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紧随西方列强的侵略步伐，对中国发动了历时最久、领域最广、范围最大、程度最深的侵略战争，使得近代中国遭受了深重的苦难。我国学界围绕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全国抗战三个学术热点进行了领域广泛且不断深入的学术探讨。臧运祜先生对百年日本侵华史研究情况作如此总结：“学者们注意探讨日本侵华事件、战争过程及其罪行与暴行等问题，关注日本大陆政策与侵华政策、军国主义体制与政治因素、侵华思想与理论形态、日本文化心理与战争观、日本战争责任与历史认识等问题”，而对日本在发动侵略战争前期准备的研究着墨不多，尤其是至为关键的“盗绘地图”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研究余白。朱竞梅认为：日本的“大陆政策”，迅速变成侵略行动，在战争准备中，以测绘为先行。可见，对日本在二战前盗绘地图行为的研究，应作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步骤加以关注，以便更好地揭示并解释日本的战争图谋与扩张野心。
日本人绘制的天津地图
二战后，日本方面保留了近代以来庞大的盗绘成果，国立国会图书馆、大阪大学、御茶之水女子大学、东北大学、京都大学、立教大学、广岛大学等机构均有收藏。日本学界深知这些地图对近代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意义，但又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应日本国内测量的“内邦图”，他们将这些对发动侵略战争起到过关键作用的地图统称为“外邦图”，并含糊其词地只强调地图本身作为近代资料的价值。日本学界的研究出发点本身就值得商榷，自然更不能指望他们通过这一问题研究对近代日本策动战争引发世界性灾难予以足够的批判和反省。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日本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显露出侵华野心，且已开始着手准备。鉴于对华旅行侦察的首要目的不是对中国进行详细的地图测绘，日军事谍报人员赴中国主要进行军情、政情的收集，同时着手搜集西方人和中国所绘中国地图并辅以实地旅行调查，回国后再结合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实地情况，对地图所绘细节加以修正和标注，这就使得日本很快掌握了中国的地理情况，为日后侵略中国准备了初步的地理轮廓参照。
近代西方殖民者在对外扩张的历史进程中，测绘殖民地地图均起到了关键作用。日本从19世纪中叶起，经历了意欲向日本扩张的西方列强强行测绘日本沿岸的过程，日本也因此认识到测绘技术在殖民扩张中的重要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转向对外扩张之路，积极谋划向东亚大陆的扩张，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朝鲜和中国的地图，再通过比对绘制成日军所需的地图，开启了为发动侵略战争进行长期的筹划准备之路。
近代日本谋划向大陆派出军事谍报人员可以追溯到1871年，日本派出福岛九成等9人赴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约》之际，陆海军省、外务省就开始着手筹划对台湾和中国南方等地进行秘密侦察。1872年，在陆军大将西乡隆盛、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参议院议员板垣退助的策动之下，日本向朝鲜半岛派出陆军大尉别府晋介，同时日本陆军又将池上四郎少佐、武市正干少佐2人先调任外务省后再和彭城中平（外务省权中录职务）以外务省官员身份派到中国东北。这两支谍报队伍重点对满洲和朝鲜的地形、政治、军备、财政、风俗进行所谓的视察。池上一行人于9月1日抵达上海，然后转山东烟台，9月28日抵达营口，在营口进行了几个月的详细调查之后，又到东北内陆地区进行调查，于1873年7月返回日本。他们撰写的《满洲视察复命书》认为对中国东北“地形、人土风情、风俗的视察收获颇丰”。1873年4月，桦山资纪以《中日修好条约》换文团随员进入中国，作为海军将领，此后对台湾进行了长期侦察。是年末，日本又派出陆军中尉美代清元为首的视察团，该团被分为三组，分别调查中国和朝鲜的军事、政治、地理，陆军少尉益满邦介、军曹中村义厚负责调查中国的地理，内容涉及“山岳高低向背，河海形状深浅源头，地理城郭的要冲等”。1874年，大原里贤等5人被派往中国南方进行调查。1875年福岛九成以陆军少佐身份担任第一任驻厦门领事，继续对华进行侦察。1876年，黑田清隆赴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随员中就有益满邦介等人，对中国和朝鲜进行秘密侦察。海军中尉曾根俊虎在1876年之后长期在中国进行谍报活动，为日本海军收集大量的中国南方情报，回国后又于1880年创立了对后世影响颇大的“兴亚会”。1880年，梶山鼎介被派往北京担任使馆武官，他在1882年从沈阳出发经辽阳、凤凰城直抵鸭绿江口的大东沟，将沿途的道路、村落等以日记形式进行了详细描述，并草绘了三十万分之一的沿路地图。
日本人绘制的北京地图
19世纪80年代，日本继续频繁向中国派出各种侦察队伍，其中较为有名的人员有：三浦自孝、海津三雄、神尾光正、福岛安正、仓辻明俊、栗栖亮、酒匂景信、小泽豁郎、铃木信、荒尾义行、渡边铁太郎等，他们的军事侦察活动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前夕。当时的日本对谍报人员搜集的旅行调查信息尚未进行十分严格的保密措施，其中不少人还将这些旅行调查写成报告发表于《东京地学协会报告》。（参见表1）
表1 《东京地学协会报告》所载近代日本将校对华旅行调查表
资料来源：石田龍次郎「『東京地学協会報告』(明治一二—三〇年)：明治前半の日本地理学史資料として」、『社会学研究』1969年3月。
这种对华地理旅行侦察活动大多只是几个人的小规模探察，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实地测量，加之种种条件限制，因此往往是实地考察中国的政情、军务、民情的同时，兼对地理情况进行实地摸底。日本军事调查团在北京活动期间，积极购买了中国版的《大清一统舆图》和西方人发行的东亚地图。这些地图随后被带回日本国内，再经益满邦介等人详细比对、核实，重新标记制成新图，成为日本掌握中国山川、河流、城市等重要的信息来源。他们重点对中国的台湾、北京、直隶、东北及沿海省份进行详细的地图汇编，此时已经颇具规模。（参见表2）
表2 明治初期日本对华地图盗编情况表
资料来源：小林茂、岡田郷子、渡辺理絵「外報東アジア地域に関する初期外邦図の編集と刊行」、『待兼論叢』2010年。
在日本着手侵略台湾之前，副岛种臣早就通过外交手段从美国驻日公使德隆处获得了美国绘制的台湾地图。美国早在1847年、1849年就两次派舰队侵台，1853年又派舰队调查台湾情况，1867年又有“罗佛”号意欲登台事件。美国长期觊觎台湾，且早在1871年就绘制了台湾地图。表2中1—4的台湾地图就是日本在美国测绘地图基础上进行核对、编辑而成的。“车城之锚地”则是根据法国人于1853年测绘地图加以编辑之物。
“清国渤海地方图”上对中国的地理名称都标有片假名，显然也是从欧美地图翻译而来。“北河总图”“直隶湾总图”“辽东大连湾图”是日本收集拱卫北京外围的地图，显示了日本对从渤海到北京路线的关切，这些地图的源地图主要是英国人绘制，同时又比对添加了法国、美国测绘的地图。“清国北京全图”不仅采用了英国测量的原图，同时还参考了中国的《唐土图》《唐土名胜图会》等中国方面的资料而制成。
“亚细亚东部舆地图”的本初子午线画在了东京，从日本本州岛一直绘制到中国的四川、云南为止，显然这张图是日本人集纳了当时西方测绘的成果。“清国沿海诸省（手绘）”和“清国沿海诸省”及中国各省的地图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关系，“沿海轮廓基于英国海图，旦内部者以一统舆图（《大清一统舆图》）及道中记等，每省切图调制而成”。在“清国沿海诸省（手绘）”上明确写有“今净图已成，修缮后可辅以其他诸图共备用”。
两张“满洲全图”和“中国全图”主要是基于英国和俄国所绘地图，然后编入部分中国所绘地图后整合之物。
如前所述，近代日本自1878年成立参谋本部之后，陆续强化了战争动员机制，很早就制定了在发动战争之后须对战场进行测量的相关规则。1882年制定了《战时测量班服务暂行概则》，1885年1月正式制定了《战时测量班服务规则》，该规则对测量目的与测绘人员编制作了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时测量班受军（师）团参谋部之参谋长指挥，专职负责测量我军侵入帝国经过的土地和攻略的城堡都邑，并制作参谋地图。第二条，测量班人员由班长上尉一名、一等测绘中尉二名、二等测绘下士（文官）八名，书记下士一名，制图文官二名，印刷文官二名组成。”很显然，日军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从军队测绘机制上完成侵华准备。到1894年8月，甲午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就在侵华的第一军、第二军的司令部之下设有测量班。但是，陆地测量部部长藤井包聪意识到如果仅靠临时测量班只能测绘日军很小一部分作战地图，需要利用大好时机扩大日本对华的测绘。他于1894年10月9日提交了《清国测图之义付上申》，痛陈“过去就有清国测图之义的特别计划，……此次事件之后，命令秘密行动等手段也绝非容易完成之事业。正应该借此之际，在陆地测量部之下组建一个直属于大本营管辖的临时测量部，随着我军占领和进军，采用最简易的测图范式尽可能测绘后方的地形地图，作为他日资料加以收集”。藤井包聪意识到前文所述的秘密盗绘行径难以满足日本对华侦察与盗绘的整体战略需求，他希望能够将日军战线背后的全部地形加以测绘，并为将来的侵华做准备。
日本于1878年12月成立陆军参谋本部之后，从1879年开始全面强化了此前的军事谍报人员派遣制度，并从过去搜集地图和地理图书转变为简单测量、制作旅行图。1879年，山根武亮、花坂圆等盗绘直隶旅行图；1880年，山根、花坂和酒匂景信、玉井胧虎、伊集院兼雄等盗绘直隶和盛京的旅行绘图；1881年，斋藤干盗绘直隶旅行图；1882年，三浦自孝和福岛安正等盗绘山东、直隶旅行图，日本这种通过旅行盗绘简易地图的行为一直持续到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899年。1883年积极谋划并参与对华盗绘的桂太郎向大山岩参谋本部长提交了《领邦地图编制条规制定》，开宗明义指出：“对邻邦侦察的第一要务，也是至为困难的地图编制。”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设立之后，对盗绘朝鲜、中国地图事宜制定了严格的规则与保密措施。1880年首先制定了《测地概则小地测量之部》，除对测绘行为制定初步行为准则外，还明确了测绘的军事价值。《编制图报》的第六章第七条明确规定“细节测手（测量人员）完成的侦察录，须记入关于军事性质的个人意见报于班长”。随着19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频繁对中国进行盗绘，日本对地图的保密也愈发重视。1881年4月制定的《地图科服务概则》更明确“许多地图都属于机密之物，课长必须以最高程度严加注意”。1884年9月制定的《测量局服务概则》规定“地图课负责将地形测量结果制作原图并编制国内陆图，掌管其他外邦图及诸兵要地图的调制，需要对地图进行严格保护”。
日本在即将发动甲午战争前的1894年7月11日，制定了《秘密图管理规定》。显然，这个规定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准备之一，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军事盗绘地图的管理。虽然这份规定的原件已经无法考证，但可以从《陆地测量部沿革史誌》的记载大致了解其内容。其要领“本邦兵要诸地图中被认定为秘密图，需要原图原版及其印刷一份，待部长命令全部须特别印'秘'字，材料主管也需要特别保管，制图课长事务官等其他特定官员之外，一律严禁参与，其受授方法须严格保密”。至于何为“秘密图”，可从1896年4月“将要塞地带线10千米的地形图编入秘密图”的规定推测出，是甲午战争期间日军盗绘的管理规定中所指的军事要塞、秘密地点本身及附近范围的地形图。
日本的军事谍报人员在华盗绘行为都处于十分秘密的状态下，他们的盗绘行径直接受控于日本参谋本部，并从日本驻华使馆获得了足额经费保障。1883年12月28日参谋本部致电大山严本部长，要求下发用于盗绘地图所需费用，电文称，“在北京的福岛（安正）步兵大尉抵达目的地之后，进行了十分有力的侦察，其功绩显著，不仅早已汇报，还在矶野炮兵大尉视察之时得到确认。其侦察手段颇耗费用，须按照从前的补贴与准备金予以支出。为充实其侦察，本年各国公使馆附设的将校补贴均予以节俭”。
日本军事谍报人员受种种条件限制，无法做到堂而皇之地对中国展开实地测绘，只好进行秘密状态下的盗绘，这一工作能对欧美测绘的地图和中国所绘地图加以完善，并通过实地考察亲手绘制出更具实用性的军事地图。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骑马、坐轿、马车等，通过计算交通工具的移动速度和导线测量方法进行精度要求不高的绘图。根据这种测量方法，他们将经过的一系列测量点进行依次相连形成折线，然后粗略计算出各条线路的距离和道路转向角度，然后推算出各要地的平面坐标。在仓辻靖二郎绘制的《从营口至宁古塔城路上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上写有：“注意方向要使用游标卡尺，距离是根据时间及马匹走的步数测算”；在酒匂景信绘制的《从山东省烟台经黄县茉州胶州安丘县沂州等至江苏省宿迁县渔沟路上图》所述：“测量距离是根据轿子或马车的行进速度计算。轿子一小时走5040米，即5分钟走420米；山中难走的路，一小时走4800米，即5分钟走400米；马车一小时走6000米，即5分钟走500米，难走的路一小时走5160米。虽然如此规定，还需要根据道路情况及每日所雇马车的速度与体力变化，进行加减。”
谍报人员正是得到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的高度重视，对华盗绘和收集情报的“战果”十分显著，他们在回国后分批分期完成在华期间盗绘地图的拼接工作，最早于1884年完成了二十万分之一的“直隶省东部图”“盛京省南部图”“盛京省东部图”和“盛京省中部图”的印制与发行。此后，日本继续按照这个比例绘制了从辽东半岛一直到福建省的手绘简易地图，这些地图统称为“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目前，这些地图主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11件）、日本驹泽大学地理学科（12件）、岐阜县图书馆复印件（45件）、地图研究专家岩田丰树（64件）、山下和正（59件）、井田浩三（59件）、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人文地理学教室（47件）等收藏。
在日本积极准备发动侵略朝鲜与中国的同时，负责绘制地图的陆地测量部也在全力绘制中国的地图，根据《陆地测量部沿革誌》所载，日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数十张“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与“假制东亚舆地图”的制作。1893年1月，日本完成了部分“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的原图（东北与北京周边），然后交由参谋本部第二局进行最后的核对与印刷。到1894年，日军基本完成了发动侵略中国东北、进攻北京的“导航”准备。10月，当日本陆军抵达鸭绿江边之时，刚刚印制出来的“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就被配发到前线军队手中。如今，详细比对“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就能够发现，日本当时的盗绘人员主要针对中国的道路、交通、要塞等绘制的比较详细，而且其中有部分地图已经开始采用现代绘制技术下的等高线标识，很显然，这是从军事侵华的角度进行的战前准备。易显石也认为日本为进行甲午战争而绘制的军用地形详图，“上面把朝鲜、中国东北和渤海湾在内的每座小丘和每条道路都标明了。”
山冈金藏是甲午战争期间侵华日军第6联队的中尉，他在战争期间的日记（1894年8月4日—1895年6月14日）被整理成《征清战袍余滴》，其中就有“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在日军实战中应用的情况描述。“1894年10月25日，……即刻从义州府上游渡鸭绿江地点并从工兵队领取小船，命令在今夜9时前完成渡船准备，这也是根据图（二十万分之一图）到达这个方位”。11月7日，日军抵达大孤山附近，福岛安正中佐奉命到周边农村购买粮食，山冈金藏担任保卫任务，他们根据地图到当地北部约2里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在地图上标注为“打头”，中佐根据二十万分之一图给我们看了村名，”随后，日军在这个村子成功购买了一百担的粮食。1895年2月1日，“近来闲暇增多，天气寒冷也无外出的心情，每天都翻看地图研究”。可见，对华盗绘的地图对日军侵华发挥了重要的导航功能，是侵华日军一线部队的重要作战装备。
甲午战争前，日本通过向中国派出军事谍报人员收集情报和实地盗绘中国地图，不仅摸清了中国的军情、政情、民情，同时完成了为后期发动军事侵略的“导航”准备。这些地图成为战争期间武装到日军一线官兵的重要武器，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日军也从中意识到获取战略地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准备下一步侵华开启了此后有计划、大规模盗绘中国地图的行动。
随着日军完成发动甲午战争的准备，日本负责地图测量、测绘的陆地测量部除了着手将之前盗绘的地图送到前线之外，一方面着手组建派往中国的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另一方面在后方积极扩大征招军事测绘的谍报人员，随日军的侵略步伐将盗绘行为堂而皇之地扩大至战场最前线。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国力的强盛使明治政府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贫弱的中国，进而收集盗绘中国的兵要地图成为其核心关切。1888年，日本在将海军部和陆军部分别改为海军参谋本部和陆军参谋本部的同时，将原来的测量局扩充成为陆地测量部，直接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地形测量、地图制作”。自此，陆地测量部首当其冲，成为近代日本侵华的排头兵和重要的对华军事信息收集谍报机关，开始派遣大量能说汉语、具有专业测量技术的人员进入中国，用近代的“三角测量法”对中国进行盗绘，提前完成了发动战争的地图准备。
藤井的意见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11月21日就发布了《组建临时测量部的命令》。藤井的盗绘计划过于庞大，当时的陆地测量部并没有足够数量的专业测绘人员可以随军盗绘，紧接着11月24日发布了《临时测量部测绘手检查格例及志愿者心得》，专门设了一个“测图手”的职位，计划招募240个民间志愿者以补充测绘人员。由于这些“测图手”属于临时紧急征招，因此招募条件放得比较宽，只要求“对象为年满18岁以上35岁以下身体强壮者。然后通过作文公私文件、书法（楷行草）、数学、简易测量、作图等项目考试，通过者即合格，然后从合格者中择优录用”。
为满足日本军队对测绘人员的大规模需求，日本的社会力量积极支持战争，陆军省测量课次长出身的福田治轩在家中开办的“顺天求合社”，应参谋本部的要求，为其开设测绘速成班。这所学校起源于江户时代的私塾，1871年从大阪迁至东京，主要培养“陆海军测量学生，研究理学上的数理”，凭借着与军方的密切关系和学科优势，“顺天求合社”在甲午战争期间通过征招短期速成教育学员，为参谋本部输送了37名测图手。到1895年1月18日，陆地测量部几乎网罗了日本全国的测绘人员，组建成343人规模的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参见表3）
表3 甲午战争期间临时测量部部员一览表
1895年2月，甲午战争的胜负已经基本明了，2月1日中日双方在广岛进行了第一次会谈，2月2日，中日双方第一次谈判破裂。以往的史学界对此次会谈失败的原因，大多归结为日本尚未实现全歼北洋舰队、占领威海卫、割让台湾等作战目标，伊藤博文便以张荫桓、邵友濂未持“全权委任状”为由，继续进行战争。从战略角度思考，笔者也认可这一论断。但从这一显性目标之外，我们还需要从战争本身或更大战略层面进行分析。当时参谋本部不仅完全不理会中日之间的谈判，还从2月2日起，将完成组建的第一次临时测图部陆续派往前线。显然，这时的日本还有一个基于后续战争目标实现的准备工作尚未实施——大规模盗绘中国地图。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战争层面而言，已经从侵华战争尝到甜头的日本意识到还会有下一场侵华战争，迫切需要利用有利的军事局面对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展开实地测绘。
1936年7月25日，陆地测量部曾在东京九段的军人会馆召开过原陆地测量部成员参加的座谈会。据参加座谈会的小原乙次郎对甲午战争期间的盗绘活动的描述，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在1895年2月初完成集结，三四天后从东京出发，13日抵达旅顺，17日抵达金州，之后的3月开始巡查普兰店，3月18日又再回金州，4月22日之后的四五十天里巡查了藐子窝、大孤山、岫岩、海城、盖平、营口等地。1895年2—4月期间，第一次临时测图部的五个班集中对辽东半岛南段的金州半岛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参见表4）
表4 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对金州半岛的盗绘及部署表
资料来源：「金州半嶋測図部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C06061437600。
注：一方里≈4平方公里。
日本在甲午战争末期匆忙召集的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在东北大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盗绘活动，主要活动范围限于辽东半岛南端的旅大至金州之间的地形图。这些在中国腹地堂而皇之进行的盗绘不再是之前的“三十万分之一”地图了，而是发展为精密度更高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尺地图。同时，由于日本盗绘人员有备而来，所用的测量设备也全部采用日本“国内测绘时用的测绳、路计及测海拔试验器”等，在此基础上所绘的“枢要地点采取三角测量，还测绘了经纬度”。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在1895年5月8日，中日两国交换《马关条约》批准书后开始陆续撤退回国，于6月初回到东京。
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通过国内动员征集了大量具有近代测绘知识的人员，并组建了一支人数规模庞大的对华盗绘队伍。此后虽因甲午战争结束，日本只对金州半岛较小范围的区域进行了详细测绘，但陆地测量部却通过这次盗绘动员，实现了征招新人、扩充制版和印刷能力，在1895年一共制图1700张、制版2034枚、印刷1155120张地图。第一次临时测图部在甲午战争期间盗绘中国的区域面积不大，但影响十分深远：第一，精度更高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成为此后日本对华盗绘的基准形制；第二，刺激了日本侵占旅大的野心，并为日俄战争提前进行了地图准备；第三，此后的义和团事件、日俄战争等大规模出兵之际，日本均参照甲午战争期间的第一次临时测图部组织架构，组建了更大规模的“临时测图部”拓展对华盗绘。
日本早在明治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军事地图对一国安全的重要性，并为此对图谋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侦察与盗绘。最初，日本对华秘密派遣军事谍报人员进行旅行侦察，通过收集西方国家和中国绘制的中国地图，再结合他们实地了解的情况，对这些地图进行详细标注、编辑。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在参谋本部统一安排下步入对华盗绘时期，对盗绘活动也制定了严格的操作规范，盗绘人员通过计算乘载工具的速度，对东北、华北等地进行了秘密测绘，并赶在发动甲午战争之前基本完成“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的绘制，为侵华日军提供了重要的“导航”装备。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进一步组织了规模庞大、组织严密、计划周详、人员专业化的测图部，此时的日本对华盗绘已经不再仅限于战争的现实之用，转而更关注对战线之后日军占领地的详绘，地图的精度提高至“五万分之一”，显现出了其基于殖民统治的更大意义上的需求，使盗绘行为由侵华前锋迅速发展为对华殖民统治的利器。
日本通过上述盗绘活动，深刻意识到对华盗绘所具有的重要价值。1895年9月17日，日本大本营在甲午战争胜利之后，再次决定组建临时测图部（日方称第二次临时测图部）派往辽东半岛和台湾，并临时紧急向大藏省申请了55992元的经费支出。10月起，大本营将新组建的第二次临时测图部的本部和四个测图班派往辽东半岛，另外一个班派往台湾。1897年，日本又借口中国未完成《马关条约》的约定，在继续占领威海卫期间又派出一个测图班对威海卫进行了详细的盗绘，不仅绘制了“五万分之一图”，还进一步制成了更高精度的“二万分之一”地图，绘图人员自诩“检查了重要地点……确认是最精确的地图”。不仅如此，日军在占领威海卫期间，还深入山东半岛对烟台、胶州湾等地进行了详细盗绘。甲午战后的盗绘为此后日本侵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前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盗绘或可从以下方面加以深研：（1）以更宽的视角考量甲午战争败因，日本的盗绘属于运用近代科技手段付诸战争实践的典例，已经初步实现了近代化的日军，用西方近代测绘科学武装自己，完成了对朝鲜和中国地图的盗绘，为战争获胜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不能不说是其打赢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2）陆地测量部在甲午战争期间完成了对华盗绘的体制与机制的组建，此后进入到陆地测量部对华盗绘的频繁时期。在参谋本部统一领导下完成了对华有计划、有步骤的“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精细盗绘。日本侵华预谋及战争准备的长期性、隐蔽性、坚决性可作殷鉴。（3）对战争节点的思考，以往的研究大都将甲午战争的爆发归于东学党起义、朝鲜问题等，这显然是缺乏对日本在战前军备的分析，日本之所以选择此时发动侵略战争，从军备的绘制地图角度看，经过长期的对华盗绘之后的1894年，已经完成绘制“清国二十万分之一图”和朝鲜“二十万分之一图”，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导航”利器已经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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