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鲜王朝实录》中有大量与中国有关的记载，很多派往明朝的使臣都把在京所见所闻详细汇报给朝鲜国王，其中就包括明朝皇帝在各种场合所穿的服饰。有些属于实情描述，有些则属于使臣的个人推测。本文通过对朝鲜使臣进京期间参加的朝廷活动进行分析，认为使臣所说明朝皇帝大祀天地时穿“黄袍”的叙述并非真实情况的反映。文中还对明代“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的性质进行了简单考证，认为它应属皇帝的“吉服”款式之一。
嘉靖六年（1527年）十月，朝鲜国王中宗李怿（yì）派遣洪景霖前往明朝，向皇帝朝贺正旦。按例，朝鲜每年逢皇帝万寿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等重要节日或庆典，都会遣使奉表朝贺并贡方物，其余如庆慰、谢恩等使更为频繁（使臣除了主要使命，还有各类公私贸易之事）。朝鲜中宗时代，对明朝的政局非常关注，凡进京使臣都会搜集各项见闻，详细向中宗汇报，尤其留意与明朝皇帝有关的信息。《朝鲜王朝实录》中此类记载甚多。如：
正德二年，奏闻使成希颜等回国，启曰：“……臣等常朝会, 不得见皇帝之容，只于祀天祭省牲时仰视之，则皇帝尚有儿气。”
正德五年，圣节使李继孟回国复命，中宗问他：“中朝奇别，前日书状官虽备录，卿有所闻，其启之。”继孟启曰：“臣等问诸士大夫有识之辈，皆讳而不言，往往闻于序班……”
正德十四年，谢恩使金克愊在辽东驰报中宗：“宁王起兵江西，皇帝征诸道兵往讨之，又将自征云。”承旨韩忠启曰：“臣往北京闻之，宁王乃弘治皇帝之弟也，而有贤闻，故天下皆属望，至于儿童，皆知其贤，今已起兵，天下之事，自此易定矣。”中宗曰：“宁王若于弘治为弟，则于正德叔父也。此与弘治同母乎？”韩忠曰：“然矣，正德若奔溃而见逐，则必来于辽东矣……”金克愊回国后又启曰：“皇帝出游行院，与养汉的游戏无度。行院，是养汉的所聚处也……”
嘉靖元年，遣礼曹参判尹希仁入朝贺上皇太后（兴国太后）尊号，中宗特别关照：“中朝事，卿可详闻而来，皇帝即位后，政治何如？其从有司之言与间有睿断之事，可闻见也。且朝廷纪纲为何如？朝臣章奏，随所闻书来。唐、史两天使还京，将我国事何以奏达？而天子何以发落？于其僚中，亦何以言之？其不递前职与否？及金、陈两天使还京，言我国之事何如？难被弹章，尚无事为某职？广宁都御史李承勋递期在何时？鞑子声息比正德年何如？朝廷无问罪之举与否？诸国朝贡之使往来，比古何如？此等事非必强问，卿其随所闻来启。”
同年，中宗传于政院曰：“招前来通事，更问以‘前闻皇帝有同生公主，而择驸马’云，今已选择，行吉礼乎？称何职衔乎？畿内诸王常常来朝乎？圣节日，衣冠之国来朝者几何？皇帝逐日视朝乎？我国人随班者可得仰见皇帝乎？其总髻与前所见同乎？”
嘉靖二年，中宗在思政殿引见进香使赵元（原）纪等，问中朝事：“皇帝视事与否？”元纪曰：“皇帝逐日视朝，经筵则一朔内不过四五度云耳。”中宗问：“皇帝冠服如何？”金珰曰：“纯用黄色矣。但于一日视朝之时，皇帝御黑袍，朝臣皆服皁衫。问之，则云：‘有藩王之服，当服二日’云。”中宗又问：“皇帝春秋几何？”元纪曰：“仰睹天颜，不过十七八矣。”
作为正朝使的洪景霖，抵达北京后参加了朝廷的一系列重要活动。
嘉靖七年正月初一（1528年1月22日），正旦节，二十一岁的明世宗御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和四夷贡使的朝贺，免群臣宴，赐节钱钞（免宴则赐节钱）。初二日，太阳出现重晕，并伴有漫天白虹。初三日是宣宗章皇帝忌辰，世宗到奉先殿行祭礼。初四日，朝鲜使臣洪景霖等进贡方物、马匹，世宗按旧例赐宴及赏赉。正月初十，世宗御奉天殿，誓戒百官致斋三日。正月十三日，明世宗大祀天地于南郊。仪式结束后还宫，御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十四日，举行庆成宴，大宴文武群臣以及四夷朝贡使。十五日为上元灯节，但没有举行宴会。到三月，洪景霖等回国复命，受到中宗的接见：
正朝使洪景霖复命，上引见洪景霖于宣政殿，上问于景霖曰：“中原有何奇耶？”景霖曰：“正月十三日，天子行祀天祭，十四日设庆成宴。”上曰：“庆成宴时，奏乐乎？”景霖曰：“庆成宴时奏乐，且呈杂戏。”上曰：“前则贡献马匹，天子为亲览，今则何如？”景霖曰：“今则天子御于奉天门，引献贡马，牵过于殿陛前，而冬节无水草，未得喂养，瘦弱太甚，艰难牵出，瞻视埋没也。”上曰：“皇帝天颜，其未详见乎？”景霖曰：“祀天祭后还宫时，臣序立于阙庭。车驾过行处至近，故得以详见。皇帝所乘之辇，体圆而外设栏干，开其前面及两傍，适至小臣所立之前，臣仰而见之，面瘦颐尖、颧高鼻长、眼尾上斜，殊无风采。”上曰：“皇帝冠带何如？”景霖曰：“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上曰：“他国人来朝者, 几许耶？”景霖曰：“只有狗西蕃国人来朝，其人如鞑子，其衣如僧衣而着笠。且闻安南国不朝者十年。问其故，则其世子外舅，夺位而立，世子奔窜于浙，以此久不来朝云……”上曰：“皇帝视朝早耶？”景霖曰：“五更击严，始击皮鼓，良久又击锺百三十余下，然后平明时殿坐。”上曰：“罢朝晩耶？”景霖曰：“奏事毕后，即罢还宫，其奏事不多，故罢朝亦不晩矣。”上曰：“奏事者只六部乎？”景霖曰：“六部及鸿胪寺官并奏事。”（中宗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此次问对一如往例，中宗问得详细，景霖答得认真。而中宗最关注的皇帝长相、气质、穿着、上朝情况都没落下。洪景霖对世宗相貌的描述，还是颇符合实际情况的，那句“殊无风采”大概让中宗心里十分受用。接下来所说“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一段，涉及了明代郊祀礼仪的问题。由于存世的明代皇帝画像皆穿“黄袍”，且明神宗定陵出土了五件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圆领式，目前有两红一黄共三件复制件），故学者常依据《朝鲜实录》里洪景霖的这句话，推测十二章“衮服”也用于祭天。
那么明朝皇帝祭天是否穿“黄袍”？“黄袍”是否取代了原本作为大祀祭服的衮冕？明朝的祭祀制度与冠服制度是否要因此改写？洪景霖短短一句话却关系到许多重要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做一次认真的分析。
对古人而言，祭天是国家大祀，冠服乃朝廷制度，历代对郊祀礼仪及相关服饰都极为重视。方案虽修订再三，莫不严加考据，反复斟酌，最后明载典章，颁布天下，殊非儿戏。自东汉明帝于永平年间恢复衮冕之服，累代相沿，均以冕服为最隆重的祭服（兼礼仪之服），有只用一冕的、有六冕皆备的、有多至十冕的，使用情况不一。明初，翰林学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庙、社稷、诸神，各有所用，请制之。”明太祖认为五冕礼太繁，于是定：“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衮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遂为一代之制。
明代能够使用冕服的，有皇帝、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虽因等级不同，其冕旒、章纹之数依次递减，但都称作“衮冕”。韦昭《汉书注》中解释：“衮，卷龙衣，玄上纁下。冕，冠也。”因为头戴冕，所穿衣、裳装饰有十二章纹样，而十二章中又有卷龙纹，所以叫“衮冕”。皇帝十二章皆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皇太子、亲王减日、月、星，只用山、龙以下九章。再往下，必然要出现没有龙纹的“非衮冕”。如亲王世子，冕服用八旒七章（青衣织火、华虫、宗彝三章，纁裳织藻、粉米、黼、黻四章），郡王冕服为七旒五章（青衣织粉米、藻、宗彝三章，纁裳织黼、黻二章），皆无龙纹，相当于唐代的鷩冕（冕八旒，衣用华虫、火、宗彝三章，裳用藻、粉米、黼、黻四章）和毳冕（冕七旒，衣用宗彝、藻、粉米三章，裳用黼、黻二章）。因此，明太祖虽规定只用一冕，但实际上明朝使用了三冕（衮冕、鷩冕、毳冕），只不过都以“衮冕”为名。
冕服的使用有明确的制度规定，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以及正旦、冬至、圣节与册拜等场合穿冕服。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庙、从祭社稷，以及正旦、冬至、圣节、朝会、受册、加元服、纳妃时穿冕服。亲王在助祭、谒庙、正旦、冬至、圣节等朝贺及受册、加元服、纳妃时穿冕服。亲王世子、郡王遇天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与正旦、冬至进贺表笺、告天祝寿时穿冕服随班行礼，遇父王生日及诸节庆贺穿冕服在宫内（王府内）行礼。
明代冕服制定于洪武元年，在洪武十六年、二十四年（按《实录》记载时间）、永乐三年均有修订。嘉靖八年，明世宗再次对皇帝冕服做了比较大的修改。终明一代，从未有废除或闲置冕服之事。
明代的祭祀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等。明初以郊（天地）、庙（宗庙）、社稷、先农为大祀，后改先农及山川、帝王、孔子、旗纛（dào）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嘉靖中，又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为中祀。郊、庙、社稷、山川诸神等，制度定为天子亲祀，若国有大事则遣官祭告。而像先农、旗纛、五祀、城隍、京仓、马祖、先贤、功臣、太厉等，都是遣官致祭，帝王陵寝及孔子庙为传制特遣。
皇帝的祭祀之服，大祀用冕服，中祀用皮弁服。陪祀的大臣各用本品级的梁冠、祭服。
不论是“大祀用冕服”还是“凡祭天地……则服衮冕”，都是择其要者言之，因为祭祀典礼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涉及不同时间段与场合。什么时间段、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服饰，都有规定或成例。冕服以其隆重，往往只用在仪式中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大多数典礼都少不了“易服”的程序，以不同服饰来应对仪式的不同阶段。
祭祀正式开始前，皇帝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前期仪式要完成，文武官员则在朝天宫（旧址在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等处习仪。之后要进行斋戒。郊、庙、社稷等大祀需致斋三日，中祀二日，降香一日（传制遣官则前一日沐浴更衣，处于斋宫，次日还宫）。大祀前，百官先沐浴更衣，于本衙门宿歇，次日在奉天殿听誓戒，然后进入三天斋戒期。
需要说明的是，嘉靖九年之前为天地合祀，明世宗改为分祀，在原天地坛具服殿稍南建大祀殿，又筑圜丘坛于前，形成今日天坛规模，另在北郊筑方泽坛（地坛）。虽天地分祀，但祭祀前后的一些程序大体如旧。
按嘉靖九年之后大祀圜丘仪，大祀前一日免朝，皇帝穿常服（或吉服）告于太庙，告毕，乘舆至南郊，由西天门入，至昭亨门外降舆，礼部太常官导由左门入，至内壝。在太常卿引导下至圜丘恭视坛位、至神库视笾豆、至神厨视牲，结束后仍由左门出，乘舆至斋宫。祭祀当日，三鼓（三更）时，皇帝自斋宫乘舆至外壝神路之西，降舆，导引官导皇帝至神路东大次（即帷幄），陪祀官员则于神路之东西两侧排班等候。皇帝更换祭服（冕服）出，导引官导由左棂星门入，皇帝至御拜位，自燔柴、迎神至礼毕。然后皇帝至大次易服（脱去冕服，更换常服），回斋宫少憩。驾还，百官具朝服于承天门外桥南迎驾，皇帝诣太庙参拜毕，回宫，百官随至奉天殿丹墀內侍立。皇帝至华盖殿更换冕服后，御奉天殿升座，百官行庆成礼。礼毕，皇帝还宫，百官退。次日举行庆成宴。
根据仪程，可以梳理出皇帝郊祀时的服饰使用情况。除去前期准备阶段，皇帝在大祀前一天穿常服告庙，然后至南郊，次日从斋宫出来，还是常服，到大次才更换冕服行礼。礼毕又于大次换常服，回太庙参拜（与之前常服告庙同）。再到华盖殿换冕服，升奉天殿行庆成礼。整个过程实际用到了冕服与常服（皇帝常服为翼善冠、黄色四团龙圆领袍、玉革带、皁皮靴等）。
《会典》中还记录了万历三年亲祀圜丘仪。祭祀前二日，皇帝常服预告于太庙。前一日，皇帝至南郊斋宫。到祭祀时，皇帝常服乘舆至神路东大次换祭服（冕服），行礼毕，又至大次易常服，然后驾还，参谒太庙，具衮冕服御皇极殿行庆成礼。其主要程序和所穿服色与嘉靖时基本一致。
郊祀从准备到结束，需要耗费数日，礼节繁缛但进行得有条不紊。若皇帝不能亲祀郊庙，那就改卜或遣官代祭。即使像明武宗这样特立独行的皇帝，也只是在大礼前后弄点小插曲。并没有出现哪位皇帝在行礼中途不肯更换祭服（冕服）或改用常服、吉服代替祭服草草行礼的情况。
朝鲜中宗被群臣拥立时，因事出突然（废燕山君），没有来得及准备，只以翼善冠、衮龙袍（常服）即位于景福宮勤政殿，《朝鲜实录》特别注明：“即位当用衮冕，而用此冠服，仓促未暇备也。”
明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随即与朝臣展开了延宕数年的“大礼议”之争，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又对礼仪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其中就包括天地分祀、厘正冠服等事。明世宗这些举动，和他迫切需要树立并巩固自身权威的政治因素分不开。因此他的改制也不是随性乱来，至少在理论上要有依据，能“以理服人”，且与朝臣之间免不了一番争论或“探讨”，这些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是世宗将“大祀用冕服”改为“祀天祭时则黄袍”，那在相关史料中不会查不到。
也许一般人看来，天地合祀还是分祀事大，行礼穿冕服还是黄袍事小，明世宗既然能对郊祀礼仪做出这么重大的调整，那在此之前改穿黄袍祭天也不在话下。实际上，世宗修改祀礼的方案，无论于古礼于祖制，都能多少找到些依据，若是废冕服用黄袍则完全没有道理。明世宗这样对礼制异常执拗的人，更不可能干出如此“非礼”的事来。嘉靖八年，世宗与张璁讨论冕服形制时，特意强调：“冕、弁用以祀天地、享祖亲，若阙革带，则礼服不备，非齐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而嘉靖三年时，御用监太监刁永等以织造“上用大祀衮冕袍服、皮弁等”成，为匠人陆宣、张鸿等五十二人乞恩升职。可知大祀使用冕服从未有过更改。
如前所述，在大祀天地的整个过程中，会用到冕服和常服两种服饰。嘉靖七年正月十三，明世宗“祀天祭后还宫时”，朝鲜使臣洪景霖得以近距离目睹“天颜”，此时的世宗正身着黄色的常服圆领，因此给洪景霖留下了穿黄袍祀天而回的印象。
那洪景霖有无可能参加了大祀天地，并意外看到世宗黄袍祭天的“反常之举”呢？这显然很难。郊祀是国家大典，对陪祀官员也有要求，《会典》云：“大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给事中，皆陪。内有刑丧过犯体气之人不预，余祭并同，惟都给事中不预……凡祀牌，洪武八年置陪祭官圆牙牌、供事官员人等长牙牌，各令悬带，无者不许入坛。”当然，对应陪祀而不来者，也要惩罚。而外国来使并没有参与的理由和必要。嘉靖二十六年，明世宗特许朝鲜使臣同书状官及从人二三名，到郊坛、国子监等地游观，礼部札委（下公文委派）通事一员伴行，又拨馆夫防护，“以示优异云”。仅仅是参观郊坛就已经算特别优待，那入坛参与大祀天地的可能性就可想而知了。洪景霖只能以他所看到的皇帝“祀天祭后”的穿着，来推想“祀天祭时”的情景，对于祭祀的全部过程及前后的易服环节他并不清楚。
关于朝鲜使臣无法参与祭祀活动，还可以从另一个例子里看出来。
嘉靖元年三月，朝鲜刑曹参判姜澂作为谢恩使来京，并贡方物马匹。姜澂乞求观看幸学礼，礼部郎中认为姜澂系“文献邦文官，欲入参，其意美”，令其书启呈上，又由礼部尚书转奏世宗，获得皇帝许可。之所以答应其请求，是因为国学有准许观礼的先例，同时被批准观礼的还有孔氏子孙孔彦隆等人。
三月初七日，明世宗前往国子监，在大成门外降辇后，步入御幄，更换皮弁服，至大成殿行释奠礼，礼毕，由中道出，又入御幄更换翼善冠、黄袍（《会典》记为“易常服”），在礼部等官前导下步出棂星门，从太学门入，至彝伦堂，群臣列立于御路左右，姜澂等亦在其中。全部活动结束后，世宗升舆，出太学门，升辇回宫。百官则穿常服先到午门外等候，驾还，世宗御奉天门，百官常服行庆贺礼。因庆贺礼只需穿常服，世宗自更换常服之后直至御门行礼，都是翼善冠、黄袍，没有再易服。但在大成殿祭祀先师（孔子）时，仍按制度“中祀用皮弁服”。需要注意的是，朝鲜使臣姜澂等也只是在国子监观皇帝幸学，并没有参与或观看祭祀先师的过程。
姜澂奏请观礼属个人行为，之前未征求朝鲜政府的意见，令中宗大为不满：“谢恩使姜澂，于天子幸学谒圣之时，奏请观光。我国果礼义之邦，谒圣观光似可矣，然以外国使臣，于天子举动，轻为奏请何如？且奉使但尽其委事而已。”虽经群臣讨论并未对此深究，但也说明，使臣观礼之事并非常例，朝鲜方面也不会轻易提出此类请求。洪景霖如能亲睹郊祀，那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之事，岂能一句话轻轻带过。
姜澂回国后，中宗先询问中原之事，姜澂把国学观礼一事作了详细汇报。中宗又问他：“皇帝御彛伦堂时，着何冠服？且春秋几何？”澂曰：“御黄纱袍，时未行冠礼，御圆冠。春秋十六。”姜澂看到世宗穿黄袍，却说头上戴的是“圆冠”，以示未行冠礼，这就与实情不符。世宗即位之初，在武宗丧礼释服后，便以翼善冠、麻布袍御西角门视事，之后所御冠服一如制度，并无戴“圆冠”的创举，也没有再行什么冠礼。而姜澂不会不认识翼善冠，因为朝鲜国王也戴。可能姜澂当时“拱手低头”，未见真切，也可能他了解中宗十几年来对明朝皇帝的态度，刻意形容成少不更事的样子。倘以“未行冠礼御圆冠”为信史，则不免又“乱云迷径”了。
洪景霖没有亲睹大祀天地，姜澂也没有亲睹释奠先师，但二人都参加了迎驾、庆贺、幸学等前后环节，看到了皇帝穿“黄袍”的样子。向中宗汇报时，也都带上了自己的理解。
定陵出土的十二团龙十二章圆领袍，有墨书题签称作“衮服”。形制与明代皇帝画像所绘一致，却不见制度的记载。周锡保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推测：“大抵在常服的基础上加以十二章等用作为次于衮冕服而高于常服的一种礼服。”此说甚确。祭服之下，朝服之外，又比常服隆重，其实就是明代的“吉服”。传统意义上的吉服指的是重大祭祀（吉礼）中所穿的祭服，如皇帝之冕服。而冕服除了用于吉礼，还在寿诞、婚庆等嘉礼场合使用，所以传统的吉服本身就带有一些“吉庆之服”的含义。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生活不断丰富，逐渐形成专门用于“吉典”的服饰，因此明代出现了新的“吉服”概念。当然，传统吉服的含义仍然保留，多用于书面文字。此外，如出现丧礼、凶服（丧服）时，也将其他非凶服的服饰称为“吉服”，取相对的意义。
明代吉服用于时令节日及寿诞、筵宴等各类吉庆场合。虽然制度中尚未单独列出吉服一项，但《大明会典》和其他文献资料里屡屡提及。吉服在具体形制上也没有严格标准，款式一般和常服、便服相同（如圆领、直身、曳撒、贴里、道袍等），色彩鲜亮，纹饰较常服、便服更为华丽精美，大多使用应景题材或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文字等。比较常见的云肩、通袖襕、膝襕装饰以及八团纹样，都属于明代吉服的典型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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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世宗画像；2.定陵出土两款明神宗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复制件 |
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也应是皇帝吉服的一种。十二章原用于冕服，而将之装饰在有团龙的圆领袍上，既有传统“吉服”（祭服）的纹饰，又显然比常服更为隆重。皇帝和诸王的团龙圆领称作“衮龙袍”，十二章则来自“衮冕”，将饰有十二章的龙袍称为“衮服”也是能够理解的，但并没有用它来代替冕服的功能，也无法代替。
明代皇帝的吉服，在某些时候能作为常服使用，如《徐显卿宦迹图》之《金台捧敕》中，年轻的明神宗在常朝时穿华丽的云肩膝襕袍，与百官常服相对；而在《经筵进讲》中，神宗还是云肩膝襕袍，与百官吉服（大红圆领）相对。
这种吉服与常服通用的情况，还体现在《大明会典》里。如嘉靖九年分祀后的大祀圜丘仪，前期一日皇帝告庙，《明实录》所记仪注为“常服”，而《会典》写作“吉服”。洪景霖、姜澂看到明世宗穿的“黄袍”，不论是常服还是吉服，都只在祭祀前后的场合穿着，不会用在大祀或中祀的主要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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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卿宦迹图》之《金台捧敕》（上）、《经筵进讲》（下） |
实际上，《朝鲜王朝实录》里说皇帝祀天祭用黄袍的，并非洪景霖一人，早在朝鲜成宗时代，前往北京祝贺明孝宗登基及正旦的贺登极使卢思慎与正朝使李崇元（原）等就对成宗说：“（皇帝）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明宪宗崩，原定丧礼仪注自闻丧日为始，百官哭临三日，第四日成服，服衰服二十七日后除服，皇帝（孝宗）易素翼善冠、麻布袍、腰絰视朝，文武百官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皁靴朝参，至百日后变服如常。十二月十七日宪宗入葬茂陵。十九日卢思慎等至京贺登极及正旦节。廿二日行九虞礼，孝宗素翼善冠、素服、腰絰御西角门，百官行奉慰礼。廿四日宪宗神主祔庙。廿五日以明日将奉安孝穆皇太后神主于奉慈殿，孝宗告于奉先殿及宪宗几筵，孝宗黑翼善冠、浅淡色袍服、黑犀带御奉天门，百官行奉慰礼。廿六日孝穆皇太后神主至京，孝宗素服奉迎并奉安于奉慈殿。正月初一，孝宗御奉天殿，文武群臣公服行礼。初二日，孝宗黑翼善冠、浅淡色袍、黑犀带御奉天门视朝，文武群臣常服朝参。从这天到十五日皆不御殿。初八日，为准备大祀天地，孝宗御奉天殿誓戒文武群臣。十一日孝宗大祀天地于南郊，还宫后拜谒太皇太后、皇太后，御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行庆成礼。十二日免庆成宴，在阙左门东赐宴四夷朝使。
孝宗在大祀天地前后的活动与明世宗差不多，都是按礼行事。但头一年遭宪宗之丧，孝宗除服后一直以素翼善冠、麻布袍临朝视事，后来更换黑翼善冠，但仍穿浅淡袍服束黑犀角带，以示居丧。因此卢思慎常朝时见孝宗“临群臣皆以丧服”。而“惟祀天祭用黄袍”，则仍与洪景霖的情形一样。卢思慎既未获特例参与大祀，孝宗为人又恭俭谨慎，且方值宪宗大丧，断无废冕服而改用黄袍大祀的道理。
那洪景霖说“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又是什么情况呢？
“常时”之常，与常服之常一样，当指常朝而言（皇帝的日常起居外国使臣也看不到）。皇帝在常朝时穿饰有团龙补子（即胸背）的圆领，即前面说的四团龙圆领或吉服龙袍之类，多用黄色。如遇丧期、忌辰、灾异等事，则穿没有补子的青服（青袍）或浅淡袍服，百官相对应地穿素服（青素圆领）。文章开头引用的嘉靖二年一条，金珰说参加常朝时，一直看到皇帝穿黄袍，但有一天突然改穿黑袍，百官则穿皁衫（素服），询问才知是有“有藩王之服，当服二日”（赵元纪、金珰于嘉靖二年五月十八日朝参疏慰进香，五月初二日唐成王朱弥鍗薨，不知所指是否此事，待考）。
洪景霖来京后，在正月初一参与正旦朝贺，初三则遇宣宗忌辰。按制度，凡遇各庙忌辰，皇帝服浅淡服御奉天门视事，百官浅淡服（素服）朝参。但明宣宗的忌辰前接正旦，后邻郊祀，所以特别规定，如果在宣宗忌辰要奏祭祀，可以穿红（吉服）。嘉靖元年，又准许宣宗忌辰时穿纻丝。到正月初十，开始郊祀的斋戒期。嘉靖三年规定，斋戒期间文武百官随品级穿“吉服”，但并非大红圆领，而是“青绿锦绣”，所谓“锦绣”，指常服圆领前胸后背所用的补子（明前期亦称“胸背”），补子图案根据文武品级各有定制。素服不缀补，常服、吉服都缀补，斋戒期的“吉服”实际上是把吉服和素服结合了起来，既可应对吉礼（郊祀）期间，又能表示一定程度上的“低调”，是一种折中方案，多用于斋戒或在忌辰遇到应穿吉服的场合时。作为君臣服色的对应，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也是穿着缀有团龙的青黑色袍服，若团龙为织金或绣金，那整体效果恰好是“黑袍而黄色胸背”。
正德十四年，礼曹判书南衮等和中宗讨论国忌变服诸事，南衮说：“臣于弘治年间赴中朝见之，一日皇帝以玄服受朝，臣问于序班，则曰：‘今日乃斋戒,故皇帝为此服云。’然不可以此为据，径制大礼也……”玄色亦近乎黑，南衮说孝宗“玄服”，景霖说世宗“黑袍而黄色胸背”，又都遇上郊祀斋戒，且有忌辰等特殊日子，虽不清楚嘉靖七年正月间朝鲜使臣的具体活动和朝参情况，但景霖看到世宗穿“黑袍”的机会还是不少的。
洪景霖作为正朝使，主要任务是朝贺正旦，皇帝在正旦节要冕服御奉天殿行礼，朝鲜使臣是否能看到皇帝穿冕服的样子呢？也很难。这类大型的朝会，皇帝升座于殿内，百官及四夷来使序立于丹墀之下，想遥睹天颜实在不易。万历二年，朝鲜遣圣节使朴希立、书状官许篈、质正官赵宪等来京祝贺明神宗万寿圣节，赵宪在《朝天日记》里记录了八月十七日参加万寿节朝贺的情景，其中就说：“皇帝乃坐于皇极殿，深远不可望”。因此，给洪景霖留下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皇帝穿黄袍和穿黑袍的样子了。
《朝鲜王朝实录》记录了大量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史料，早已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但有些内容往往受到信息提供者的主观因素影响，需结合中国的文献进行核对。古人云：“礼乐之重，国家所先。”卢思慎、洪景霖前后说到两位皇帝祀天祭用黄袍，既非孤证，也非谎言，但若尽信其语而不加详考，则明朝礼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被两句话轻轻推倒，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不是区区小事。
参考文献：
1、《朝鲜王朝实录》
2、《大明会典》
3、《明实录》
4、赵宪（朝鲜）：《朝天日记》
5、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6、朱鸿：《徐显卿宦迹图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2期，第47-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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