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匠，明式家具背后的人

  研习君语 

因知心匠妙

殆与造物友

明代：木匠也会有春天

四个字，“士农工商”，大家就可以看出在过去工匠的社会地位是怎样，所谓“梓匠轮舆”、“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即使技艺高超，依旧被时人所轻，难等大雅之堂，“往来无白丁”的君子也极少会与他们结交。

比如在一向被认为开明的宋朝，就有一位名叫蒲大韶的四川墨工，因“所制（墨）甚精”，名声和作品传到了宫中。

结果，宋高宗一看墨锭上有墨工所刻的“锦屏蒲舜美”的字号，勃然大怒，掷墨于地，斥道：“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名匠蒲大韶便因此而死。

但是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晚期，匠人们的地位破天荒地松动了。

当时为了促进手工业的发展，明初朱元璋废止元代统治者以手工业奴隶为“工奴”的做法，将他们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成为良民，使他们独立经营，对手工业工匠实行住坐 （从民间征集工匠来京为皇家生产，每月服役十天）和轮班 （各地工匠每三年来京服役三个月） 制，工匠有了一点个人的营业自由，让他们“自由趁作”。

当工匠有了属于自己的人身自由，有了属于个体的社会地位，有了属于私人的价值与权利，所迸发出的热情与创造力是惊人的。

在宽松的商业氛围与个人限制下，明代手工业极其发达，诸如纺织、陶 瓷、冶炼、建筑、印刷、造纸、造船等等相较前代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作坊分工日趋细密，技艺创新蔚然成风。

加之晚明世风日渐奢靡，“王纲解纽”，不论贵贱贫富，大家都喜好精美之物，热爱造园、陈设的明人，对于好的工艺品，追求是无止境的，能工巧匠们不仅身价上涨，地位也有所提高。

对比当时官员的工资，即使是普通木匠收入也不低，其薪资甚至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或当时的七品官，技术精湛名气大的木匠，收入超过知府也不为奇。

例如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在宋代增添了兵与僧人二民，有了“六民”之说。

到了明代，明人姚旅重新提出了“二十四民”之说：在士、农、工、商、兵、僧之外，新添了“十八民”，分别为道士、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 地、奕师、驵侩、驾长、舁夫、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贼。这新增的十八民，全都是“不稼不穑”之民。

这种近似职业划分的多样化，也足够说明经济的足够繁荣经济，“游惰之民”有了追求“闲逸”的生活，大家对于“奇技淫巧”的看法，从贬低转为了赞扬：

“

世人一技一艺，皆有登峰造极之理。 ——张岱

技到妙处，皆足不朽，何必骚词？ ——何伟然

文人士大夫们也从艺术性上给了名匠巧工们的作品很大的肯定，甚至可以与“诗画”并重，工艺品与诗文书画在艺理上完全相通，而且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在品第上并无高低之分，二者处在齐平的等级线上，手艺活儿同样可以传世不朽。

明朝木匠同样也是更是敢想敢干 ，比如苏州就有个叫徐正明的木匠看到家乡河川纵横 ，交通不便 ，便想造 出“飞车”的念头。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 ，其成品外形如栲栳椅 (即圈椅 )， 但是“下有机关，齿牙错合” ， “人坐椅中，以两足击板 。上下之机 ，转风旋急”， “飞车”终于 “离地数尺余 ， 飞渡港汊”。简直就像人力直升机一般神奇，只可惜无实物存世。

士人与工匠的合流

万历以后，文人与匠人的身份奇异的靠拢甚至重合了。

对文人来说，与市井百姓的接触交往远比往昔频繁，其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审美情趣、创作倾向渐渐更贴近世俗，“士”逐渐加入逐利的行列，以文营商也成为社会潮流，尤其是对于很多家境并不富裕的士人，“治生”也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所求。

简单来说，文人也是要吃饭的，也想生活的好，谁想只当个穷酸秀才？当当商人、做做工匠有什么不好？那些想求风雅的富商巨贾不正需要我的眼光去指导一下么？

但不论是为了操持生计或者追求精美工艺品，文人雅士也必不可少的会和百工打交道，士与匠之间也有了建立起深厚友谊，比如张岱与海宁刻工王二公，魏学泄兄弟与常熟微雕艺人王叔远，诸多士夫名流与华亭造园师张涟，都有一段友谊佳话。

有的士人甚至宣称“不甚与士大夫往来，虽同年如宋大参、张掌科亦不数相见，独喜与顾味芩、戚龙渊、张一桂诸布衣游处。”

而对于工匠来说，与文人隔阂的松动，是多方位有利的。

体现在人际上，同样是墨工，明代的方于鲁因制墨名声极盛，就有官兵部侍郎汪道昆赶着来联姻，并不因对方是匠人而自恃身份有别。

明  方于鲁齐云胜景八角墨

而且和大家所想的匠户无法科考不同，工匠们因为非固定居所，有时客居异地时日一久，便在当地入籍科考，同样也有能中进士，成为官身。

匠与士的距离，前所未有的拉近了。

当匠人了解文人

明代的文人寄情于物，将许多的文人思想注入日常生活使用的家具设计制作上，将文人气质与世俗的家具用品巧妙结合起来，文士极力想透过家具的设计来展示他们的文人素养与文采。

而具体实施于家具上的工匠，则从文人雅士身上到了足够的艺术熏陶与审美规训，在具体创造时大有裨益。

也正因此，匠人成以能近儒道释艺文如精诗文、擅丹青、能法书者为韵；匠事以文具、游具、剞劂、园庭、古物等至为宝重；匠艺以近文雅、妙绝、高逸为上。

这种沟通与交流是双向的，体现了明代雅文艺与俗文艺的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也使得深具文人风格的实用家具艺术得以实现。 

因此，明式家具有别于以往的家具特色，追求的是“文心匠气”，“崇尚简约、尽弃繁缛”的风格，讲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木材选用与制作采“发乎于情，由乎自然”的古朴原则。

最典型的依旧是明末江南名士文震亨在 《长物志》 中提及文人家具装饰只能“略雕云头，如意之类，不可雕刻龙凤花草诸俗式”。

在序文中提出家具的陈设与设计的基本准则，“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在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

由此可知，明清家具是一个媒介，文士将自己满腹的文采抒发于家具设计上，透过巧匠制作出深具文人气质的生活用品。

匠人们把古玉器、青铜器、陶瓷、书法、建筑、 绘画等艺术领域中的优美线型完好的融入明式家具的每个部件与构件当中，使家具的线型在设计加工中深得刚柔相济、流淌舒展之妙。

同时，明代工匠以严密的比例关系和舒适宜人的尺度来雕琢家具的外形使其与家具的功能紧密地联系起来，力求达到形式与功能的和谐一致。

家具的装饰需要简单到使人不易察觉却又富有结构性与美观性的重要装饰意义。这不但需要工匠具有高超的技能还要工匠兼具美化美观的艺术人文内涵。

常见的例子就是明式家具中横向与纵向交接处的角牙条板，工匠们根据其位置、形状、尺寸的不同来施以不同的雕饰，将美感赋予实用之中。

虽然士大夫与工匠的本末观、道器观、价值观并未因为时代一时的互动而消弭，但是在这宝贵的跨越阶层的交流中，依旧孕育出了明式家具这一家具史上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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