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县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了。早在西周初期的周成王八年（公元前1035年），鲁侯伯禽率部出征，举行誓师大会的地点就在费地，即今费县西北的上冶一带，于是有了《尚书·费誓》这篇文字。那时候的费地，大概还是人烟稀少的原始荒野状态。
《费誓》记载的全是伯禽的训诫之词，对费地则没有更多的描述。费地此后的情况，在《左传》里记载得就比较清楚了。
《左传》是左丘明解释和补充《春秋》的史书，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叙春秋一代二百五十多年史事。其中，有多处关于费地的记载。
1.鲁僖公把费地赐给了季友
《费誓》过后376年，也就是鲁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鲁僖公把费地赐给了季友。
《左传·僖公元年》：“冬，……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这个时候的费地，已经不再是人烟稀少，居住人口已经增加到相当规模了。因为鲁僖公赐给季友采邑，是赏赐给他一大笔财产，不可能是一片颗粒无收的荒野，而是有常住人口、有田亩收成的土地。费地位于蒙山南麓、浚河北岸的平原地带，土壤为潮土，土层深厚，地势平坦，无石灰反应，酸碱度适中，旱涝保收，确实称得上是好地块。
季友得到费地作为采邑，是因为他为鲁国立了大功。他是鲁桓公最小的儿子，鲁庄公的最小的弟弟。鲁庄公的二弟叫庆父，三弟叫叔牙，四弟是季友。鲁庄公死后，庆父作乱，连杀庄公的儿子子般、启（闵公），季友带着公子申逃奔邾国。国人大怒，庆父逃往莒国。季友闻讯带公子申返回鲁国，立申为国君，是为鲁僖公。季友认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说服莒国驱逐庆父，逼迫庆父上吊自杀。后来莒国进犯鲁国，季友带兵迎战，大获全胜。季友为安定鲁国形势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所说：“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
季友成为费县最早的统治者。
2.季武子在费地筑城
又过了93年，即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季氏在私邑费地筑城。
《左传·襄公七年》：“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谓遗：‘请城费，吾多与而役。’故季氏城费。”
南遗是季氏的家臣，担任费宰。鲁国有个喜欢拍马溜须的官员叫叔仲昭伯，他担任“隧正”官职，职掌徒役，也就是派遣民伕。他想给鲁国的主政者季武子献媚，就跑到季氏的私邑费邑，对费宰南遗说：“你在费邑筑城吧，我多给你派些民伕来。”民伕都是被国家征募服劳役的百姓，本来是给国家做事的，却被叔仲昭伯用来假公济私。南遗汇报给季武子，季武子顺水推舟，接受了叔仲昭伯的这份贿赂，于是动工修建了费城。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既然说“季氏城费”，说明费城是按照都城的规模来修建的。
季武子修建的费城，其遗址位于今山东费县上冶镇古城村，呈长方形，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周长6公里。故城南半部土地平坦，是当年王府和市井所在地。随处可见一些古代瓦砾、陶片和砖块等。当地群众称此处为“季王城”。
3.费宰南蒯叛乱
又过了36年，即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费宰南蒯密谋叛乱。他勾结公子慭（子仲）、叔仲小（穆子）建立同盟，并知会到鲁昭公，然后率费邑背叛季氏，结果败得十分狼狈。在这一事件中，鲁昭公、公子慭求助于晋，晋人不理；费城人不愿与南蒯走在一起，反而将其驱逐；齐国得到费邑后，因费人不服又交还季氏。南蒯、公子慭先后逃亡到齐国，鲁昭公也搞得灰头土脸。
（1）南蒯投奔齐国
南蒯是南遗的儿子。他子承父业，担任费宰。鲁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继位，担任鲁国的主政者。不知什么原因，季平子对南蒯很不喜欢。
《左传·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南蒯谓子仲：‘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子仲许之。南蒯语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构二家，谓平子曰：‘三命逾父兄，非礼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孙氏有家祸，杀适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祸以毙之，则闻命矣。若不废君命，则固有着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将与季氏讼，书辞无颇。’季孙惧，而归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谋季氏。憖告公，而遂从公如晋。南蒯惧不克，以费叛如齐。子仲还，及卫，闻乱，逃介而先。及郊，闻费叛，遂奔齐。南蒯之将叛也，其乡人或知之，过之而叹，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之《比》三，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
南蒯也知道季平子不喜欢自己，就和公子慭合谋，打算驱逐季平子，把他的家产充公，让公子慭取代他的地位，南蒯则占据费地成为公臣。公子慭答应了，并把这件事告诉了鲁昭公。恰在此时，公子慭接受了一项任务，跟随鲁昭公去了晋国。南蒯害怕打不赢季平子，就带着费地叛变到了齐国。公子慭回国的路上路经卫国，听说了动乱的情况，丢下副使先行回到鲁国国内；抵达郊外后，听说费地已经叛乱，他也逃亡到齐国。
南蒯准备叛乱的时候，费邑的百姓已经得知消息。他们走过他的门前，叹息说：“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浅谋，迩身而远志，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意思是：“忧愁啊！狭隘啊！危险啊！愿望高而智谋浅，关系近而志向远，作为家臣而想为国君露脸，竟然会有这样的人啊！”这就是著名的《南蒯乡人言》。
南蒯卜筮，得“黄裳大吉”，以为吉兆，询问子服惠伯。子服惠伯大泼冷水，先说《易》“不可以占险”，意思是行险侥幸的事，不能用易经占卜；又说不是做忠信之事，占卜虽吉，必败。子服惠伯意图阻止南蒯叛乱。
南蒯请费邑的乡人饮酒，有的乡人就作歌：“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意思是：“我有块菜地，却生长了枸杞啊！跟我走的是大男子呵，不跟我走的是鄙陋的人呵，背弃他亲人的人可耻呵！算了算了，不是我们一伙的人啊！”费邑的乡人还是深明大义的，他们以为南蒯身为季氏家臣竟然要加害季氏，就唱歌来感化他。这就是著名的《南蒯乡人歌》，也称《南蒯歌》。
（2）费邑人背叛南蒯
南蒯密谋叛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季平子那里。第二年（公元前529年）春天，季平子派兵攻打南蒯。
《左传·昭公十三年》：“十三年春，叔弓围费，弗克，败焉。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昭公十三年春天，季平子派鲁国大夫叔弓包围费邑，没有攻克，打了败仗。季平子发怒，下令见到费邑人就抓他们，作为囚犯。鲁国大夫冶区夫说：“不对。如果见到费邑人，挨冻的给他们衣服穿，挨饿的给他们饭吃，做他们的好主人，并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如果费邑人觉得来我们这里就像回家一样，南氏就灭亡了。百姓将要背叛他，谁和南氏住在被围困的城里？如果用威严使他们害怕，用愤怒使他们畏惧，百姓痛恨而背叛您，这是替他南蒯集聚百姓了。如果诸侯都这样做，费邑人没有地方去，不亲附南氏，还会到哪里去？”季平子听从了冶区夫的话。费邑人背叛了南蒯。
南蒯最后落了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齐国归还费邑。
《左传·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将叛费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原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欲因合众以作乱。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听命矣。子若弗图，费人不忍其君，将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请送子。’送使出奔。请期五日，遂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戏之。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晳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虑癸来归费，齐侯使鲍文子致之。”
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和费地人结盟。南蒯的家臣司徒老祁、虑癸假装发病，派人请求南蒯说：“下臣愿意接受盟约，然而疾病发作。如果托您的福而不死，请等病稍稍好一点再和您结盟。”南蒯答应了。这两个人依靠百姓想要背叛南蒯，就要求集合百姓一起结盟。于是就劫持南蒯说：“下臣没有忘记他们的君主，但是害怕您直到现在，服从您的命令三年了。您如果不考虑，费地的人由于不能对君主狠心，将要不再害怕您了。您在哪里不能满足愿望？请让我们把您送走吧！”驱逐南蒯出境。南蒯请求宽限五天，就逃亡到齐国。侍奉齐景公喝酒，齐景公说“叛徒！”戏弄他。南蒯回答说：“下臣是为了想要公室强大。”子韩皙说：“家臣想要使公室强大，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司徒老祁、虑癸前来齐国要求收回费地，齐景公就派鲍文子送还费地。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南蒯背叛了季氏，但是费邑人并不依从，因而费邑从未转属齐国。司徒老祁、虑癸二人驱逐南蒯，费邑仍旧属于鲁国。齐景公派鲍文子归还费邑，实际上是送个空人情，意在示好。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季平子请囚于费，不许。”
5.子泄为费宰
《左传·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桓子敬之。”
鲁国的主政者季平子到东野视察回来，还没有到家就死在路上。家臣阳虎主张将玙璠与季平子一起入殓，另一名家臣仲梁怀不同意，他认为该“改步改玉”了。这个“玙璠”，不是个普通物件，乃国君所佩之玉。昭公被逼出走，季平子代行君权，祭祀宗庙之时也佩戴“玙璠”。现在新君定公已立，这块国玉怎能归你季平子私有而陪葬呢？仲梁怀的言下之意，是要季氏交出君权。阳虎不同意，想驱逐仲梁怀，就告诉了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他仲梁怀也是为国君考虑，你怎么能怨恨他呢？”葬礼结束后，新任主政者季桓子巡视东野，到达费邑。子泄做费邑宰，在郊外迎接慰劳，桓子对他表示尊敬。
在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公山不狃，也提到了子泄，好像公山不狃和子泄是两个人。其实，公山不狃就是子泄，子泄就是公山不狃。西晋学者杜预注：“不狃，季氏臣费宰子泄也。”
公山不狃是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复姓公山，名不狃（也作弗扰、不扰），字子泄。公山不狃和仲梁怀、阳虎，都是季氏的家臣。从这段文字来看，公山不狃还是非常识大体的。
季桓子对公山不狃非常信任，派他担任季氏的私邑——费邑的邑宰。这一年是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然而，仅仅过了三年，即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公山不狃与季桓子产生了尖锐矛盾，得不到季桓子的信任。
《左传·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
季桓子的弟弟季寤，季桓子的族孙公鉏极，费宰公山不狃，他们都在季氏那里不得志，叔孙家的庶子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信，叔仲带的孙子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个人都投靠了阳虎。他们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季氏。他们计划诱骗季桓子到蒲圃这个地方，杀死季桓子。季桓子发现情况不妙，用计逃脱。阳虎一看事败，就直接去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武叔，公开叛乱。第二年，阳虎兵败，逃亡齐国。
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不狃仍以费宰的身份盘踞费邑。公山不狃大概也想有所作为，便派人请孔子前往辅助。孔子打算前往。子路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去便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孔子说：“他让我去，难道是白白让我去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周武王的德政在东方复兴啊！”（《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也许是听取了子路的意见，孔子最终没有到费邑做官。
又过了四年，即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已经担任鲁国的大司寇，并“摄相事”，也就是代季桓子处理国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一个重要的动作，就是“堕三都”。所谓“三都”，是指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孔子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孔子“堕三都”的目的，是抑私家、强公室。季孙氏吃尽了南蒯、公山不狃等邑宰叛乱的苦头，支持孔子的这一主张，叔孙氏、孟孙氏也都赞成。“堕三都”计划在一开始的时候实施得比较顺利，郈邑首先拆毁。然而，到了拆毁费邑时，却遇到了阻力。
《左传·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
仲由（字子路，鲁国卞人，孔子的学生）做季氏的家臣之长，准备毁掉三都，因此叔孙氏毁掉了郈邑。季氏准备毁掉费邑。费宰公山不狃看到郈邑被拆，提前做好了应战准备。公山不狃和叔孙辄带领费邑人避实就虚，直扑鲁国都城曲阜。鲁定公和季孙等三个人躲进季氏的宫室，登上武子之台。费邑人进攻，没有攻下。费邑人已经攻到了定公的身边。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下台反击，费邑人战败。国内的人们追赶，在姑蔑打败了他们。公山不狃、叔孙辄逃亡齐国，费邑被毁掉。
季武子于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修建的费城，仅仅存在了68年，就在政治争斗中被拆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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