由将法租界的东南角再延伸至小东门通黄浦江的小河边。1898年“第二次四明公所冲突”发生，1899-1900年法租界当局借此事件在与清政府谈判中提出租界扩张计划并最终大部分得到实现，拓展后的法租界北临北长浜（现延安中路），西至顾家宅关帝庙、南临打铁浜晏公庙丁公桥（其范围约为现重庆<中>南路太仓路顺昌路自忠路方浜西路这一线的东北方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法租界的这次拓展中法国人原本还曾计划将浦东及吴淞的一部分也都纳入此次扩张的范围中，后因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而终未能实现。1914年是法租界最后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拓展，自那时起其西界大幅扩张至当时徐家汇路（后海格路，现华山路）一线，南临肇嘉浜。
1917年上海法国旧租界分图
1917年上海法国新租界分图（一）
1917年上海法国新租界分图（二）
1914年上海法租界推广条款
法租界的路名存在有多种形式并存的情况，如有在同时期内中文与法文路名不同的道路（如：现金门路，据吴志伟著《上海租界研究》一书42-44页的说法，该路在1872-1943年间的法文路名为Rue Protet<来源于法国军官卜罗德>…在1904年的《上海行名录》中称“恒德当街，Rue Protet”，1917年童世亨编《上海法国旧租界分图》中把该路标为“典当街”，1918年《行名录》：“典当街，法名Rue Protet”；又如：现四川南路，按《上海地名志》记载：1860年筑，今金陵东路至延安东路段以法国侵华头目命名孟斗班路<Rue Montauban>，天主教堂“若瑟堂”建成后，今新永安路至延安东路段名天主堂街，吴志伟著《上海租界研究》一书41页对上述《地名志》说法做了补充：从1865年制定，1870年校正的《上海法租界地图》到1943年的《行名录》，该道路的法名都是“Rue Montauban”），也有同时期中文与法文路名基本相同的道路（如：现淮海东路，在1874-1875年的《行名簿》上中法路名曾分别记录为“宁波马路”与Rue de Ningpoo；又如：现金陵东路旧时曾名“Ruedu Consulate”，与其同时期中文名“公馆马路”意思趋同），还有以中国地名来命名的道路（如：现龙潭路，旧时曾称舟山路；又如：枫泾路，旧时曾称福建路）。进入20世纪后法租界在新拓区域中曾经出现过一大批以中国山川河流名来命名的道路，但这些道路当时没有相对应的中文名字，也未注明Rue、Route等字样，如果将这些特殊路名翻译成中文的话大家或许会对其中的某些路名似曾相识，如：现崇德路曾称“黄河”、现寿宁路曾称“湘江”、现淮海中路东段曾称“西江”，现自忠路曾称“雅砻江”，现东台路曾称“泰山”、现淡水路曾称“衡山”，现老重庆中路曾称“华山”、现柳林路曾称“天山”等），这些路名至1906年后多改成以法国人名字为主的路名，这种以法国人名字来为道路命名的方式也成为后来法租界当局在为道路命名时的主流。
“越界筑路”是租界当局为进行势力扩张而采用的主要手段，每当上海周边发生战争时往往是这类事件的“高发期”，从19世纪60年代起的徐家汇路（英法租界各辟筑过一条徐家汇路，英租界那条后改名为海格路、即现在的华山路；法租界那条大约依当时的肇嘉浜而辟筑，如今在地图上我们在原卢湾地区仍能看到一段“徐家汇路”）、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再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的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安和寺路（现新华路）等，期间此类事件不胜枚举，所采用的路名也多以西人名字或地名居多。
租界内以及其“越界筑路”段的路名由于“汉译”或“同音”等问题往往也会导致不少“误解”，笔者在此举三个例子与大家分享：
1、现“怀德路”旧称“威妥玛路”，关于这位“威妥玛”以往一般认为是曾先后担任过“英国驻沪副领事”、“英国驻华公使”等职并且参与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烟台条约》签订的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而实际威妥玛路的英文名却为“Wetmore Road”，这位“Wetmore” 全名“W.Shepard Wetmore”，是一位美国人，曾担任过租界工部局董事，“Wetmore Road”其实是为了纪念这位“W.Shepard Wetmore”。
2、现“湖南路”旧称“居尔典路”，关于这位“居尔典”的身份笔者曾看到过有不少文章中称其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有关于对“居尔典”的诠释，笔者另外查阅到过其它两种说法，诠释一，出自《海上遗珍—武康路》一书121页中老上海掌故专家薛理勇的说法，文中大致意思称“现坐落在淮海中路1555号的上海图书馆地块早先曾是西侨居尔典（A.Charles Culty）创办的可的牛奶公司，现湖南路在筑路时便以相邻可的牛奶公司的英文名称取名为Route A Charles Culty，中国人不知道可的的英文名称，就根据法文路名音译为居尔典路”；诠释二，出自《西区纪事—长宁地名寻踪》一书138页，书中写到“居尔典系法国人，1890年9月出生在日本。1910年，他应征入伍，1914年8月17日，居尔典被派往天津，为第6殖民步兵团士兵。1915年2月3日，他回法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0月3日在马恩省的苏温战死。法租界公董局在一次董事会议上，决议以其名命名一条新辟筑的道路为居尔典路”。两种诠释虽完全不同但“英国公使”说至此已可基本否定。
3、现“新华路”旧称“安和寺路”，以往笔者曾听闻“安和寺”是一座庙宇的说法，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实则“安和寺路”的英文名为“Avenue Amherst”，这位“Amherst”是英国人，曾在清嘉庆年间出使中国并向当时的嘉庆皇帝提出在北京设立公使馆及增加开放口岸等请求，但均遭清政府拒绝，后来这位“Amherst”先生还担任过印度总督，在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阿美士德号”的船名即是取自以这位“Amherst”先生。
另外租界内也曾出现过几条以华人名字来命名的道路，笔者通过查阅各种资料找到有如下五条：现西藏中路曾名“虞洽卿路”、现溪口路曾名“朱葆三路”、现常熟路曾名“善钟路”（地产商“陶善钟”）、洋泾浜原靠法租界一侧曾名“孔子路”、现长乐路362弄曾名“麟桂路”（麟桂曾任上海道台）。
“闸北”和“南市”是近代上海历史上华界区域的代名词，以下也做分别介绍。
“闸北”同时存在过“租界”和“华界”两块区域，“租界区域”相对较小，据《上海掌故词典》44页内容介绍“1893年正式确立美租界东西北三界界线：西起北西藏路（今西藏北路）沿海宁路向东、再沿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向北，再沿界路（今天目东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向东至杨树浦“，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大致勾勒出”闸北“区域内原”租界“的势力范围，在”闸北租界“的这片区域内道路以西人名字来命名的居多，如”爱而近路“（现安庆路）、”克能海路“（现康乐路）、”阿拉白司脱路“（现曲阜路）、”文极司脱“（现文安路）等。而对于”闸北华界“道路名称的命名则相对更具有特色及内涵，如有些是因当时的”会馆公所“而起（如广肇路<约现天目西路长安路长安西路>得名于当时”广肇公所“下的”广肇山庄“、据说该路由”广肇山庄“出资辟筑，而海昌路则得名于当时的”海昌公所“，据《光绪上海县续志》记载”海昌公所，在新闸桥北夏家弄，公所既成，遂名海昌路“），有些则是与当时在闸北开办的工厂有关（如据《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216页介绍”恒丰路、华盛路、华同路、裕通路的得名，是因为这些路是由恒丰、华盛、同茂和裕通等厂投资修筑的。华同路，由同茂丝厂辟筑，因南接华盛路，故取路名与厂名首字而命名“），还有些则是包含有特殊的政治寓意（如汉中路、满洲路<现晋元路>、蒙古路、新疆路、北西藏路<现西藏北路>这五条路名虽说并非是在同一时间得名，但整合起来看其实就暗合了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口号是”五族共和“，还有一些如大统路、共和路、国庆路、民立路、新民路等也都寄托着当时市政管理者们对于国家在”迎来共和“后的美好愿望，这类为道路命名的方式在后来的“大上海计划”中也有所体现且更有规律可循<“大上海计划”中的道路一般会以“上海市政府”和“中华民国”这九个字来作为路名的字头，另有“三民<现三门路>、五权<现民星路>、世界、大同（约现双阳路北段）”四路，反应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光复路“是在这些道路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它原为公共租界越界辟筑的“北苏州路”，被收回后改名为“光复路”，意为“光复中华”。
“南市”一般指租界以南的华界，有说法称也可特指上海老城厢，其中各种路名的出处最为丰富，笔者选其部分罗列如下：
1、与城门有关的路名。老城厢的“城墙”始筑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抵御倭寇”，城墙初辟时有城门六座，分别为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朝阳门（小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另还辟水门三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又增建障川门（新北门），晚清宣统年间再新添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这些城门的名字有很多都融入到了当时附近的道路中。
晚清时期的上海县城
2、与河浜桥梁有关的路名。原来的老城厢及其周边河浜遍布桥梁纵横，有不少路名都出自这些河浜桥梁的名字。如方浜路，肇嘉路（指原流经老城厢的肇嘉浜，约现复兴东路中段），安澜路（指安澜桥）等。
3、与寺庙庵堂有关的路名。如：沉香阁路、一粟街（原此地曾有“一粟庵”），广福寺街（即后来的“广福街”），小普陀街（原此地曾有“小普陀禅院”）等。
4、与“会馆公所”有关的路名。如：会馆街得名于此地原有的“商船会馆”（其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上海的沙船商联合创立，是上海最早的会馆），会馆弄得名于一旁位于外咸瓜街上原有的福建“泉漳会馆”，荷花池弄得名于此地原有的浙宁会馆（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内曾挖有荷花池），药局弄得名于此地原有的药王庙和药业公所等，“会馆公所”是当时上海的同乡同业组织，曾在近代上海的历史上发挥过不容小视的作用。
5、与牌坊有关的路名。如：三牌楼街（此地原有应奎、昼锦、清显三座牌坊）、四牌楼街（此地原有崇礼、宣化、泽民、集庆四座牌坊）、大夫坊（曾名中大夫坊，此地原有明代名士顾英的牌坊）、金家坊（此地原有金家牌坊）等。
6、与名园有关的路名。老城厢及其周边除了我们现在依然能看到的豫园外，原本还有许多名园胜迹，如露香园、日涉园、也是园、半淞园、半径园、吾园、省园等，它们中有部分名字也融入到了当时附近的道路名称中。
7、与集市作坊有关的路名。如花衣街（此地曾是棉花商号的集散地）、豆市街（此地曾是豆米行业的集散地）、糖坊弄（此地曾有麦芽糖作坊）、面筋弄（此地曾有面筋作坊）、火腿弄（此地曾有火腿加工场）等。
1943年汪伪时期曾为”去殖民化”对于上海原租界内外的路名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变更，以往在租界内外以西人名字来命名的路名多被去除，取而代之的路名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沿用至今，如武康路衡山路富民路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对于上海的路名做过一次规模不大的调整，复兴、建国、中正、林森、英士等词汇融入到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道路中。
此外在如今上海的市区中有许多以“中国地名+东、南、西、北、中路”模式而定名的路名也多是在1943-1946这段时期内被定下的。“魏德迈”在“二战”后期曾接任史迪威成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国民政府曾在1947年时以他的名字来为一条道路命名，这条道路就是现在的邯郸路。
1949年后的路名更换工作实则幅度更小，以延安、瑞金、淮海等词汇为标志的路名开始出现，近代上海道路名称的变迁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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