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共和国七十华诞前夕，有这样一条新闻，不知“书米”们是否注意到了——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决定，42人被授予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在这42人中，有我们熟悉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还有一个有些陌生的名字——樊锦诗，她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即便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说起她这一生默默守护的地方，你一定不会陌生——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保存了735个洞窟、45000平米的壁画、2000多身彩塑。
但由于历史悠久，再加上战乱、掠夺、人为破坏、环境等因素，莫高窟大量文物被劫掠，珍贵的壁画得不到很好的保护，随时面临着被历史湮没的危险。
于是，一代又一代有志向的艺术工作者来到敦煌，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肩负起了保护这座人类史上的艺术宝库的重任，樊锦诗就是他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从24岁到81岁，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57年，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国学大师季羡林也说“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拿她和“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相提并论。
在她和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莫高窟从1900年被发现到现在，整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依然能向世界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哪怕坚守大漠57年，中间和丈夫分居了19年，樊锦诗却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无怨无悔。”
今天，书单君和你分享的，就是樊锦诗的自传《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
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的人，如何选择了最难的一条，并且，走出了她的美丽和伟大。
1938年7月，樊锦诗出生于北平，后来一家人又去了上海谋生。
父亲是名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特别喜欢中国古典艺术和文化。受他的影响，樊锦诗从小就热爱中国历史，因为在中学课堂上读到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就对莫高窟有着一种特别的向往。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当地上至皇族宗亲下到普通百姓都信仰佛法，于是在敦煌开窟造像，前后历时十个世纪，到了元代之后才逐渐荒废。
直到1900年，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的积沙时，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莫高窟这才重新赢得世人的目光。
它所呈现的壁画、佛像等艺术，极大地震撼了世人，有人说，莫高窟就是“中国的卢浮宫”。
但莫高窟远比卢浮宫历史悠久，而且它的美和震撼力，也远非卢浮宫能比。
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著名画家张大千等人，都对莫高窟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张大千更是在莫高窟住了两年多，临摹了三百多幅壁画。
曾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常书鸿，正是在巴黎街头的一个旧书摊里，发现了一本《敦煌画册》，被其深深震撼，于是放弃在法国的优越生活，来到莫高窟从事研究和保护工作。
莫高窟的动人魅力，也深深刻在了樊锦诗的心中，她开始留意和敦煌有关的信息，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到敦煌看一下。
秉承这份热爱，樊锦诗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并在1962年的毕业实习中，和班里的另外三个同学，第一次来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敦煌。
正是这次实习，改变了樊锦诗的命运。
在樊锦诗曾经的想象中，莫高窟保存着各种珍贵文物，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非常气派的地方。
可是等她一下车就傻眼了，那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
原来，敦煌处于西北大漠，远离大城市，虽然有着珍贵的文物古迹，但环境要比樊锦诗想象中要恶劣得多。
气候干燥、黄沙漫天，住土房、睡土炕，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
食物短缺，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就是这样简单的饭菜，一天也只能吃两顿。
那里不通电，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一趟厕所都要跑到很远的土厕。
喝的用的都是盐碱水，不习惯的人一喝就会拉肚子，拿来洗头发，洗完头发都是黏的。
周围根本没有商店，有钱也没有地方用，要买什么东西只能跑到25公里外的敦煌县城。
除了生活条件艰苦，樊锦诗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每晚都失眠，经常三四点就醒了。
再加上营养不良，她甚至上洞实习的时候，经常走不动路，最后只能提前结束实习，返回了北京。
后来，樊锦诗很坦诚地承认：“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
不过，世事难料。第二年，樊锦诗大学毕业，被分配的工作地，就是莫高窟。
父亲心疼她，写了厚厚一封信，让樊锦诗把信转交给校领导请求改派。
但这封信并没有被交上去。
樊锦诗觉得，只要是国家需要，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更重要的是，自从之前实习回来，她就一直念念不忘敦煌石窟的壁画和造像：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
樊锦诗心想，或许，命运就是以这种方式让她补偿上一次实习的半途而废。她也暗下决心，这一次去敦煌，一定要取得真经回来，绝不能中途放弃。
得知女儿决心要奔赴敦煌时，父亲说了一句：“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樊锦诗没有辜负父亲这句话，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之后又在大漠中坐了130公里的车，终于来到敦煌。
<和研究所同事徒步进城>
下了车，她两腿发麻，两眼发晕，想做的第一件事却是：进洞，看看洞里的壁画！
但光有奉献的决心可不够，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莫高窟文物工作者，樊锦诗还要过第一关：临摹。
临摹是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壁画和彩塑的临摹品一方面自身拥有文物价值，另一方面临摹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和传承。
同时，这也是训练工匠的办法，只有临摹这一关过了，才算有资格去修补莫高窟的壁画。
因此，每一个来到敦煌的青年画家们，都要在老院长段文杰的带领下，进行描线的基础训练。
老先生们反复叮嘱：“先喝惯这里的水，吃惯这里的饭，临摹十年，再谈创作。”
或许有人会说，临摹不就是“依样画葫芦”吗，这有什么难的？
要临摹出壁画的“形”，当然不难，但要把一千年前敦煌壁画原作的精气神画好，是极其困难的。
壁画上每一根线条的变化和内在结构比例，都有着艺术奥理；壁画的笔法、墨法、用色和构图，都有其精妙之处，每一个都必须深入研究。
<老院长段文杰>
初来乍到的樊锦诗，也开始了临摹学习，这可是一个苦差事，而且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要完全约束自己的个性。
白天，她就跟着前辈，进洞窟里临摹；晚上回到宿舍还要“练笔力”，在纸上反复书写，如此锻炼腕力。
此外，她还要大量阅读和敦煌壁画及其艺术有关的史书、古籍，弄清临摹对象的想象内容。
有时候累了，她就爬上三危山，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样错落在崖面上，显得沧桑而神秘。
樊锦诗经常一坐就是半日，看着敦煌的蓝天，她总会默默地想：“能为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地方做一点事，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
就这样，樊锦诗慢慢习惯了敦煌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临摹。
曾有不少人问她，在敦煌这几十年呆得住吗？樊锦诗总会用非常质朴纯真的语言回答：
“人都快忙死了，忙得一塌糊涂……至于什么待住待不住，肯定是待住了，而且还安下心来静静地做这个工作。”
十年动乱之后，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她的工作重心也从考古研究转移到莫高窟的保护上。
当时的莫高窟，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已经开始模糊、掉落、退化，如果不抓紧采取措施，可能会面临快速消亡。
樊锦诗先是给敦煌石窟做了一个“科学记录档案”，一个洞窟一本档案，每个洞窟都有全面、简明的平面图和剖面图，以及照片、文字等专业记录。
那时候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敦煌文物研究所既没有足够经费，人手也短缺，甚至连一台像样的照相机都找不到。
樊锦诗四处奔走，还和日本、美国等地的文物研究机构合作，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
最后，她和工作人员一起整整花了10年，拍下了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终于完成了这份档案。
后来樊锦诗才知道，其他文保单位的档案也就只是几页纸。
不少同事都说，樊锦诗太傻了，国家文物局根本没要求这么做，樊锦诗毫不示弱地回应，几页纸的档案，能叫档案吗？
樊锦诗的这番话，其实折射了她内心深处浓浓的焦虑。
她曾看过几张1908年拍摄的莫高窟的照片，对比照片所拍摄的洞窟和文物，现在它们或退化、或模糊，或丢失，消亡得非常严重。
哪怕详细建立了文物的档案，拍下3000多张照片，但照片和录像终究无法长久保存壁画的历史信息。
难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敦煌莫高窟，就要这样走向消亡吗？
樊锦诗苦苦思索着这件事，直到她去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计算机，听说图像数字化可以存在计算机保持不变，她这才有了主意。
她多方奔走，到处筹集资金，与国外合作，形成一套先进的数字化采集，电脑图像拼接技术。
莫高窟的文物，就这样留存在数据库之中，被永久地记录了下来，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在线游览莫高窟，甚至还能通过VR设备进行体验。
<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1998年，在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有点眉目的时候，全国掀起了“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准备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
看起来是个赚钱的事情，但樊锦诗却坐立不安，因为这势必会对莫高窟的文物造成重大影响。
为了保护莫高窟，她把《文物法》和《旅游法》全部研究了一遍，到处奔走，利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这些遗产。
可想而知，她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说她不识大体，有人骂她是“疯婆子”，还有人不断向上级告状。
本来就瘦小的樊锦诗，在那段时间又瘦了10斤。
樊锦诗后来回忆，自己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一上台就说不出话，但为了保护莫高窟，当时60多岁的她也顾不了那么多，该争取就要争取，该说话就得说话。
她的态度非常坚定：
“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
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在她的坚持之下，莫高窟商业化的脚步终于停止了。
为此，樊锦诗非常欣慰地说：
“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樊锦诗的努力，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曾用四个字点评她的保护工作——功德无量。
57年，从24岁到81岁，樊锦诗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敦煌，献给了莫高窟。
她不是没有想过离开，毕竟和家人分居19年，一年只能见一两次。用她的丈夫彭金章的话来说：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最接近离开的一次，她在武汉住了整整半年。
但在这半年里，她满脑子想的还是莫高窟的文物，有时候闲着无事想看看书，下意识拿出来的还是关于莫高窟的书。
后来她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命。” 于是又回到了莫高窟。
在莫高窟的57年里，她走遍了大大小小735个洞窟，对每一幅壁画、每一尊造像都仔细研究，如数家珍。
2019年3月，樊锦诗登上中央电视台的《开讲啦》，节目组随意放出几张飞天壁画，樊锦诗一下子就认识这是哪个洞窟的壁画，背后有什么故事。
连主持人撒贝宁都说：“樊锦诗老师看着壁画时的眼神，如果不是真正的热爱，是不会有这样的神采的。”
57年光阴，在莫高窟的历史中只是弹指一瞬，但对于樊锦诗，却是她一生最好的年华。她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无怨无悔。”
她的灵魂已经融入到莫高窟之中，她也渴望自己死后，能埋在莫高窟的前头，守候着莫高窟。
回顾自己这一辈子，她只是淡淡地留下一句：
“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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