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由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只能算是个小角色。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见不到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的发迹，起源于出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一职。1924年5月3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允诺给予他办军校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
在苏联的支持下，孙中山才得以建立起黄埔军校。为了这座军校，苏联花了不少本钱，派出了高规格的军事教官，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等。按照黄埔军校的权力格局，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三驾马车。平时主要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政治部主任辅助。值得玩味的是，按国民党内陆位论，廖仲恺、戴季陶算是国民党大佬了。同时，廖仲恺是国民党元老，左派领袖；戴季陶则是国民党右派代表。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黄埔军校可谓“党指挥枪”和“左右共治”的叠加。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和戴季陶的关系，这两个浙江老乡，青年时代同在日本留学，从此成为莫逆之交。而蒋介石也并非校长的必然人选，除了许崇智和程潜，邓演达和何应钦也是黄埔军校校长的有力竞争者。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与廖仲恺关系太近，廖邓组合是除国民党左派外的其他政治派别不能接受的结局。因此，邓演达出局。何应钦的问题是在孙中山身边时间太短，此外也没人挺他，因此也出局。由于何应钦“无派系”的好处，蒋介石便任用他为总教官，从此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不过，“莫逆之交”的戴蒋组合，破坏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开学不到一个月，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其实是戴蒋组合不被国民党其他派系接受，戴季陶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离开黄埔军校。戴季陶神秘失踪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是旧派文人，根本不能胜任。于是，共产党人周恩来进来了。至此，黄埔军校形成了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三方共治的局面。蒋介石好不容易挣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子，希望在这里积累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因此，在黄埔军校刚开办时，蒋介石一门心思扑在军校建设上来。在校时，蒋介石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励精图治之意。蒋介石还很注意联络师生感情。根据黄埔一期学员徐向前回忆：“黄埔军校开课后，蒋介石每个星期都到学校来，要找十个学生见面、谈上几句话，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蒋介石单独见过面、谈过话。”蒋介石通过这种个别见面和谈话，认识了不少学生，培植自己的亲信，对于他看好的学生，蒋介石经常会一次性给一笔钱。伴随着愈发激烈的国共争斗，黄埔军校不再是不问世事的象牙塔。军校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集中反映在“孙文主义学会”（以国民党中反共分子为骨干）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共产党员起着主要领导作用）两大组织之间的斗争问题上。蒋介石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对“青年军人联合会”怀恨在心。1926年4月15日，强行勒令其解散。在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的积累，使得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逐渐提高，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则当仁不让出任了北伐军总司令。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成立仪式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在广州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廖案发生，激起国民党左派无比愤慨。案发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廖案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
事实上，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集团和蒋介石集团一直在明争暗斗。汪精卫与胡汉民同为孙中山最倚重之战友，而蒋介石在资历和威望上难以望汪项背。于是，蒋介石以追凶为名，顺藤摸瓜，逼走了有廖案嫌疑的许崇智和胡汉民，只剩下汪精卫一个重量级政敌。其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以及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政府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俄为师，苏联顾问在政府中的决策举足轻重。鲍罗廷为苏联总顾问，季山嘉是军事顾问。蒋介石与他们也有矛盾。矛盾的原因，集中体现在双方对北伐问题的分歧上。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而蒋介石认为，军事斗争是首要任务，要进行北伐，铲除军阀，进而统一中国，实现孙中山未竟之业。这些本来是革命团体内部的方略之争，但敏感的蒋介石却将其放大，甚至一度认为国民党内有些人与苏联顾问、共产党合伙起来整他，使他陷入绝境。1926年3月初，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一行抵达广州。此时，广州的政治形势正处于动荡之际。反蒋传单不断出现，“共产党要倒蒋”、“共产党与苏俄顾问要挟持蒋介石去俄国”等谣言四处流传。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奉蒋（介石）校长的命令，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却否认有过调舰命令。3月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并派兵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不仅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坚决反击，就是一些国民党人，也对蒋介石的行为大为不满。在一片热闹的讨蒋声中，布勃诺夫却格外冷静。他知道，此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这样一来，斯大林在中国的政策就会彻底破产。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的前景，必须将国共关系继续维持下去，所以，不能对蒋介石下手，只能采取缓和的策略。油画《中山舰事件》
最终，布勃诺夫决定对蒋介石采取让步措施，撤掉俄国顾问团中不受蒋介石欢迎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的职务。曾在事变的当天提出要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为布勃诺夫的让步而改变了态度，纷纷倒向了蒋介石一边。布勃诺夫给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方针是：以“巩固革命势力的统一”相号召，尽快弥合此次事件在国共两党间造成的裂痕，稳定广州局势。中山舰事件后，如何对待蒋介石，如何正确处理国共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但由于联共（布）中央与中共中央的特殊关系，布勃诺夫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和指导者。1943年春，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的处理，是向蒋介石所作的“军事上的大让步”。他说：当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中山舰事件”为蒋介石带来大被动，但政治性格不够坚定的汪精卫却并未借势剥夺蒋介石的权力，在对政局失望之余，他反而负气出走海外。蒋介石奇迹般成为“中山舰事件”的获益者——不仅逼走汪精卫，苏联因未处理好与国民党关系而撤掉季山嘉顾问职，也为蒋介石的下一步行动带来利好。
1926年5月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最后一天通过宣言，表明接受海内外要求即行北伐的意志。5月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立，几天后，蒋介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局的报告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蒋介石的北伐崛起，为国民党内部分裂、国共大规模冲突以及国民党与苏联关系的破裂，都埋下了伏笔。被北伐军占据的城镇
北伐时期蒋介石权力的上升，同样令国民党内的“左”派深感担心。北伐开始后不久，为限制蒋的权力，广州国民党内的于右任、吴玉章、顾孟余、何香凝等人就提出了“迎汪复职”的问题。苏联和中共为抑制蒋介石权力膨胀，把宝押在汪精卫的身上。在当时，汪精卫虽然一直以“左”派面目出现，但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此时的蒋介石虽然表面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其实他的权力并不稳固，党务自不必说，就是“总司令”的头衔，也有点名不符实，除了自己的第一军以外，要想指挥其他各路将领都不太容易。所以，得知“迎汪复职”的运作后，自然是疑惧不安。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11月7日占领南昌，革命浪潮由两广拓展到中部各省，革命的重心已转移到长江流域。9月9日，蒋介石致电在广州的国民党中执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提议迁都武汉，“务请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建议谭延闿先行来汉“主持一切”。与广州偏于一隅相比，武汉无疑更适合国民革命的发展。但蒋介石此时提出迁都，可谓“一箭三雕”：当时，唐生智已经控制湖南湖北两省，蒋要继续北伐，武汉就必须留给唐生智，蒋当然不愿意看见唐生智力量不断坐大。提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在牵制唐生智的同时，还可以杜绝汪精卫回广州取得国民政府领袖地位，而且还能使国民党易于摆脱共产党，并最终取缔之。但是，对于政府北迁，广州方面并不赞成，中共欲将广东建设为一个“左”派革命中心。此时正好趁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若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个基地。但在10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给鲍罗廷写了两份报告，认为“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这使得鲍罗廷改变了主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1月26日正式同意了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率领部分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先行开往武昌。国民政府北迁，蒋介石非常兴奋。1926年12月2日，鲍罗廷一行到达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南昌，双方虽也暗藏机锋，但气氛基本是比较融洽的。但就在这次看似其乐融融的见面之后，双方的对立却进一步升级。12月13日，鲍罗廷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仍为总顾问。这时的蒋介石是做好去武汉执掌大权准备的。当他得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消息后，才知道自己想多了，他现在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鲍罗廷居然先斩后奏，在临时联席会议中竟没有他蒋介石的位置。于是，蒋介石开始反击，当12月3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人员谭延闿、张静江等到达南昌时，蒋决定改变主意，将谭延闿等人滞留，以此作为筹码，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定都南昌，以便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武汉的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往南昌。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蒋介石主张中央暂驻南昌的主张遭到联席会议成员们的集体反驳。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受到联席会议的集体声讨，感觉受到羞辱，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宴会，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蒋介石的武汉之行受到一番羞辱，他自己要寻机报复。他回南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电报给徐谦，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即使莫斯科明确表示拒绝将鲍罗廷撤换后，蒋仍不依不饶。最后，是蒋看到英国报纸对于蒋鲍之争幸灾乐祸之后，态度才开始动摇。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此时已下定决心“清共”，原因之一就是此时的蒋介石在政治上并非孤立，国民党内的左右派之争并不仅仅是权力之争，其背后还有路线之争，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并不少。另外，其对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运作深怀疑惧，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共产国际和孙中山主持下的“包办婚姻”，其矛盾和冲突从一开始就已经蕴含下了。国民党发现，在国民党改组后，虽然形式上仿效俄共的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它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瞿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和蒋介石摈弃前嫌，再度合流，但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却真真实实地破裂了。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至此被国民党人抛弃，几乎完全破产。■ 参考资料：
黄金生，《北伐中的导火线：蒋介石的“清党”之路》；
纪彭，《“站对了风口”的蒋介石》；
石维行、田伟，《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前前后后》；
韩福东，《蒋介石崛起后国民党与苏联的彻底决裂》；
陈红民、夏思，《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决裂始末》；
杨津涛，《廖仲恺之死与蒋介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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