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合同纠纷案件在各地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大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在理解和操作上还存在分歧，请您详细谈谈。 宋：当前合同纠纷案件中大家看法不一致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和认定问题。虽然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了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问题，但审判实践中关于可得利益的计算方法和标准却多种多样，裁判结果也有较大悬殊。我们认为，可得利益损失是指在生产、销售或提供服务的合同中，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因对方的违约行为而受到的预期纯利润的损失。通常而言，常见的可得利益损失包括生产利润损失、经营利润损失、转售利润损失等。计算和认定至少应当采取三个规则：其一，可预见规则。即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违约方在缔约时应当预见的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理预见的损失数量和根据对方的身份所能预见到可得利益损失类型，例如守约方是生产企业，那么通常违约方应当预见到生产利润损失，而不应预见到转售利润损失。其二，减损规则。即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守约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该规则的核心是衡量守约方为防止损失扩大而采取的减损措施的合理性问题。减损措施应当是守约方根掘当时的情境可以做到且成本不能过高的措施。其三，损益相抵规则。当守约方因损失发生的同一违约行为而获益时，其所能请求的赔偿额应当是损失减去获益的差额。该规则旨在确定受害人因对方违约而遭受的“净损失”。通常而言，可以扣除的利益包括：标的物毁损的残余价值、本应支付因违约行为的发生而免予支付的费用、守约方本应缴纳的税收等。基于以上三个规则，可得利益赔偿的损失的计算公式基本是：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额=可得利益损失总额-不可预见的损失-扩大的损失-受害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必要的成本。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到可得利益损失认定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违约方应当负担守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守约方因违约而获有利益的举证责任；守约方应当负担其所受到的可得利益损失总的数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至于不可预见的损失，则既可以由守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此外，在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的场合，因违约导致人身伤害、死亡以及精神损害场合，以及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约定了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等场合，则不应当适用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规则。 第二，关于债权人代位权的问题。由于代位权的行使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为代价的，因此这一突破必然对双方的利益产生重要影响。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准确把握代位权行使要件的关键，就是在保护债权人的债权与保护债务人的经济自由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实现平衡。审判实践中，代位权制度争议最多的是程序问题。其一，在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后，又向同一法院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情形中，基于法律禁止二重诉讼的精神，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1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此情形应予审查：若符合该解释第14条规定的“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条件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对代位权诉讼立案受理。同样，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又向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亦应根据该解释第15条规定的精神决定是否立案受理。应当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程序上的混乱，以债务人为被告的普通诉讼应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代位权诉讼应依照上述解释第14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若普通诉讼的管辖法院与代位权诉讼的管辖法院为同一法院的，即发生管辖竞合，由同一法院另案受理，而不能合并审理。在普通诉讼和代位权诉讼并存的情形下，无论哪一个诉讼先行提起，都要贯彻普通诉讼优先进行的原则，受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代位权诉讼的审理。其二，在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另行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的情形中，由于债务人之诉的诉讼标的与债权人代位权之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债务人的债权请求权已为债权人代替行使，因此，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不是适格的当事人，债务人不得就同一债权再另行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人已经主张的诉讼。否则，法院可以起诉不合法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当然，如果债务人在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中，对超过债权人代位权请求数额的部分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在符合起诉法定条件下，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三，关于在代位权诉讼中如何使用裁定或判决的问题，由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因此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代位权行使的条件，即为代位权诉讼的成立要件而非权利保护要件。如果该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以诉不合法为由，根据该解释第18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裁定的形式驳回起诉。应当注意的是，人民法院在此驳回的仅是代位权诉讼，如果债权人以债务人为被告另行起诉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不应以其代位权诉讼被驳回而不予受理或驳回其起诉。 第三，关于多重买卖的效力问题。在买卖标的物未交付前，实际上多为出卖人占有，在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同时或先后出卖给不同的买受人时，将发生多重买卖。关于多重买卖的效力问题，审判实践中也有较大分歧。有观点认为，因出卖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成立在后的买卖合同应当是无效的合同。我们认为，由于买卖合同在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债权原则上并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此，在发生多重买卖的情形时，除非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情形，各个买卖合同皆应有效。但由于标的物的所有权只能由一个买受人取得，因此，除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外，先接受标的物交付或完成登记的买受人应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对于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其他出卖人，则应由出卖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记者：最近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民商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以及行政法律关系的交叉问题非常关注，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也将对如何区分和处理两类交叉关系进行规范，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宋：关于上述两类法律关系交叉如何处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确立了相关的调研计划，并且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民二庭积极组织、参加了相关的调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简单介绍一些就此问题我们的主要调研方向。 第一，商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交叉时应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 1、应加强对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应如何认定相关民商事合同效力的问题的研究。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涉及刑事上构成诈骗罪，犯罪分子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所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问题的案件较多，对该问题的争议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上构成诈骗罪，罪犯所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无效。因为刑事上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刑事上构成诈骗罪，罪犯所签订的民商事合同应属可撤销合同。因为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其他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可撤销。受欺诈方享有撤销权，可以从保护其权利最大化的角度决定是否申请撤销因罪犯欺诈行为而签订的合同，受欺诈方不主张撤销的，合同可认定有效。在受欺诈方为金融企业，且签订担保合同的情况下，认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担保合同应认定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在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的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也体现了私法领域中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依区分标准不同，该观点又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诈骗犯 2、关于加强对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问题的研究。该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普遍存在，目前尚存争议，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存在本质差异，故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且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完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得以实现之外，刑民案件应该分别立案审理。因此，尽管刑事上未经追赃，但当事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完全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故民商事案件可以受理和审理。民事责任的认定不受刑事上是否追赃的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依据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的规定，追赃系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只有经过追赃、被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全额弥补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才应该受理、审理。由于该问题关系到人民法院正确受理和审理民商事纠纷案件问题，故应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 第二，对民商事法律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交叉时应加强调查研究的问题。 各级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经常遇到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界限划分以及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交叉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1、关于物权登记、商事登记对民事权益的影响问题。在物权登记和商事登记中，存在因登记错误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区分为行政许可行为和行政确认行为，从一般意义上看，物权登记应当属于行政确认行为，而商事登记应属于行政许可行为。例如，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抵押物权登记等属于行政确认行为，系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有关法律事实经过甄别后，给予确定、认可、否定以及证明和公示的具体行政行为。企业法人登记、股权登记等属于行政许可行为，系行政主体根据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或者执照等形式，授予相对人特定的资格或者权利的行政行为。鉴于在物权登记和商事登记中行政机关行为的不同性质，因登记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后果不同。在民商事案件中，涉及物权确认的案件，依据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效物权登记为权属确认的标准，物权登记被撤销的，相关人丧失物权后，可以向相关民事主体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物权法第二十一条对民事主体和行政机关关于物权登记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赔偿责任作出了规定，实务中应当依据该条规定予以执行。物权登记的变更以及撤销等问题，属于行政案件，不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予以处理。商事登记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具有公示效力，不具有确认民事权利归属的后果。在审理民商事案件中，涉及确认商事登记权利的归属时，应当审查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依据法律关系的内容和效力确认民事权利的归属。商事登记的变 2、关于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界限划分问题。实务中经常遇到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合同属于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是否能够依据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问题。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履行职责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协商而形成的公法上的协议。从形式要件来看，行政合同的当事人必定有一方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政机关，行政合同的内容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共同协商、双方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结果。从实质要件来看，行政合同主要涉及履行行政机关的职能、公共利益、行政权力以及公民的平等参与，有严格的程序规制。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区分标准主要包括主体标准、目的标准与行政优益权标准三种。①主体标准，即主体之一是否为行政机关。②目的标准，即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还是签约主体的个体私利。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完成行政任务，为公共利益；而民商事合同签订的目的是为了合同主体的个体利益。③行政优益权标准，即从合同主体是否享有行政优益权进行判断。换言之，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解除、终止过程中，行政机关是否居于主导地位，行政职权是否在合同履行中起主导作用，行政主体是否享有合同的发起权、合同履行的监督权和指挥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权、单方面解除合同权等。在权利义务的约定上，是否体现行政管理关系，是否具有不对等性。行政机关享有行政优益权，合同内容体现出不平等的行政管理关系，则为行政合同，反之，则为民商事合同。 记者：诉讼时效问题直接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得到司法保护。由于我们现有的立法规定比较原则，因此此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少问题，希望能听到您的看法。 宋：在过去一个时期，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和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在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相关批复、答复中对诉讼时效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化的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多疑问和不同做法。当前，在民商事审判中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有必要明确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一审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否审理的问题。当事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出的，人民法院应予审理，当然，当事人基于恶意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情形应除外。反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审理过程中提出的，也应按前述原则处理。在前述情形下，二审法院最好不要仅因诉讼时效问题将案件发回重审，人民法院由于诉讼时效问题对判决进行改判的，不应当认为是第一审裁判错误。 第二，关于连带债务中的时效问题。向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人中的一人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这是学术界和国外立法中普遍接受的观念。需要注意的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人中的一人向债权人承认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不及于其他连带债务人。其原因在于，虽债务具有连带性，但对诉讼时效利益的放弃不能代他人行使，因此，承认债务的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债务后，对其他承担连带责任的债务人不享有追偿权。 第三，关于无效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问题。应当看到，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权利为一种形成权，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制，但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产生的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属于诉讼时效制度规制的范畴。目前，关于无效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问题存在较大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自合同签订之次日起起算。原因在于：在当事人恶意串通情形下，当事人任何一方在订立合同之时，对于相对方因违法行为而致其财产损失的事实即已知晓，因此，其由于合同无效而享有赔偿损失及返还财产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签订的次日起算。第二种观点认为，因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返还与缔约过失责任的诉讼时效从合同被确认无效后起算。理由 第四，关于未定履行期限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对于未定履行期限的合同，普遍性的观点是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第一次向义务人主张权利时所给予的宽限期届满之次日起算。义务人明确表明其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从义务人表明其不履行义务之日起算。但权利人主张权利的期限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第五，关于分期履行合同诉讼时效起算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问题有一个逐步深入、成熟的认识过程。最初的相关答复认为，分期履行合同诉讼时效应当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后来相关答复则认为应从每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分别计算。2004年12月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问题的态度发生厂转变，即考虑到同一合同债务具有整体性，分别起算可能因割裂合同的整体性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故多数同志认为分期履行合同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算。目前，这个问题尚在进一步研究中。 记者：会议中，与会代表还提出了一些民商事诉讼程序和文书制作方面的问题，请您简要谈谈。 宋：这方面问题比较多，各地法院在实践中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二审案件审查范围的问题。在二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查是否应限定在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内，民事诉讼法对该问题规定得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时，若发现在上诉请求以外原判决确有错误的，也应予以纠正。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对上述意见把握不准，出现人民法院过度干预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对此问题又进行了调整。该规定第35条规定，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该规定在适用中对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又出现了新问题，例如，对一些涉及合同效力的问题，当事人自己没有提出无效的主张，法院是否应该进行主动审查，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案件中，法院主动审查的范围和深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较大的分歧；再如，某些案件一审判决确有错误，一方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但是二审判决维持该错误判决之后，当事人可能通过申诉程序再予纠正，增加了一些法院的案件申诉率和再审改判率。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并尽快作出规范性意见。 第二，关于上诉人在二审中变更诉讼请求的问题。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84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审判实践中产生困难的原因是对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变更了其诉讼请求缺乏判断标准。例如，一些当事人在一审起诉时的诉讼请求比较原则，只是提出了一项损害赔偿数额，而其据以支持诉讼请求的理由在一、二审程序中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由一审的违约损害赔偿变更为二审的侵权损害赔偿。实践中还有的由违约损害赔偿变更为二审的无效合同缔约过失损害赔偿，后者由一审的股东之间诉讼变更为二审的股东代表诉讼。在这些情形中，表面上看是诉讼理由的变更，实际上是提出了一项新的诉讼请求，对此如果二审迳行审理、裁判，可能会违背两审终审的原则。对此问题，我们也将进一步调研，尽快制订出可行的操作标准。 第三，关于裁判文书制作的问题。民商案件的裁判文书是各级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也是理论研究和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推动下，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有很大的提高。但也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是：裁判文书的格式不统一。其一，包括首部对当事人名称的罗列、简称的使用；本院查明部分对证据的罗列；本院认为部分对证据采信的分析以及在判决主文中对法条的引用等。其二，重证据罗列，轻证据和法理分析，说理不透，逻辑性不强。其三，裁判文书制作粗糙，文字标点错漏、不规范的现象没有杜绝。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将统一和完善裁判文书制作式样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部署，将在1992年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样式的基础上，结合新类型案件的需要，及时发布裁判文书方面的统—规定。 记者：与会代表还提出了涉及票据纠纷案件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请您介绍一下此类案件审理中应当把握的主要原则。 宋：票据纠纷案件在民商事案件中占有一定的比重，也是近年来各地法院比较注重调查研究的问题之一。由于票据具有无因性、流通性等特征，票据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经济生活中，广泛发挥着其流通功能、支付功能和融资功能，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票据纠纷。因此，正确理解和适用票据法的相关规定，对依法保护票据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金融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票据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票据无因性原则的理解和适用问题。票据是无因证券，票据具有无因性是世界通论。由于各国对票据法的价值取向的认识不同，即对将流通性还是安全性作为票据法的首要价值目标的认识不同，各国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也不同，有的国家规定了绝对的票据无因性，有的国家规定了相对的票据无因性，我国以后者为模式。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机械理解票据无因性原则，将无因性绝对化，无原则保护持票人利益，以及未能正确理解票据无因性的内涵，将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混为一谈两种倾向。因此，在司法实务中，正确理解和适用票据无因性应注意以下问题：1、无因性是票据法的基本原则。票据行为效力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就可产生法定效力，即使其原因关系不存在、内容发生变化、被撤销或无效，票据债权债务关系也并不随之改变。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持票人只要能够证明票据债务的真实成立与存续，即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2、要正确掌握票据无因性适用除外情形。(1)持票人以非法方式取得票据，不享有票据权利。综观世界各国票据法及世界票据公约，强调票据无因性的宗旨在于促进票据流通，保护善意第三人而非非法持票人，因此，在持票人采用欺诈、胁迫、偷盗等违法方式取得票据或取得票据时具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该持票人并不享有票据权利。由此可见，持票人并非一定是票据权利人，只有正当持票人才是票据权利人。(2)在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票据原因关系影响票据行为效力。(3)持票人未支付合理对价，不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 第二，关于票据文义性原则的理解和适用问题。文义性是票据的典型特征。在理解和适用票据的文义性原则时应注意：票据记载事项应清楚、明确。票据权利的内容完全依票据上所载的文义确定，而不能以票据文义之外的其他事实和证明方法来探求票据行为人的本意，即使票据记载的文义与票据行为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悖，票据法律关系当事人也只能依据票据记载文义来享有票据权利、承担票据义务。票据债权人不能以票据文义之外的记载内容补充、更正票据内容，不能据此主张票据权利。 第三，关于禁止转让票据的效力问题。“不得转让”的票据记载事项是有益记载事项，一经记载即发生法律效力。该由出票人记载的禁止背书转让的票据在票据法上被称为禁止转让票据，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对禁止转让票据的效力进行不正确理解以及错误适用的问题。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解应注意以下问题：(1)禁止转让票据丧失了可背书性，不能再以背书方式转让票据权利。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背书行为无效。(2)背书转让后的受让人不得享有票据权利，票据的出票人、承兑人对受让人不承担票据责任。(3)票据持有入将禁止转让票据贴现、质押的，通过贴现、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持票人对票据上所记载的“禁背书”字样是否清楚的审查标准问题，应该注意的是，“不得转让”的票据记载事项是任意记载事项。根据交易习惯，对于普通票据关系人，其对票据记载事项的辨识标准应采用肉眼在正常光线下能够辨识清楚的标准，只要票据关系人按此标准进行了审查，就应认定其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如果用肉眼在正常光线下进行辨识但不能辨识清楚，需借助特殊仪器在非正常光线下方能辨识清楚，那么不应认定该记载事项清楚，该记载事项不应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第四，关于票据保证的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适用问题。票据保证具有票据行为的要式性、独立性特征，与民事保证有明显差异。在司法实务中，在对保证的性质进行界定时，应明确保证是否符合票据保证的形式要件，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担保法的规定进行审理。应注意区分保证人是为票据债务提供担保还是为原因债务提供担保，前者适用票据保证的规定，后者则应适用民事保证的规定。一般而言，票据保证一经成立，保证人即应负担票据上的责任，而不问被保证人的债务有效与否，但被保证人的债务因汇票记载事项欠缺而无效的除外。保证人应对合法取得汇票的持票人所享有的汇票权利承担保证责任。在持票人以非法手段取得票据的情形下，因其不享有票据权利，故票据保证人对其不承担票据保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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