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秦孝公启用商鞅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其目的在强国，而非富民。随着改革的深化，秦国对全民、全军和经济的动员能力越来越强，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秦国梦”正在一步步逼近。然而，任何一场改革，如果缺乏全民共识，不能构建上下认同的所谓“核心价值观”，要想“从胜利走向胜利”，结果可想而知。进入改革深水区的秦国，为什么会偏离孝公和商鞅设计的路线？从“秦国梦”走向“天下梦”，后嬴政时代为什么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呢？欢迎继续关注凤凰国学特别专栏《王立新说史》。
秦始皇（资料图）
秦始皇与李斯：社会转型期的失败决策者
商鞅变法，确实改变了秦国的地位，使秦国一跃而成为战国时期的强国。孝公之后，又经数代君王努力，传至嬴政，遂“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过秦论》，以下黑体字均出于此，不再另注。）到了秦王嬴政26年，即公元前221年，终于灭掉韩、赵、魏、楚、齐、燕六国，统一全境。
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和丞相李斯将当时的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各置守令。尽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毁，用这些金属材料，铸成大钟之类，还浇铸了十二个金人，重各千石，放在宫廷里。接下去又统一度、衡、石、丈、尺。还把天下的所谓“豪杰”十二万户，统一迁到了咸阳。
王初并天下，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乃更号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统一形势图
统一天下之后，本该好好治理天下，让大家过点安生日子了吧，不！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然后，“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上面的几段话，大家肯定也很熟悉，也是贾谊《过秦论》中的文字，所以我不用给大家再作专门解释。大家请看下面这幅图像，是我从网上下载的秦始皇的形象：
秦王政三十二年，也就是始皇帝九年，即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上了一封下面的奏章：
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资治通鉴》卷七）
黔首就是百姓，战国时秦国对普通百姓的称谓，如同魏国称作“苍头”一样。李斯上奏中的儒者，其实已不限于崇尚和学习儒家经典的儒者，而是所有的读书人。李斯强调焚书的理由，就是天下既然已经统一，法令也已经颁布，绝不允许怀疑和偏离。而这些读书人却出来说三道四，好像他们比您还高明，好像我们实行的法令和做法有问题。怀疑法令的正确性，就是对您的最高、最权威统治的怀疑，应当严厉禁止民间议论政治得失的行为，让老百姓以官吏为老师，跟他们学习怎样遵循法律，这是读书人唯一明智的选择。他们现在借以“妄议”朝政的理由和根据，都在古代各国的典籍里。将这些违禁的书籍全部烧毁，他们就没有了依据。如果有人不小心说走嘴，道出了《诗经》、《尚书》等的话语，就应立即杀头。借助古代的实事，来影射或者诽谤当今朝政的，诛灭九族。
李斯的这份奏章，被秦始皇批准了。于是秦国强行焚毁了除了秦国的史书，还有医药、占卜和种树等之外的全部文化典籍。
公元212年，秦始皇和李斯又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460多名读书人活埋于咸阳城外。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专制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第一次最残酷的强力打压。其目的就是不允许议论国家的政策和政令。大家只能服从，不能怀疑，也不许议论，更不许持不同的政治主张。
焚书坑儒（资料图）
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统一思想为借口，钳制思想文化的历史先例。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就此结束。从此，中国历史上再难听到政治统治以外的声音！
打着国家统一的旗号，惟自己出于本身利益考虑的意志是尊，历史文化就非但不再具有任何价值，而且成了统治者最直接、最可怕的敌人。这一做法被历代统治者所继承，历朝、历代的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文字狱等，都是这种做法的变相延续。这些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暴虐统治者们，或许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不再敢像秦始皇那样明目张胆的敌视历史文化，除非他们已经丧心病狂，才会公开接续秦始皇的做法。
实际上，一种不要说是民主的政治，就算是比较宽松的，哪怕是专制的政治，都不会采取这样的恶劣手段来压制不同的声音。而之所以一定要压住不同的声音，就是对自己获得最高权力的方式和途径的合理性不自信，自己知道自己的政权，只是用武力所获得，并不一定代表民意，于是就害怕不同的声音。这种害怕，刚好表明了权力的来源不正当。
其实一个好的统治，正需要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权力一定要接受怀疑、接受批评甚至批判，这样它才不会因为肆意妄为而很快败烂下去。允许不同声音，本来就是中国古代旧有的优良传统。尧舜的时代，立诽谤木于路口，专门让过往的行人诋毁政府的政策和政令，好让政府知道自己政令的失误，以便加以改善。否则，政策和政府就会永远坏下去。春秋时代郑国宰相子产，不毁乡校，留足空间让人们批评君主、宰相、官员和政府的政令等，以便吸纳各方面的意见，改善政令和措施，使得郑国成为远近驰名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到了魏文侯时代，依然是听取不同意见，以提高行政政令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只是到了秦朝，为了自己的权力的畅行无阻，开始严厉打压不同意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百姓都当成洪水猛兽，把一切人都当成贼寇来防范。这一做法只能表明：这样的国家政权，已经明目张胆的公然与天下为敌，同时又把天下看成自己最大的敌人。这是由于恐惧所造成的神经病患者的心理，中国的政治从此不再正常了。
公元前210年11月，秦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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