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先说两个前提问题。
前提一呢，我说下“这次要说的主题是什么”。王阳明这两年热起来，大家越来越喜欢他崇拜他。作为一个古人、明代大儒，我当然是尊重的，也很喜欢他的思想和一些行为。放在今天，假如您是专门研究王阳明的学者，您今天研究王阳明，我二话没有，非常赞叹——因为这是属于学术研究，任你研究谁都可以。
今天，我想要说的，是“王阳明热”和“王阳明热中不理性的大众，以及在这个热潮中，王阳明思想本身的弊漏加倍放大对大众的影响，以及大众对王阳明的误读”等现象。
前提二，我要说一下，评判一个古人的思想学说，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说。——1、首先看这个学说，自身逻辑是否融洽，也就是说看这个学说自己能不能把话说圆；2、看这个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意义；3、看这个学说在今天的社会意义；4、以今天的价值取向为基点，对这个学说进行评判。
接下来，我也会从如上四个角度分析一下王阳明学说的利弊。
第一、从王阳明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意义而言
我先赞叹一下王阳明。我们知道，任何学说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有前提和所指目的。王阳明的学说，其实是基于对当时理学流弊的批判而产生的。我们知道理学在明代影响很大，同时流弊也很大——笼统的说，流弊是刻板、过于理论化、对人性的压抑、思想的禁锢；而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的社会意义，就是反对理学流弊，活泼泼地教学、把学问融入百姓生活、把学问下移让更多底层百姓受到圣人教化，解放了人性，让人获得“自由”。
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也是今天很多人喜欢王阳明学说的原因之一。王阳明的教育过程生动活泼、简便、自由，很多关于王阳明的小故事都是这方面的写照。比如王阳明教弟子的时候弹琴唱歌、一起劳作；再比如王阳明的学生让贼人脱衣服、从而找到良知进行教育的那个故事。王阳明的心学简单直接，使得知识扩大、学问下移，也功不可没。比如呢，王学弟子各个阶层都有，尤其影响很大的泰州学派（王艮、颜山农等等），很多人本身文化程度都不高，但是学了心学之后，一跃成为大学问家、四处讲学授徒等等。王学对当时明朝人的人性解放，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它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都承认也不能抹杀。
第二、从王学自身的逻辑自洽程度上分析
然后，我从其理论本身，分析一下王学学问上的弊病和不足。
王阳明学问一生三变，他自己的理论也是逐步完善的。这些细节我就不说了。我以他晚年最终定型的思想，和对大众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入手，分析其不足。
（1）首先，我们要说一下王阳明思想的核心——良知说的弊病。
良知说，是王学的核心思想（因为是聊天，我这儿不去找原文和引文了，大家谅解啊）。关于良知，王阳明基本是这样给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有良知、良知本来具足，这个良知呢，具备一切德行优点。圣人心就是良知的全面展现；凡夫是因为被私欲染弊，遮蔽了良知，使得良知不能发挥作用。故而我们是凡夫、圣人是圣人。
既然知道了凡圣差别，然后，我们要怎么办呢？要去“致良知”。具体怎么做呢？“为善去恶”。好了，这是王阳明对良知的基本描述。
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问题。
王阳明说我们都有良知，凡夫干那些愚蠢错误的事，是私欲的遮蔽。这里首先给我们设定了一个前提：我们和圣人都有良知，但是我们被私欲遮蔽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其实多数时候是私欲所导致的。
这个前提设定是合理的，古代许多学说都是这个预设。但是接下来，就有问题了。
王阳明说“致良知，需要为善去恶”——可是，我们如何判断具体一件事，是善还是恶啊？王阳明告诉我们“用你的良知判断，你的良知自然知道”。
大家看到问题了吗？
上面刚说过“你是凡夫、你的行为，是私欲所导致的”；下面立刻说“你在判断善恶的时候，就用你的良知判断啊！”可是我们既然是凡夫、我们哪里有能力运用良知判断善恶啊？我们的良知是被遮蔽的啊！！！！我们判断善恶的目的不正是为了让良知一点一点回来吗？
在这里，王阳明的良知，一会儿是被遮蔽不能发挥作用的；一会儿又似乎可以让人自然运用、去判断善恶，这是个大矛盾。
这个理论漏洞导致的后果很严重。
最直接的，直我们在判断善恶、为善去恶的时候，会打着“良知判断”的旗号，实际上却是私欲在作祟。
并且，我们听信了王阳明的话，会认为 “用私欲判断的喜好”就等于“用良知判断的善恶”。直接使得人们完全随心所欲干任何自己想干的事····并且处在全然不知自省的状态！这个弊病极其严重。
明代官场上，心学弟子昂昂然打压对手——用的是良知，并且他们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因为是良知的抉择嘛）；在民间的呢，王学后辈也啥事都敢干，甚至组织小社会和官府对抗（比如何心隐），也不认为有半点错（良知的抉择嘛）。不管在任何场所，大家都假借良知之名，而行私欲之事，却全然不顾他人指责、道德约束。
而且，越是这种情况下，还越有一种悲壮的、自命英雄的感觉，觉得自己真成圣人了，满天下人就都等着要他来救。
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良心也罢、良知也罢，其实只是很粗线条的善恶判断，并且这些善恶判断受到思想、时代、风俗的影响，随时随地都会变，也根本不足以判断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抗战中我们杀日本兵，算善还是恶？杀人没有一点内疚吗？可是不杀他他又会杀别人···善恶的判断如何选择？这些问题还都是简单的。
我们都有生活经验，生活里的具体情况远比“善恶”的二元分法要复杂得多得多，有时候还必须运用大量的专业知识。假如一个足不出户的心学弟子，哪里有能力去判断分析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并且“为善去恶”呢？
所以，“良知判断善恶的能力”要被我们质疑；“我们在凡夫阶段自信满满地运用良知去判断善恶”，更要被怀疑！
既然如此，王阳明说的在为善去恶的过程中，“用良知判断善恶”这个观点，就知道是靠不住的。
以上所说，是良知的第一个弊病。
（2）王学所说的“致良知”的弊病，还导致更可怕一个后果，就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
王阳明说为善去恶致良知，他的弟子在具体的善恶问题上，也有点不明白。
在《传习录》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是王阳明和弟子薛侃的对话。薛侃除草见花，然后感叹：“为什么善这么难显、恶这么难去？”——言下之意就把花（自己喜欢的）定义为善；把草（没用的、自己不喜欢的）定义为恶。王阳明趁机，就“善恶”问题，进行了一番议论。
据王阳明的本意，是认为花草本来天生，都没有善恶属性，只因为有了人的喜好，才产生了善恶——这个还是很赞的。
可是具体落实到现实，又得“为善去恶”，这该怎么做呢？薛侃就疑问了：“既然草不是恶的，那就不要除草了？”
王阳明批评这种认知是佛老的观点。然后告诉弟子：“草又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类似草苗与善恶的比喻，在《传习录》中还有好几处，意思大致相同，这段最有名。
这个比喻相信大家都看出问题了。
在比喻中，一直有一个趋势：“有用好看的花”是“善”、“无用不喜欢的草”是“恶”。尽管王阳明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功利色彩的善恶观，但是最终没能就“善恶”的本质深入分析，把事实属性和价值属性分开（除草是事实判断；善恶是价值判断，分属两个范畴，这里没有必然关系），却还是简单地落脚在了“草又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依旧没有跳出以“有用没用”的标准来判定善恶的功利主义泥坑。——诚然，无法深入分析善恶的本质，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病，受诸多因素制约，我们应抱以理解。
既然没有善恶属性的草，对我们有了妨碍的时候，都“理亦宜去、去之而已”，那么生活中的其他人和事呢？是不是一样有了“妨碍”的时候，也该“去之而已”呢？顺着他的逻辑，很容易就会有这样的推导。
事实上，王阳明也是以此理念“为善去恶”的。
王阳明在江西剿杀贼寇的时候，就是站在维护国家皇权的立场上，对“妨碍”皇权、民生的贼寇，进行了剿杀。甚至在此过程中，也玩弄权术阴谋，明明答应了人家，你只要投降就不杀你，结果贼寇放弃抵抗一投降，他把人家全杀了！这在今天看来，就是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且还冠以正当理由的外衣。
（有人说，那打仗还不能玩阴的？那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不是谈论善恶的范畴了。）
我们知道，善恶的问题，其实很难判断；而具体在生活实践上，如果以“有用没用”、“是否妨碍自己心中的某个理由”作为判断依据，那就太功利、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王阳明好歹还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反思，而王学弟子和当下喜欢王阳明的大众们，则直接以“有用没用”，作为“善恶”的标准，就瞬间堕落为赤裸裸的流氓功利主义了。
儒家思想核心是“仁”，是很有人文主义情怀的。历史上有一幢公案“孔子杀少正卯”。批儒家的学者往往用这个公案说事——“看孔子多虚伪，一掌权就不讲仁义了”；挺儒家的学者则站出来反驳“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是法家学者编撰借用了孔子大名而已”。孔子可能杀了少正卯、也可能没杀，我们不做考辩。但是这个现象很明显可以看出，“诛杀少正卯”是会被当做孔子的污点，在历史上纠缠两千年。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这种管理处事方式，不符合儒家仁政的思想。也就是说，孔子不能既杀少正卯、又当圣人！
“仁者爱人”可以说是儒家道德的最后底线。历史上凡是自命儒家的人，掌握权力之后，都会被这个问题困扰：面对反对自己的人，到底应该以德服人？还是以权术、手段、暴力打压使之屈服？
答案是肯定的，以残暴手段杀人，是为儒家道德所不允许的。但是到了王阳明这里，这块最后的底线也被突破。王阳明成为“可以杀人的圣人”！你想，一个人既可以杀人、又可以运用“有用就是善、无用就是恶”的“良知判断”，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还能流芳千古被人崇拜当个圣人，这事儿太划算了吧！！！！
所以心学被很多功利主义者崇奉，是有其内在深刻原因的。
这是“致良知”说的第二个大问题——有导致功利主义的倾向，与儒家仁者爱人、重义轻利的道德观严重相违背。
孔子到底有没有诛少正卯，已是一桩公案，但却折射出“仁政、爱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要素，是正反双方紧扣的核心。
（3）接下来，我说第三个问题——关于著名的“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这个观点，也是王阳明心学里非常重要的一块。
在王阳明思想中，知行合一有两层含义。其中的关键，在于“知”和“行”的关系。
第一层含义，王阳明所说的“知”，就包含在“行”中。他把“行”理解为人的一切生理、心理活动；“知”则侧重心理活动，那么这时候，“知”其实就是“行”，属于“行”的一种。比如王阳明举的闻花香臭的例子。
第二层含义，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把“知”和“行”相对并列起来，“知”侧重理解思维乃至做学问；“行”侧重实践体验。这时候，“知行合一”强调“知行并重”、“行解并重”，由于心学是儒家学问，目的是要做圣人的，所以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知识对道德的内化作用。
比起“致良知”来，大众对“知行合一”的误解可能更大。当然，王阳明自己没有进行概念界定、表述不够清晰也是大众误解的原因之一（中国古代很多哲学家都有这个表述的问题）。
大众多认为“知行合一”，就是知道就要做到，做不到就说明还不够知道不懂；进一步隐隐发展为“行动更重要”、“实际做法”更重要等等。于是，大众会由“知行合一”发展出反智的实用主义。也就是说，大家会说：“你知没用，得做到才可以”，“行动比思想更重要”······很容易变成反对做学问、知识、思考等等，直接要求“去做、去行”。可是，你知道都不知道，又去做个什么呢？
话再说回来，我们稍微冷静想一想，人非生而知之者，即便“行动比思想更重要”这种粗陋的观点，难道不是“听来的、学来的”，难道不也属于“知”吗？如果真的不需要“知”，那连这种错误的观点也不会有的。
其次，我们要知道，王阳明讲的是儒学，目的是要做圣人的，主要是在道德领域进行完善。可是，生活不止是道德啊，还有别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圣人，也有的不想做圣人、想做凡人啊···那么，你懂得造火箭的理论，你就一定要去造火箭吗？你体弱多病上阵连枪都拿不起来，难道还要一定上阵吗？现实中，人的秉性各有不同，应该让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鲁迅就合适写文章，具体上阵打仗，那需要体力和别的本事。“知行合一”不能滥用在一切领域之中。
再次，“知行合一”会让人觉得，“我学了那么多做不到也没用”，那还不如“少学点、这样也能做到、以保证知行合一”。于是人就会放弃思考学习，放弃对“知”的探索和努力，进而降低“行”的标准，最后变得懒惰且自信还洋洋得意。
我碰见过一个人，他说他不多读书，每天只读一句话，努力做到就行了。我问你为什么不多读？他说那样知行不合一啊。然后他还很得意得说：“现在我每天只读一句话，就做这一句，我这就叫知行合一！比你们这些人读再多的书，都要更接近圣人。”
我问他：“假如我一天读十句话，但是只能做到两句呢？”
他说：“那也是知行不一啊，还是属于做学问，不对！”
诸位看，这兄弟的话，不是个例。过分崇拜“知行合一”而不加界限的区分，就会得出这种愚蠢的结论。
再比如，在很多聊启蒙思想、民主自由思想的群里，也经常能见到这种说法：“你说那么多有用吗？有本事你去某某地直接造反放火，才是真有本事，才算知行合一。否则你就居心叵测、你是小人”。这些，都是滥用“知行合一”导致的结果（当然，“知行合一”这个提法，本身确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以上几点，是王阳明心学理论本身不能自洽的地方，和有可能导致的恶果。
第三、阳明心学在今天的意义
那么，现在说第三个方面————在今天的社会中，心学对我们的意义。
首先肯定要说，在今天的社会中，心学热、心学的广泛传播，弊端要远远大于利益。这个问题，涉及对现状的理解和认知，比较复杂，今天暂时简略说一点。
今天的中国，大众普遍有几个问题：第一，唯道德至上论盛行；第二、功利主义、反智主义盛行；第三、不愿意深入思考，缺乏理性，缺乏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细致分析。
不幸的是，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这几点，恰恰都是心学本具的趋向。
我们知道，一切的学问起码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门类范畴：求真（事实判断）；求善（价值判断）；审美（美丑判断）。但是生活中大多数人，一般是分不清楚这三个的界限和范畴的，更有很多人把这三者是混在一起的。
道德至上，就会用求善来统摄一切——极端例子就是，只要人是好人（或者道德修养好等等），那么他说的一切都没问题、人也美云云；只要位置高、有钱、权力在握，人也长得顺眼了、说的话也都是金科玉律···而心学的良知判断，就是不管真善美的区分，把一切问题都归纳为“善恶的价值判断”。
可是事实呢，一个人哪怕道德再坏，他也有可能是个数学天才，也有可能物理考一百分！社会问题，远远不止善恶可以涵盖的。
王学的弊病，到了明朝晚期，很多人就发现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尽管他也信奉心学（注意：他的信奉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清楚的知道其中利弊以后，吸取心学精华以后的信奉），他也在书中批判了心学流弊的事实。诸位有兴趣可以翻看。
近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也很清楚认识到良知说的不足。他基于儒家立场提出“良知坎陷”说。所谓坎陷，就是不足。牟宗三说良知坎陷有两重意思，第一是说良知顶多只能判断善恶，不能判断事实恶审美等其他领域的问题，这是第一个不足；第二是说，在具体致良知的过程中，要给自己留下一块怀疑的空间，别那么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
第四、如何对待“阳明热”
最后，再说一下今天大众阳明热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任何“大众热潮”都有问题。在这种流行热中，大众往往丧失理性和冷静，我们无力、无能也不敢和潮流抗衡，往往就在从俗中丧失自己、并且随众作恶。
所以不仅王阳明热，假如有一天理学热、道学热，一样是有问题的，是要警惕对待的。
阳明热，始于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当中对王阳明的推崇。接下来几年媒体、影视剧的传播，在加上总书记的推荐，王阳明就热起来。
但是这个热潮，各类国学班总裁班、畅销书、网络只言片语的传播，很明显放大了王阳明思想弊病的影响，变本加厉的毒害大众，使得“阳明心学”更加功利化、实用主义化、厚黑学化····现在大众心中的王阳明，其实就是“既能立圣人的牌坊，又能满足功利欲望”的理论武器。
“阳明热”传达给大众的信息是：你不能直接谋私利，你要披上圣人的外衣以后再去谋私利！这样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阳明学说的漏洞，前面只是挑拣重要的几个问题说了说。还有几个问题，也都是阳明心学的不足和流弊所在。比如心学批了禅宗外衣、但是理论却不如禅宗缜密的问题；在比如心学借助禅宗的“修行”方式、却又始终避讳不谈“具体修行的重要性”的问题····等等。
黄宗羲说：泰州学派传到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并把心学流弊和“祖师禅”相提并论“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狂妄无羁，和元明以后流入狂野路子的狂禅乱语，实在别无二致！
我们说，对古人的思想，要“同情之理解”，但是又得“据理之批判”。理解他的处境和局限、承认其历史功绩和地位，但是也必须得知道其不足，落脚是对今天的意义~~~阳明悟道经历——换一个名字，简直就是禅宗禅师开悟过程。可是他在后来的思想体系中，却囿于儒家对佛家排斥的藩篱，不怎么提这个问题~~~禅宗是出世的宗教，前提就是出离功利心的；但是到了心学这里，由于还是儒家体系，心学这样打破儒家道德底线···很容易就掉入功利、实用的泥坑~~~而且 弟子也缺乏“悟道”的辛苦过程，所以心学的流弊在王阳明以后，就迅速扩大，弊害远远大于利益。
所以，阳明心学在今天热起来，确实弊大于利。
本来很多支持“阳明热”的朋友，是希望通过阳明心学提升大众的道德。而事实则会恰恰相反，阳明热不但不会提升大众道德，反倒会让大众更加功利、庸俗。
最后，希望诸位能理性思考、系统学习，起码深入了解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知道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建立明确的判断依据，这样，自然能分辨是非对错、能知道该学什么不该学什么了。
（讲座文字整理稿。不缜密错漏之处，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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