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往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

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武汉成为了国民政府实际上的统治中心，蒋介石亲自坐镇，聚集了大批军政机关。

同一时期，八路军最重要的两个办事处——驻驻南京办事处与驻武汉办事处做了合并。

原驻南京办事处的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人迁到汉口，与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等会和。

12月18日，为了统一整编驻武汉的机关、与国民政府商谈抗战大计，王明和周恩来一行抵达武汉。

至此，一个极为豪华的（内部）机构诞生在了江城——长江局。

人员编制上，刚刚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出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兼代表团（对外公开机构）负责人，叶剑英任参谋长，李克农任秘书长，另有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等众多大咖。

大武汉，1937年。武汉人时常调侃，中国城市名字前面可以带个“大”字的，除了上海便是武汉

王明、周恩来一行抵达武汉不久，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们。

蒋态度上很不错，说了一堆“精诚团结，外敌不足虑”的官话，并指派大佬陈立夫与我方商谈国共合作的细节问题。

毕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套路大家都熟；无非是邀请共产党人到国府机构任职，双方联合办公。

只不过吸取第一回合作的教训，此番蒋介石拿出来让共产党人参与任职的机构没有那么核心。

话说在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了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和政治四个部。

这四个部的规格非常高，部长地位大致与参谋总长、副总长平级。

其中政治部的部长是陈诚（后期为张治中），早在黄埔军校时期，陈诚就和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出任政治部部长后，陈诚亲自登门邀请周恩来做副部长。

除了陈诚开出offer外，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也让副院长张群出面联系周恩来，请他到行政院任职。

一开始周恩来把二人的邀请都婉言谢绝了，可蒋介石不依不饶，一定要他干。

最后经延安批准，周恩来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一职——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府内担任的唯一重要职务。

之所以选了政治部、拒了行政院，是因为孔祥熙为“主和派”，而陈诚是“主战派”。

周恩来在国军政治部内任职，可以尽最大努力发挥改造部队、坚持抗战的作用。

既然接了国府的官职，就得按部就班报到上班了。

于是从1938年3月开始，周恩来白天到政治部办公，晚上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打两份工。

当时的政治部下设四个厅，其中三厅是管宣传工作的。

蒋介石的统战思维很不错，他知道要尽可能团结文化、学术、文艺各界人士为抗战宣传出力。

出于这样的考量，老蒋邀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出任这个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时，郭沫若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政治部中将主任。

他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介绍入党，与贺龙同期宣誓。

1927年底，蒋介石政府发出了对郭沫若等人的通缉令。

经过与周恩来的一番商议，组织上决定让郭秘密保留党籍，前往日本避难。

按照规划，旅日期间郭沫若将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特长，积累声望，有朝一日再以公开无党派的身份做文化圈领袖。

不得不说，郭沫若真的很有天赋。

1928~1937年间，郭沫若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大量学术著作，一时间轰动学界。

待到1937从日本归国时，郭沫若已经成为文坛领袖，学术巨擘，国民政府的座上宾。

蒋介石亲自撤销了十年前对郭沫若的通缉令，邀请他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往事》）。

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在重庆赖家桥

除了依托郭沫若第三厅在文宣领域发挥作用外，周恩来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武汉同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

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我党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国民政府通过铺天盖地的宣传来抹黑红军，企图动摇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铺开，我党重新获得广阔的舞台。

而周恩来和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成为这一时期大家了解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武汉工作的这段时间，周恩来先后同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白崇禧等多位大咖进行了深入交流。

1938年2月，广西学生军即将经武汉开赴前线，白崇禧专门邀请周恩来给学生军做演讲。

赴徐州前线辅佐李宗仁指挥作战前夕，白崇禧甚至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自己的寓所，共商作战方案。

除与李白为首的桂系打交道外，武汉时期周恩来同滇军、川军、西北军的将领们都有密切来往。

比如川军将领邓锡侯，就经常在枪支、弹药和物资上支援新四军。

邓锡侯是北洋时期的四川省长，1949年12月他通电起义，为成都和平解放立下大功。

再比如滇军将领张冲和西北军将领何基沣，他们在这一时期被秘密发展入党。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1948年11月，何基沣与张克侠率领所部两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驻地起义。

粟裕率华野大军迅速通过其防区，在碾庄截住了企图西逃徐州的黄百韬兵团，打响了淮海战役第一枪。

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等陪同李宗仁夫妇走出北京机场。左起：彭真、贺龙、李宗仁、周恩来、郭德洁、郭沫若

除成绩之外，武汉时期也发生过许多争议事件。

当时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有一个指导思想：“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

不得不说，这是蒋介石非常喜欢的一种指导论述；在会见完我党代表团后，老蒋主动提出要留王明“在汉相助”。

王明为人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经常未经同意就发表与延安相左的意见，或者将自己的观点当成组织观点加以宣扬。

1938年5月，当毛泽东在延安发布《论持久战》演讲驳斥当时舆论流行的亡国论与速胜论时，王明竟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在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上刊登演讲稿。

为此他还写了一首颇具讽刺意味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

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

阶段三分只遁牌。

注意关键的第三句，即王明认为苏联与日本开战才是影响中国抗战的最核心因素，故其战略上的考量完全围绕苏联展开。

到最后，《论持久战》墙内开花墙外香。

周恩来将印刷本转给了白崇禧，白崇禧读罢大加赞赏又转给蒋介石；待到蒋介石批准下发，这才产生巨大影响。

图片截自《周恩来传》

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这位老对手曾有一句非常精辟的点评：

“斯大林刮左风，他就往左倒；斯大林刮右风，他就往右倒。因此左倾冒险主义是他，右倾机会主义也是他。”

武汉时期，就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时间段。

新圣女公墓是莫斯科有名的墓地，王明的墓与赫鲁晓夫离的不远。

从1938年6月开始，抗日战争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拉开了帷幕。

这是东京大本营的倾力一战，日军调集了三十余万精锐，希望一举击溃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

国军苦战四个月，至10月中旬仍占据着武汉市内三镇。

此时日本人故技重施，又搞了一次“大迂回”打法——通过海军优势以七万余人的兵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

10月21日，抗战时期中国最后一个港口广州陷落，武汉最重要的补给线粤汉铁路被切断。

与此同时，日军对武汉形成了合围之势，战况万分危急。

蒋介石思索后，决心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

10月25日，国军弃守武汉，国府机构正式西迁重庆。

几乎同一时期，著名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的一座西班牙教堂里召开。

这次会议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策，“意义之重大与遵义不相上下”（毛泽东评价）。

会后，抗战大形势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发展，均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合影，前排右一是唯一穿皮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