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 于成龙

于成龙

　　于成龙（1617-1684）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计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吃苦的终身，深得大众敬爱和康熙帝赞誉，以“全国廉吏榜首”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宏愿，自幼过着耕读日子，遭到较规范的儒家教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管亲友的阻挠，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知”的志向，承受清廷委任，到悠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控制下不到两年，因为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要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仅仅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窘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官吏生计的榜首步。

　　罗城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靖社会，恢复生产。所以，于成龙采纳“治浊世，用重典”的办法，首要在全城乡树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气势地“制止响马”。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村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结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计，预备征伐常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壮的气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和解，抢掳男女中只尽行交还”。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一起，于成龙非常注意招募流散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化田间拜访耕耘，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大众修民宅、建校园、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舞。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奋斗战略，处理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疑问，使这些一贯横冲直撞的当地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脱节紊乱，得到管理，呈现了大众休养生息的新气象。

　　于成龙的杰出治行遭到两广布政使金光祖的注重，罗城被评为全省管理的典范。康熙三年（1664年）春，金光祖升本省巡抚，就当地施政咨询于成龙的定见。对此，于成龙曾两次条陈，对于广西当地施政的各方面，系统阐述了个人的观点，主要内容有：一．弄清当地吏治；二．“弭盗”与“慎刑”；三．推广“抚”字催科；四．减轻大众担负，疏盐行、除灾耗、清杂派；五．改进民族关系等等。这些建议是习惯控制者的需求提出的，但很大程度上也契合民众的利益，体现了他的勇于言事和不怕危险的勇气。

　　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两广总督金光祖引荐为广西省仅有“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市）知州。离罗城时，他连到差的路资也没有，呈现了大众“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哭而还”的感入情形。

　　四川遭战乱最久，生齿锐减为全国之首。于成龙到差的合州包含三属县，只要丁口百余人，正赋14两，而衙门的各种供役、需索使大众深重不支。目击当地荒残，于成龙断定以招安大众为急务，他首要清除宿弊，制止官吏敲诈大众，又免除规则的驱从，以家仆随身。

　　合州土地极度荒芜。而流散不附的缘由，在于原主认业。为此，他严厉规则了“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辩”的准则。一起需求各县注意为新附大众处理久居与开荒中的详细艰难，并亲身为他们区划田舍、挂号注册，假贷牛种，声明三年后起科。这样，“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匆急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奖赏开荒是清初基本国策，但于成龙实施“制止原主认业”先于清廷明确规则的15年前，加之他对详细疑问的妥善处理，不到二年，合州生齿骤增，地步拓荒。因为招民开荒政绩明显，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

　　于成龙去往黄州府（今湖北黄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这里侧重叙说他的两件事。一是治盗省讼。“盗”成为清初一大社会疑问。在黄州府岐亭镇一带，响马乃至白天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当地安靖和居民正常日子。于成龙就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严重盗案，他总是亲身访察。他多以“微行”的办法，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郊野查询疑情，然后对当地盗情一目了然。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响马名单，“自剧贼，偷儿踪影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

　　对待案犯他建议慎刑，以教为主，采纳“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办法，获得杰出作用。于成龙在刀笔、断狱方面也以包公式人物著称。他大公无私，脑筋敏锐而仔细，长于从一些常人无视的细节上发现疑问的症结。曾排解过许多当地上发作的严重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然后被大众呼为“于彼苍”，民间还流传着“鬼有委屈也来伸”的歌谣。于成龙在破案、察盗方面的许多业绩，在清人别史、笔记和民间文艺中均得到反映，乃至神化。如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就叙说了有关他的两个故事。他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响。因为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杰出政绩，于成龙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再次被举“卓异”。

二是两次平定“东山之乱”。于成龙举“卓异”后，被调掌管武昌府政务，并将擢武昌知府。恰在这时，“三藩之乱”爆发了。在吴三桂凌厉的攻势下，贵州、湖南望风披靡。一起吴三桂派许多湖北籍部将，特封官“札书”回籍策反，制作暴动。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麻城县发现“伪札”，知县即以“通贼”罪名大举滥捕，搞得人人自危。承受了“副将伪礼”的该县曹家河人刘君孚父子乘机联络东山一带山寨发起暴动。因为于成龙在当地很有影响，被请出来拾掇局势。他以“招安”为方针，查清事情原委后，宣布安民告示，使绝大多数协从大众归家，事态很快趋于平缓。随后，他又冒生命危险只身进入首要发问的刘君孚山寨中压服刘及300枪手（猎户）。10天之内，一场骚动顺畅停息。八月，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第2次暴动又接二连三。其时，潜入的奸细乘黄州府空无，联络当地豪绅纷繁起事，“高山大潮，烽烟相望”，气势与规模大大超越前次。面临险峻的局势，于成龙清醒地认识到黄州府的重要性，他力排众议，制订了决不抛弃黄州、安排乡勇相机自动进剿的战略。集结各乡乡勇数千人在东山黄土坳一带，与数量上占优势的暴动分子打开激战。在他的指挥下，尤其是他一马当先，危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使战役获得全胜。当场捉拿暴动领袖何士荣。后又乘胜平定了其他暴乱。二十余天内又获得平乱的成功，遭到湖广总督蔡毓荣的高度奖励。

　　四年后，于成龙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地湖北新州（今新春县），在湖北时间，无论位置和环境都有很大改进，但他仍坚持了异于常人的艰苦日子作风。在灾荒年月，他还以糠代粮，把节余口粮，薪俸救济灾民。因之大众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为广行劝施，让富户解囊，他更一马当先，乃至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湖北时，仍然一捆行囊，两袖清风，沿途以萝卜为干粮。

　　于成龙在福建就任伊始，就做了一件为民赞颂的功德。其时一清廷为抵挡台湾郑氏的抗清实力，实施了“海禁”方针。当地控制者不管比年兵祸，生灵涂炭，动辄以“通海”罪名鼓起大狱，使许多滨海渔民罹难。于成龙在审理檀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乃至连累妇女孺子。所以他坚决建议重审，对怕开罪清室而劝止他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求和掌管下，先后使千余名大众免遭杀戮而获释，贫穷不能归者还发给路费。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龙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举“卓异”后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引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榜首”，从此，于成龙得到清廷的欣赏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畿辅直隶巡抚，翌年春，又召见于成龙于紫禁城，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榜首”，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未逾两年，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

　　身为“治官之官”，于成龙一直把收拾吏治放在作业的首位。他指出：“国家之安危因为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以一夫不获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为保郅致政之本。”在黄州时，他衣内的布袋便当了治盗。升巡抚后家丁请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贮盗，今以贮奸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隶，即宣布清查庸劣官员的檄文，责令各属将“不肖贪酷官员”，“糊涂衰志等辈”“速行揭报，以凭正章参处”。对于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使用中秋节向他受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到差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临“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但是江南尤甚”的情况，不由叹曰：“噫！吏治损坏如倒狂澜，何止时乎？”很快公布了《兴利除弊约》，其间开列了灾耗、私派、贿赂、衙蠹，旗人放债等15款积弊，责令所“自今伊始”，将所开“积弊尽行痛革”。与此一起，他依据个人的领会，又制订了以“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省”为内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为当地官的行为准则。办法上，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康熙帝也称其“宽严并济，人所难学”。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对立论资排辈，他对清廷呆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以为不利于吏治建造，形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收拾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惋惜！”为此，他屡上疏引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凉官吏，因为他的引荐而遭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对科考和教诲也非常关心。在文明兴旺的江南区域，官僚、势豪贿通学政，科考中作弊之风盛行，贫穷士子虽皓首穷经却往往落榜。对于这种情况，于成龙规则：一旦发现弊行，“马上正章入告，官则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拟罪。其蠹胥、奸棍立刻毙之杖下”。对教诲的注重还体现于他在各地兴办校园上。即使是像罗城那样条件艰难的区域，他也很快办起书院，并鼓舞徭、壮子弟入学。他多以倡议当地绅仕捐资的办法兴办“义学”。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日子却愈加艰苦了。为扼止控制阶级的奢华堕落，他带头实习“为民上者，必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此亲热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厉的束缚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边海角，宦海20余年，只身天边，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嫡妻离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其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音讯传出后，南京布价突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慌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萧瑟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去世后，南京“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见中下层公民对他的死是非常沉痛的。康熙帝破例亲为编撰碑铭，这是对他廉洁吃苦终身的赞誉。

　　于成龙拿手书法，诗词亦工。他的著作、奏稿等先后由其门人和孙于准辑成《于山奏牍》7卷附录1卷和《于清端公政书》8卷行世。此外，于成龙任职直隶和两江时间，曾安排编写了他《畿辅通志》46卷、《江南通志》54卷，对收拾和保管当地政治、经济、文明材料做出了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