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文章的主题是，八路军的子弹。
1940年，一则传闻开始在华北日军中悄悄传播：八路军装备了一种新式子弹，它在飞行时发出恐怖的呼啸声，在打中人体后会在身体里碎裂，造成巨大的创面。
日军士兵说，这种子弹的弹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红色，也许是八路军的特别标记。
那么，八路军真有这样一种子弹么？答案是：真有！
从1940年开始，八路军陆续开始装备这种红色弹头的子弹，它由八路军军工部自行生产，今天在“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还能看到实物。
现存的边区造红圆头子弹
在日本老兵的日记中，这种子弹被称为“要命的红圆头”——“打中肩膀后，伤口被完全撕裂，仿佛整个肩膀都被从这个洞里强行挖走了。”
在我们印象中，八路军的武器弹药不是非常落后吗，怎么会有如此厉害的子弹？
其实，这种“红圆头”子弹，恰恰是根据地弹药落后的反映——它是一种“不合格”产品。
要揭开“红圆头”的秘密，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八路军弹药的来源。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之后，按说武器弹药应该全部由国民政府提供，但实际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在1941年中央军委的文件《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中有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少。”
由此可见，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民政府切断了对八路军的弹药供给。
事实上，八路军能否从国民党那里获得弹药，始终要受“两党关系”的影响。
比如，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7月这一年时间里，国共关系较好，因此八路军获得弹药不仅及时，而且数量充足。
我查到这样一组数据：1937年8月20日（此时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南京即向红军发放“七九步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击炮弹620枚，手榴弹1. 5万颗。”
这里有一份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接受弹药清单：
但从1939 年下半年起，情况起了变化。
1939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附近不断制造摩擦，导致两党关系紧张。随后，蒋介石用'断供'来胁迫八路军，他在1939年12月这样批示: “第八路军未退出绥德开往河东以前，切勿再发械弹”。
自此以后，国民政府就彻底停止了对八路军的弹药供给，八路军只能靠缴获和自制来补充弹药了。
八路军开赴敌后作战以来，战斗日趋频繁，由于失去了国民政府的弹药支持，部队的弹药逐渐紧缺。虽然当时各个部队的具体弹药储备情况不一样，但由于补给困难，所有部队的弹药都开始捉襟见肘。
作为八路军主力的115师，在平型关战役时弹药还算充裕。据时任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回忆，平型关战斗中每名战士领到了100多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这对八路军来说已经是非常豪华的配置了。
八路军战士
但115师和日军一交手，发现子弹还是不够用。
在老爷庙战斗中，686团的战士们为了阻止日军抢占老爷庙制高点，竟然打光了全部弹药，战斗之激烈，是国内战争中少见的，部队弹药供给马上感受到了压力。主力部队尚且如此，其他部队的情况可想而知。
1941年1月，八路军战士聂文魁只领到了5发子弹。在领子弹时连长还耐心嘱咐，要牢记“三不打”：没有把握不打、远了不打、瞄不准不打。当时，即使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在作战前也仅能领到10发子弹。
与此同时，日本兵却弹药充裕。
抗战时期的日军步枪兵，携带一种从1897年就定型的“明治三十年式弹药盒”。它有两个前盒，一个后盒。前盒分两个仓，每仓存放15发子弹，一共可带30发，两个前盒总载弹60发。
后盒是备用弹药，里边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油纸封着，底部有通气孔。一般情况下很少动用这个储备弹盒。后盒可以存放4个15发弹夹包，一共60发。
算下来，日军一个步兵的标准携弹量是60（2前盒）+60（1后盒）+5（枪内）=125发。行军时，他们还会再多带60~80发子弹。
这样每名士兵的携弹量就会达到200发，足够支撑两次战斗。而一个日军大正11式机枪组，总计携弹量大约450发。
于是，日本兵在八路军眼中就成了'行走的弹药库'，他们非常重视缴获敌人弹药来补充自己。一段时间里，“缴获”成了八路军的主要补给来源。
八路军主要靠缴获补充弹药的情况，很快就被日军侦知，狡猾的鬼子马上采取了'反缴获'措施。
1940年以后，每个日本兵出动时携带的子弹数量都被严格限制，最多不超过40发。日军还严格控制伪军的弹药储备，防止八路军从伪军那里获得弹药。
同时，这一阶段的两军作战样式也有变化，这就让八路军缴获弹药变得越来越难。
一般来说，在战斗中要想缴获足够的弹药，至少需要两个条件:
一、要成建制消灭日军;
二、日军被成建制消灭时，还没来得及打完全部子弹。
八路军要想达成以上两个条件，就要在速胜的同时，尽量少消耗自己的弹药。但1940年之后，想做到这一点变得非常难。
八路军穿着缴获的日军大衣
1940年前后，鬼子开始在平原地区玩新花样——囚笼政策。他们在平原地区大城镇附近修筑碉堡，再用公路把碉堡连接起来，这样就把战场分割成了很多小块，以此来限制八路军的活动。
鬼子这样一搞，平原地区的八路军，再以旅、团为单位活动就很不方便，只能以营为主进行作战。所以小仗打得多，大仗打得少，缴获也大幅下降。
但是在山区，八路军的旅级和团级部队依然活跃，所以才有了陈庄战斗、黄土岭战斗以及大龙华战斗等。
不过，这些战斗中八路军虽然能缴获一定的弹药，但自身消耗也很大，以下有一组数据：
在黄土岭战斗中，我军缴获各种弹药53500发，消耗各种弹药116168发，缴获量占消耗量的46. 1%；
在大龙华战斗中，我军消耗与缴获相等，都是5万发；
而在陈庄战斗中，我军每消耗5发子弹才能缴获1发。
此后，“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成为八路军与日军战斗的主要形式，这让八路军更难毁灭性地打击日军一个大队。
1941 年11月，彭德怀在总结黄崖洞保卫战时也承认，以当时条件，对鬼子进行大规模围歼是很困难的。
没有了短时间的歼灭战，八路军就失去了弹药补给来源，面临“有枪无弹”的险境。
由于前线弹药补充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在1938年10月的中共中央六届六次会议上，专门提出了军火问题。
“要求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但是，要在根据地生产子弹谈何容易？除了缺少机器设备，更大的难题是——没有原材料。
抗战时期的子弹壳，都采用黄铜制造。但在抗日根据地，既没有冶炼黄铜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纯铜储备，所以无法生产子弹壳。
造不出子弹壳，更何谈生产子弹？根据地兵工厂只能退而求其次——自造复装弹，也称“翻造子弹”。
所谓复装弹，就是对旧弹壳进行修整，再重新装入火药和新底火，最后安装弹头制成的弹药。
相对于手榴弹、炮弹的制造，复装子弹的工艺反而更复杂。
制造一发复装弹，需要一个废旧弹壳、火药、一枚重新制造的弹头。然后进行清洗、整形，退火，看底火眼、上底火、装发射药、装弹头、紧弹壳、弹口及底火点虫胶漆、检验、过全弹样规、滚光等几十道工序。
八路军生产复装弹，最需要的原料是弹壳。
从1941年起，用过的弹壳成了八路军的“战略物资”，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收集弹壳，也不断命令部队要重视收集弹壳的问题。
1941年1月13日，朱德在给部队的电报中明确指示：“总部现已无子弹......以后凡领子弹者必须带子弹壳来，一颗换一颗，否则不发。”
这一时期，收集弹壳成了上到中央军委，下到各师、旅首长经常提到的问题。八路军在极其繁重的战斗任务间隙，还要千方百计收集弹壳。
八路军的步枪手在转移阵地前，一定会仔细地将散落在周边的子弹壳收集起来，战斗结束后交给班长；机枪手因为要频繁变换阵地，因此在战斗中无暇搜集，不过在打扫战场时，其他战士会根据机枪手的回忆，帮助寻找弹壳。
一次在临沂附近，115师686团设下了一个埋伏圈，准备伏击一支日军。但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兵力超过预期，因此我军没能全歼敌军，只能迅速脱离战场。
两天后，686团又专门派出一股小部队，返回战场收集散落在那里的弹壳。最后，400多枚弹壳被全部找到，交给了上级。
八路军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搜集弹壳，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
一些战士在战斗中发现，为了不让八路军捡走弹壳，鬼子竟然也开始捡弹壳了；日军机枪手还在抛壳窗外罩上了一个布袋，把机枪抛出的弹壳一粒不剩全部带走。由此可见日军的狡猾和眼线之多。
部队搜集来的弹壳，都被送到子弹厂。这里有一些生产复装弹的加工机械，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据当时参与复装弹生产的沈丁祥回忆:
“子弹厂车间里，放着周恩来副主席通过统战关系从敌占区搞来两台弹壳车底机、两台取轴冲床、两台紧口机、两台收口机、一部元车，还有车床和小冲床各一部”
除了在工厂大规模生产，八路军还成立了复装弹小分队，他们携带成品弹头和简单工具跟随作战部队行动，在战地现场制造复装枪弹，直接供部队使用。
很快，八路军的子弹厂扩大到了两家。到了1943 年，单在晋察冀兵工厂，复装子弹数量就达100 余万发。抗战期间各兵工厂所生产的700多万发子弹中，大部分都是复装子弹。
解决了弹壳的问题后，八路军技术人员又把目光转向了火药。
中国作为火药的故乡，民间就能生产。事实上，根据地造子弹最初使用的就是老百姓土造的“黑火药”。
但这种火药在使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战士们意见很大。
据军工人员回忆，这种装有黑火药的子弹在发射后，会产生浓烈的黑烟弥漫在战士周围，黑烟不但严重影响瞄准，还会暴露射击位置，引来敌人的火力。
使用这种黑火药子弹，经常是一场仗打完，战士们都被熏得灰头土脸。
于是，获得无烟火药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起初，军工人员获取无烟火药的方法是，拆解日军炮弹的发射药筒，取出装填在药桶内的无烟火药条，再将火药条剪碎，装填进子弹壳。
不过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放弃了。八路军缴获的发射药筒本来就有限，一部分还要给炮兵使用；而且拆解药桶还有巨大的危险性。
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军工部决定，自行制造无烟火药。
1940年1月，在河北省唐县的一座村落里，八路军晋察冀军工部在这里搭起了用水缸做成的陶塔，开始生产硝酸和硫酸。
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已经能够批量生产硝酸和硫酸。晋察冀军区工业部技术研究室的三名同志，用自产的原料成功研制出了无烟火药，并很快被推广到其他根据地。
到1942年，已经有两个根据地成功生产出了浓硫酸，并随即制造出了无烟火药，他们还在此基础上制造了不同种类的其他火药。
1944年以后，各根据地的火药生产数量猛烈膨胀。以太行区为例：
1944年生产雷汞26公斤，1945年即猛增至118公斤; 1944年生产发射药760公斤，1945年增至10203公斤; 1945年生产烈性炸药15503公斤。
八路军终于突破了无烟火药这个技术难关。
除了弹壳和火药，复装弹的另一个难点是：弹头。
一颗全新的日制6.5毫米步枪弹，弹头内装铅芯，外包铜制被甲。弹头的结构是在坚硬的铅制内芯外，再包裹一层柔软的铜皮。复装弹的弹头结构也是这样。
复装弹使用回收弹壳，弹头只能用铜和铅重新制造。
前文说过，八路军本来就非常缺铜，而且也没有能力自己冶炼。要想制造弹头只能回收含铜的旧金属。他们发现，清光绪年间的铜元非常适合制造弹头。
军工人员先把收集到的光绪铜元进行挤压和敲打，制造出类似试管一样的铜制器皿，然后再往里灌入融化后的铅液，封口后就成了一枚弹头。这种弹头会呈现出铜元的颜色——暗红。
但是，铜元有一个缺点：它比纯铜硬，非常难加工。
在使用人力螺旋冲压机生产铜元弹头时，工人经常忙活半天也生产不了多少。技术人员于是想到了用骡马作为动力，驱动冲压机压制铜元。经过试验，这个办法取得了成功。
用这种土办法压制的原材料，表面会出现很多细微裂缝，制成后的弹头表面也会保留这些裂缝。这些裂缝无法清除，只能在简单打磨处理后，交付部队使用，后来被人们称为“边区造”或者“红圆头”。
红圆头子弹在发射后高速飞行时，空气会从缝隙灌入，产生刺耳的呼啸声。高速空气还会导致铜皮部分剥落，露出铅芯。
因此，当红圆头弹进入人体后，开裂的铜皮在阻力下会碎成大量破片，铅芯也被挤出，在体内翻滚，很像达姆弹。所以，它造成的创口也远比普通子弹大得多，给鬼子兵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不过，红圆头弹也有明显的缺陷，粗糙的加工导致它的精度变差，射程也远不如新造子弹。
这就是前文所说的、被鬼子兵称为“要命的红圆头”子弹的来历。它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型号，是一种应急产品；但它也是中国军民顽强抗战、不畏强敌的缩影。
对八路军来说，弹药短缺始终是抗战时期挥之不去的痛。虽然根据地兵工厂的产能不断扩大，但毕竟不是机械化大生产，因此产能始终不足。
在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发放和战斗缴获是早期八路军弹药来源的主要途径；当国民政府停止发放弹药后，八路军因为战场环境限制，缴获也越来越少，在1941-1942年度陷入缺乏弹药的困境之中。
在困难中，红色军工自力更生，想尽办法生产自造子弹，让自造弹药的占比越来越高。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各根据地的弹药生产相对进入正轨，对于精度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复装子弹生产，尤其取得了长足进步。
从1943年开始，尽管依然受原料的制约，但八路军兵工厂仍然在困难中，给部队提供了宝贵的弹药支持。
据统计，1937-1945年抗日根据地共建兵工厂130个，拥有近2万职工，生产了780万发子弹，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军事工业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当下的现代化军工企业注入了红色基因。
在抵抗外敌的艰苦条件下，人民军工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自己的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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