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爆发过无数场战争，各个族群之间为了求得生存互相挞伐，千百年来使得一个个文明兴起湮灭。人类历史上曾涌现过许多文明，但他们大多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与之相比，我们中华文明却是薪火相传，代代延续。
并不是我们没有受到入侵，汉族在历史上遭受到的大规模侵略并不少见，但中华文明却得到延续。要说起民族战争，就不得不说我们的老冤家匈奴人。从战国时代直至魏晋时期，我们和这个民族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匈奴人，看看汉族与匈奴之间数百年的纠葛，并说说我的发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有关匈奴的起源在史记中就有记载：“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夏后氏就是上古三代中的夏朝王室，夏朝将君主称为“后”，因此称其为夏后氏。比如后羿，他是有穷氏部落首领，名为羿，因为夺取了夏朝王位，因此称后羿。传说在夏朝末年夏王履癸昏庸无道，履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夏桀。有关夏桀的称呼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谥号。另一种是说这个桀字本意是描绘履癸死后的惨状，这个字来源于金文，甲骨文并没有桀字。
商汤伐桀，灭其国，夏桀的儿子淳维出逃，带着一帮夏朝遗老遗少逃向了北方。淳维所带领的夏人兼并了当时生活在北方阴山至鄂尔多斯高原一带的荤粥（音同“熏玉”）、猃狁、山戎等部落，形成了匈奴部族的雏形。
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待。当时盖为种华、夷杂处的局面。
—— 钱穆·《国史大纲》
在我们的传统概念中，一般有“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的说法。给我们的印象中汉族是被游牧民族包围着的，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即华夏民族与游牧民族呈现团块状的混合相处的情势。而两者的差别在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也就是农耕与游牧的区别。虽然大家对于族群界定很重视，但其实大家同属一个文明体系，甚至同祖同源。
匈奴的发展史并不是很清晰，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年代久远，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匈奴自己没有文字，而他和汉族的频繁接触要到战国时期，所以其历史空白比较多。目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第一种文字是甲骨文，关于夏朝用什么文字不得而知，如果夏朝没有文字，这也就能解释由夏朝后裔在夏末商初形成的匈奴没有文字的原因。
有关匈奴的早期发展历程更多的是猜测与学说，王国维在其著作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人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
由匈奴等游牧民族带来的边患自商周以来就十分严峻，在公元前771年，犬戎就攻破镐京，灭亡了西周。进入春秋战国，边境冲突更为剧烈。第一个建立起春秋霸权的齐桓公就是在打击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而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也是在向西对游牧民族的扩张中建立起霸权。在战国时期，秦、赵、燕都曾面临游牧民族的困扰，秦国自惠文王到昭襄王灭亡了长期困扰他的义渠，从此再无后顾之忧；而赵国本来十分贫弱，在武灵王在位时期，通过“胡服骑射”增强了军事力量，向北扩张国土。吞并了楼烦、林胡在内的多个游牧民族的地盘，还将游牧民族骑马的技术引入了中原。还是赵国，有着“战国四大战神之一”尊称的李牧在任职代地的时候，针对匈奴的连年袭扰选择“欲擒故纵”的战略战术，最终一举歼灭匈奴十万大军，使得匈奴十年不敢进犯赵国。
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渡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
但此时的匈奴正处于国力上升期，其对中原王朝的威胁还没有真正显现。匈奴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三世纪，其全盛时期是公元前二世纪。正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期，中国走向了统一。面对日益增强的游牧民族的威胁，秦帝国选择了主动的军事战略，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击匈奴，重创匈奴大军，夺取了河套平原，使得匈奴北遁。同时连接原有的秦、赵、燕长城，建成了秦长城，并修建直通边境的“秦直道”。这些军事设施保证了秦对占领地区的控制，匈奴的攻势暂时得到了遏制。但真正的考验还没到来，匈奴的真正崛起是在冒顿单于的手中。
冒顿单于是匈奴人的一代天骄，正是在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及军臣单于的手中，匈奴王朝达到巅峰。冒顿在位时期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等西域二十六国，南并楼烦王、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将北方草原众多部落统而为一。此外，他还建立了一套上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下至二十四长的完整的政治军事管理体系。在这一系列征伐战争和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之后，匈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游牧王朝。在建立匈奴王朝后，冒顿自然将目光瞄向了更为广阔富庶的中原地区。
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
—— 《汉书·惠帝纪》
当时的中原地区刚刚经历了秦末乱世，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却偏偏撞上了匈奴的全盛时代。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发动叛乱，并勾结匈奴，引贼入寇，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率领三十二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被匈奴大军围困白登山七天七夜，并与主力失联。若非陈平献计，贿赂单于阏氏，堂堂天子就要沦为匈奴人的阶下囚。
白登之围后，汉朝意识到目前还无力对抗匈奴，于是采取议和的策略，并将宗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以求宁息。在之后的数十年中，汉朝没有和匈奴爆发大规模冲突，双方保持了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直到汉武帝继位，汉朝的国运才得到圜转。汉武帝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北击匈奴，基本上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数十年的边患，提振了我们的民族自信。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采用了边民聂壹的计谋，准备在马邑伏击匈奴大军。结果因为泄密使得军臣单于察觉埋伏，马邑之谋无功而返，但却揭开了汉朝反击匈奴的序幕，史称“马邑绝亲”。正式的反击作战自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结束，汉朝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在这场全面反击中，有三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第一场战役是为了夺取在秦末被匈奴夺回的河南地也就是河套平原地区。汉武帝元朔二年，匈奴进犯上谷、渔阳等地（今河北地区），汉武帝选择避实击虚，派卫青夺取河南地，解除了匈奴对于长安的直接威胁。汉武帝随后在该地建立了朔方、五原两个郡，并移民实边，把河套地区变成了汉朝进攻匈奴的军事基地。匈奴人不甘心放弃这一要地，随即组织了反扑，漠南之战爆发。汉军再次战胜匈奴人，巩固了河南之战的胜利果实，彻底消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
河西位于现在的甘肃，地处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交界地带，是联通西域的战略要地，有“河西走廊”之称。为了打通与西域的联系，汉军再次与匈奴人爆发战争。这一战最出彩的莫过于霍去病，他孤军深入上千里，突袭匈奴所部，鏖战皋兰山，连战连捷，斩首万级，俘浑邪王子及其相国。同年夏，再次长驱直入，决战祁连山下，斩首三万级，俘匈奴众多王孙贵胄，受降四万余人，取得了这一战役的最终胜利。汉朝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并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
两次大战之后，匈奴在漠南的势力已经被消灭殆尽，匈奴人逃到了漠北。一方面是匈奴人不甘失败，另一方面是汉武帝并不想就此罢手，于是双方爆发了漠北之战。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再次动员了十万骑兵，几十万步兵以及十余万战马，由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北征。卫青所部与匈奴单于相遭遇，双方大战之后，单于败逃，卫青一直追到今杭爱山南，火烧赵信城。而霍去病则从代郡再次长途奔袭，遭遇匈奴左贤王部，尽歼其精锐，俘虏七万余人，并封狼居胥。至此汉军取得了对匈奴的军事胜利，而匈奴从此“漠南无王庭”。
之后，由于汉朝内部的政治斗争，在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失败并投降匈奴后，汉武帝就再也没有对匈奴发动过战争了。在汉武帝去世当年，匈奴就再度侵犯朔方，但匈奴也很难掀起大的风浪了。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朝派遣五将军率十六万骑兵，乌孙发兵五万骑兵，共击匈奴，取得了对匈战争的最后胜利。
· 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 —— 班固·《汉书·食货志》
· 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
· —— 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匈奴被歼灭超过二十四万余人，这对人口只有百万余人的匈奴是沉重打击。而匈奴赖以生存的牲畜更是损失惨重，对本就脆弱的游牧经济来说简直不可承受，匈奴因此彻底衰落。不过，与此同时汉朝也因为连年的战争而社会矛盾激化，汉武帝晚年，民间起义频发，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对自己的过错表示忏悔，挽救了西汉王朝。昭、宣两位皇帝励精图治，才使得西汉王朝恢复了过来，史称“昭宣中兴”。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野体现在两者不同的生活方式，两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不过，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命运。世界上形成的几个早期的高度发达的文明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生活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的大河流域。纬度决定的是气候，河流决定的是水源，合在一起决定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发展种植业，而种植业相比与畜牧业，其在收获方面具有较为稳定的特点；在组织管理方面要求集权管理；在社会分工方面有利于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方面有着更为充足的人力物力。而这，就是农耕文化优于游牧文化的原因所在。
文明的第一要义是生存。汉族需要耕地，在生产技术得不到提高的条件下，人们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才能提高土地产值，以养活更多的人。匈奴需要牧场，温暖湿润的地区具有天然的诱惑力。河套平原的争端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它说明了文明的战争就在于对生存空间的争夺。
至于为什么二者在公元前一世纪前后发生全面冲突？笔者认为，这与时代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农耕经济在走向自耕农时代，铁犁牛耕在普及，带来的影响是生产力水平在发展，土地产值在增加，人口因之而增长。有了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也要面临养活更多的人口的问题，开荒有了更大的社会需求以及更好的技术支持，农业帝国的扩张不可遏制。而游牧民族也在发展，前文提到匈奴在秦汉时代大概有一百万到两百万人口，牛羊马匹的数目更是巨大。可见，游牧民族的规模也已经十分庞大。那么原有的聚居地的土地承载力是否能够负担这样规模的消耗就需要去考量，而疾病、气候、战争也同时影响着他们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的社会经济远比我们要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双方矛盾的激化。恰恰在这一时期，双方都建立了巨大的统治机器，使得冲突的量级必然提升。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
——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而之前我们说过，三代以来直至春秋，中原社会一直处于一个华夷杂处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在春秋以来被改变。从齐桓公开始，中原王朝对于游牧民族进行了强力打击，这其中有反侵略的一面，也有侵略的一面。齐桓公抵抗戎狄保卫了华夏文明；秦穆公吞并了大量的西北戎族，建立了自己的霸权；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吞并了北部众多游牧民族的地盘。随着中原王朝的战争规模一步步的扩大，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在不断被压缩。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平定西南夷，是这一进程的延续。在这场战争中，游牧民族的命运只有被同化或被驱逐，这改变了传统的民族格局，也形成了新的历史形势。
参考资料：《史记》 司马迁；《汉书》 班固；《国史大纲》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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