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和农耕社会的互动——读希提《阿拉伯通史》笔记

偶然在网上找到一本菲利普·希提的《阿拉伯通史》，虽然就其题目的广度而言，此书的分量是显得不够的，不过对我这样不准备深究的普通读者来说，收获也算不小，填补了我读史经历中的一个空白。

希提的叙述中有三点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一）在古代史上（中古以前），从阿拉伯半岛的草原－沙漠地区周期性涌出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冲击着周边文明的农耕社会；（二）野蛮游牧民的冲击和征服，一方面造成文明的破坏，一方面也是一种革新、贯通和融合的力量；（三）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继承古代遗产和影响欧洲文艺复兴中的作用。

这些观察，恰好与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的描述相呼应。

按格鲁塞看法，从草原地区周期性涌出的游牧民，是推动古代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动力，从上古起，来自大兴安岭西坡和戈壁草原的蒙古／突厥人，便不断冲击着南边的华夏文明，并波浪式的向西侵袭，不断侵入和填充着中亚、俄罗斯、波斯和印度河等地区；（二）蒙古大军的野蛮征服，一方面造成文明的巨大破坏，一方面也是一种贯通和融合的力量；（三）蒙古征服在打破欧亚大陆东西几个文明中心之间的阻隔，激活东西方贸易和西欧寻求新商路的热情中的作用。

阿拉比亚游牧民最后的那次涌出和征服，打破了存在于拜占庭、埃及、叙利亚、波斯和印度这几大文明之间的阻隔，他们继承了这些文明的成果，并使这些地区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时松时紧的同处在一个行政、贸易和文化体系之内，这样的融合自然的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特别是，他们从拜占庭那里接过了希腊－罗马遗产，并与从东方获得的印度元素相结合，这些结果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传入西欧，推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

蒙古的野蛮征服消灭了中亚的一系列突厥和斯拉夫小国，扫除了存在于中国与印度／波斯／阿拉伯之间，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印度与波斯／阿拉伯之间，以及小亚细亚和东方之间的阻隔，蒙古人在行政和财务上严重依赖波斯－阿拉伯人（色目人），而后者以此为交换获得了贸易机会，随着蒙古征服的扩大，波斯－阿拉伯商人大大扩展了其视野和贸易范围，而西亚的文化和商品也借机进入东方。当我们考察诸如明代的商业繁荣和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事情时，不应忘记上面的历史背景。

农耕社会通常有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集权化，一是封建化。大致说来，在前一种社会里，权利是不明确的，个人的命运依赖于他在权力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在后一种社会里，权利是明确的，但也是依附性的，也就是说不具有可交易性。无论上面哪一种社会，都有一种内在的封闭化倾向，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会逐渐走向封闭和僵化。

这种封闭状态对存在于农耕社会边缘的游牧社会构成了一种劫掠和侵袭的诱惑和机会，而周期性的入侵和征服不断的打破封闭和隔绝状态，使农耕文明每个几百年又得以在一个新的框架和范围内进入新一轮发展。这样的互动和循环是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