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体系久治不愈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广受社会关注。学生负担过重与严重的应试教育、择校竞争、课外补习热是共生的教育现象。近日，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出“减负令”、“华杯赛”被紧急叫停、多地试点早上推迟上学"让孩子多睡一会" ，新年伊始，一套减负组合拳打向应试教育这一“老大难”问题。那么中小学生的生活现状究竟是怎样的？
3月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从应试教育突围——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报告揭示了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具体表现以及减负难背后的深层逻辑，具体来看：
发现一：中小学生负担沉重，在校学习时间过长，校外补习时间“领跑”全球，身心健康状况令人堪忧
一、中小学生负担沉重
中小学生负担沉重主要表现在：
学习时间有所延长，“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的两次全国大范围调查，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2010年的6.7小时增长到8.1小时；中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7.7小时增长到11小时。五年间小学生与中学生在校时间的增幅达到了20.9%与42.9%，在校学习时间显著增加。
作业时间远超标准，2015年，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显示，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而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都在80%以上。
课外补习时间“领跑”全球，在2012年PISA测试中，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作为比较，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的1/2，日本仅为上海的1/3。
大量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压力过大造成了严重后果，根据2010－2012年开展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8.45小时，其中6-11、12-14、15-17岁的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分别为8.95、8.35、7.73小时；6-17岁儿童青少年睡眠不足的比例为69.8%，其中6-11、12-14、15-17岁的睡眠不足的比例分别为74%、71.2%、61.7%。
半数以上学生学习日运动时间不足1小时，201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6省市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23.4%的学生课间很少出教室活动，甚至“从不出来”，学生的课余运动时间远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每天课余体育活动不足1小时的比例接近七成。
二、课业、作业难度与考试压力不断增大
PISA2012年的数学测试针对15岁学生，但上海的数学教师普遍认为其学科难度仅相当于中国小学水平。可见中国数学的实际难度明显高于OECD国家。[1]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查还发现，随着年级的上升，学生感觉到的作业难度越来越大，学生完成课业的劳累程度越来越重。
更为严重的是，校外培训普遍采取“提前教育”的“抢跑”模式，学习进度和难度远超课程标准。从1998年左右，逐渐进入小学的“奥数”，将越来越多的小学生卷入这一完全违规超标的数学训练，成为许多孩子的“噩梦”。
三、中小学生肥胖率、近视率不断
具体来看，中小学生肥胖率正在逐年提升，十年间， 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9.6%，肥胖率为6.4%，比2002年上升了5.1和4.3个百分点。
此外，视率居高不下，且呈逐年上升。根据2005、2010、2014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2014年7~15岁学生的近视率约为50%，比2010、2005分别高出2.7和12个百分点。
沉重负担带来的苦果，一项针对2016年10月至2017年9月的网络统计发现，在215例死亡及未遂案例中，导致中小学生采取自杀行为的原因从多到少依次为：家庭矛盾、学业压力、师生矛盾、心理问题、情感纠纷、校园欺凌和其他。而案例中相当一部分家庭矛盾的冲突根源是学业压力。师生矛盾案例亦有类似情况，部分冲突根源也是学业压力。
发现二：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竞争愈演愈烈，学校系统出现分化，新一轮“教育产业化”正来势汹汹
一、“小升初”超四分之一学生有择校行为
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从2014年开始对全国20个省、112所初中、近2万名初中生及其家长的调查结果显示，“小升初”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有择校行为。
“优质学校”集中了大量高职称教师，甚至不惜从外省“挖”特级教师；而教育部所要求的校长、教师定期流动政策却举步维艰。作为缓解“小升初”竞争釜底抽薪的有效办法——示范性高中将不低于50%的招生指标下放到普通初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难以推行。
二、学校差距拉大加剧小升初竞争
“小升初”竞争比较激烈的城市，都有一些家长追捧的“名校”。例如上海初中的“四大名校”、北京海淀区的“四小强”等等。具体分析，除北京和深圳初中阶段的“名校”主要是公办学校；在上海、杭州、南京、西安、成都、广州等地，家长竞争的主要是民办学校。家长的择校的“金句”是“初中不上民办学校，高中就要上民办学校。”
学校系统正在发生的分化，使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而公办学校逐渐被“边缘化”。上海2016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平均分从 570 到 590分)，而公办学校中成绩最好的，平均分则在 560 分以下。杭州市2015 年的中考成绩统计，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2011年，这一比例为70%；而3年之后该比例提升到了90%。如此大的学校差距加剧了小升初的竞争，致使民办的独木桥更加拥挤，家长也更加纠结。
三、教育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结合，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
在许多大城市，初中阶段的学校分化所折射的，是基础教育学校系统正在出现的变异——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在升学率和效率的驱动下，教育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紧密结合，越来越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模糊了教育作为民生事业、义务教育作为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公益性价值。
此外，新时期的“名校办民校”、名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结合、资本市场的强势介入也进一步扰乱地方教育生态，加剧了教育的不均衡。
义务教育学校系统两极分化的后果，有可能出现令人担忧的“教育的拉丁美洲化”现象，即社会优势阶层上优质的私立学校，普通老百姓上平庸的公办学校。
发现三：反噬教育的“影子教育”（课外培训）成为扰乱教育生态的重要因素
课外教育培训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是在市场环境中家长自主选择的教育消费行为，可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但与此同时，它强化应试教育价值、加重学业负担、加剧教育不公的负面作用也日益凸显。
一、“抢跑”的起跑线已经下移到幼儿园和托儿所
课外补习的基本模式是实施超过课程标准和学校进度的学科教育，即“抢跑”或“提前教育”，而课堂教学主要采取解题、做题、刷题的“应试教育”模式。课外补习超前的程度令人瞠目。
“抢跑”的起跑线不断下移，已经到了幼儿园和托儿所。2017年8月，上海市质量协会用户评价中心发布《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有57.1%的家长为孩子报名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其中，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平均每个家庭每年要花费17832元，占父母年收入的11.9%。
最为惊人的，是培训机构对3岁前的婴儿开展的奥数教育，举办所谓的“托奥班”。
二、违规与学校招生挂钩“绑架”家长
2017年在治理培训机构专项活动的调查中发现，近 7000 家教育培训机构中，证照齐全的 2000 多家，有营业执照但无教育培训资质的 3200 多家，无照经营的1300 多家。[2]学习场地安全、教育培训服务规范性等问题严峻。
通过举办“占坑班”、统测等方式违规与学校招生挂钩，并伴有利益交换。
在上海，中环杯、小机灵杯、亚太杯和走美杯等奥数“四大杯赛”，被社会教育机构热炒为民办初中的“敲门砖”。大型培训机构的“统测”成绩成为掐尖招生的“入场券”，以及入学后按成绩分班的重要依据。培训机构采取“制造焦虑”的捆绑销售和饥饿营销。这些都形成对家长的“绑架”，加剧了家长的焦虑。
三、中小学生参加个人办的补习班的比例高达74%
在城市学校，由于多数孩子都参与了课外培训，致使学校的教学进度难以组织，少数未参加过补习的学生不得不参与补习。不少公办学校违反规定，将奥数等超纲的教学内容引入教学，或出现在试卷的附加题中，诱导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显示教师借助培训机构作为提高分数的手段，甚至产生依赖。
“托管班”和补习，收入远高于正规教育，牵扯了教师的精力分配和工作重心。据2017年北大教育财政所家庭调查（CIEFR-HS），中小学生参与公司举办的补习班的比例约占二成，参加个人办的补习班的比例高达74%。
四、过度课外补习成为家庭负担，扩大教育不公
过度的课外培训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高昂的补习费用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教育总体参与率为47.2%，学生平均费用约为5616元。全国中小学生学科校外教育参与率为37.8%；其中农村为21.8%，城镇为44.8%，平均费用为5021元。分地区看，校外支出占比东部地区最高为42.1%，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37.2%和36.3%，中部地区最低为34.1%。从城镇内部来看，最高的一二线城市分别为44.2%和44.4%，其他城市平均为38.8%。家庭很大一部分校外支出都投入在了校外教育上面。全国校外教育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580多亿元。
课外补习正在成为学校教育之外一种新的社会再生产的机制，家境优越的学生选择接受更多的补习教育。课外补习与学校教育的双重压力，致使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拉大，教育公平的价值被进一步损害，对义务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构成了严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