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阎揆要于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1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后兼西北军区）时任参谋长，是当时西北野战军指战员众口称赞的好参谋长。当年的副参谋长王政柱（原总后勤部副部长）、情报处处长莫阳（原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同志，与他相处三年，情感至深。
80年代初，中央代表团访问西北时，万里曾经说过：'你们西北出人才啊，阎揆要同志就是黄埔一期生嘛！'的确，阎揆要革命资历较深，历史功绩卓著，作战指挥出色，参谋业务熟练。而他自己却谦虚谨慎，踏踏实实地埋头苦干，从不恃才居功自傲。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好印象。大家交口称赞他是模范共产党员，他尊重彭德怀司令员，服从领导，认真贯彻彭总的意图，老老实实地工作，深得彭总的赏识。阎揆要是1947年7月12日第一次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参谋长的。任职不到一个月，即在当时8月8日打榆林时负了伤而离开。到1948年6月24日，彭德怀司令员又将阎揆要调回来当参谋长。
行军中，他几乎从来不骑马。他的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行军休息时间，就找人了解情况，商量问题。一到宿营地，行李堆着，就找司令部各部门掌握情况，沟通与部队的通信联络。作战、行军间隙，就抽空到部队跑跑，具体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第一次打榆林时，野战军领率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挤在一个村子里。除了作战、电台、机要有三眼窑洞外，其余人员都分散在各山头上，挖沙窝露营。阎揆要参谋长既忙于作战指挥，还注意检查部队宿营情况，巡查中一再叮嘱值班人员勤检查，别有人被沙埋了。
阎揆要还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第一次打榆林时，有一天刚宿营，凌晨3时，第2纵队王震司令员来了一份电报。当时，参谋人员考虑到，彭总已三天三夜未睡，现在刚躺下，而且野司和各纵队下一次联络时间是早晨6时，时间还来得及，因而将电报压了半个小时，才去叫醒彭总。彭总一看电报被压了半个小时，勃然大怒，叫来了阎揆要参谋长和王政柱副参谋长等。彭总批评说，现在敌情那么严重，胡宗南如此嚣张，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作战任务，不能出一点差错。电报压半个小时，就可能延误大事！阎揆要参谋长本不知此事，但是他当即检讨认错，令机要参谋今后电报要随到随送。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的身后，还有一位埋头实干的无名英雄阎揆要参谋长。
彭总雄才大略，指挥千军万马挥洒自如，决心果断，亲自指挥。而阎参座的辅佐，也是密切配合，认真细致，踏踏实实，真正是珠联璧合。阎揆要在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谋长期间，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组织指挥了西北战场作战和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兰州等著名战役，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保卫边区，为解放大西北进而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作战会议或其他重要会议上，阎揆要讲话不多，只是先全面、系统而又扼要地介绍敌情、我情和其他有关情况，最终由彭德怀司令员定下决心。一旦定下决心后，他即认真细致地组织实施。在作战总结会议上，阎揆要也只是汇总情况，而由大家讨论，彭总讲评总结。
阎揆要理解和贯彻彭总'机关为部队着想'的意图。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部队扩大，作战行动频繁，电台数量增加。通信科长、协理员和参谋都上机收发报和摇马达，还感人力不够。通信科长刘克东多次向阎参谋长提出，要求调几名摇机员，阎参谋长也觉得实际需要，向彭总请示过。
一次刘科长带着情绪去找阎参谋长。他耐心和蔼地说服：'参谋人员对首长只能有两次建议。我已说过两次，不能再提。他说，机关要替部队着想，我们应当理解。'彭总还亲自到通信科说，你们辛苦了，工作也十分重要。但是前方抽一个兵，就少一分战斗力，将来打了胜仗补了兵，摇机员会给你们的。大家也就没有怨言了。到1948年5月解放西安后，扩编了一个通信营，电台增加了，也配了摇机员。
阎揆要就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以后，加强了司令部建设，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1948年冬，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地区休整40天。在组织实施部队整训的同时，他还组织编写司令部工作细则。对于司令部各科各专业参谋的职责、业务程序、相互关系、规章制度等等，注意总结实践经验，由下而上地讨论编写，然后综合。大家夜以继日地忙得热火朝天。各科之间还相互交流、学习。
有一天通信科长刘克东找作战科长郝汀交流编写工作细则的经验。彭总看到了很高兴。他说：'我们人民军队从来就是以打仗学习打仗，指挥员和参谋人员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你们司令部通过自己制订工作细则，总结实践经验，使参谋业务条例化、制度化，这是个很好的办法，订得好，容易记，行得通。你们阎参谋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他不迷信教条，让你们用这个办法提高参谋业务水平，我很赞成。'
经过这次整训，不仅部队战斗力有很大提高，而且参谋业务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阎揆要参谋长还十分注意改善司令部和各部队的关系。部队对参谋长、司令部都很尊重，因而指挥顺畅，彭总和野战军领导的意图得以顺利贯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人员不多，很精干，但指挥效率高。这与阎揆要的领导、培育和身体力行不无关系。
在作战行动中，定下战役决心以后，具体组织实施的工作是大量的，适时协调指挥也是要分秒必争的。阎揆要参谋长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来没有出过大的问题。千里进军新疆时，部分空运和车运，大部分徒步行军，庞杂的组织工作，在阎揆要参谋长的领导下，进行得有条不紊。后勤补给工作也是艰巨的。阎揆要参谋长协助后勤司令员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实施。此外，阎揆要参谋长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很多军事保障工作。
比如，过去作战用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是翻印国民党所测绘的，既不够详细，又错误百出。在兰州决战前夕，我军缴获到国民党军队的甘肃地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是美国航测的），比较详细而准确。阎揆要参谋长如获至宝，当即在技术人员和设备缺乏等困难条件下，在刚刚解放的宝鸡市招聘制图和印刷人才，组织司令部的参谋和测绘员边学边干，突击赶印，发到部队。再如进击蒋军马鸿逵部时，阎揆要参谋长亲自组织司令部及时编写了打骑兵的战术教材，下发部队。
此外，阎揆要还配合政治部联络部范明部长，做了许多争取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一些后来也成为我军高级将领的，如赵寿山、邓宝珊、韩练成等，和阎揆要的关系一直很好。
供给制年代，一支钢笔也不准身边的人去要。军队实行薪金制后，每次发薪都要查问清楚，不得多拿一分钱。1965年全军团以上干部减薪时，他衷心拥护。他一生节俭简朴，对机关也严格要求。
1949年8月26日解放兰州后，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机关进驻原西北行辕'三爱堂'大院，部队供应条件已大大改善。一下进入和平环境，部队同志到了机关就像回娘家，机关同志总想有点招待。一次司令部办公会议上，几个处长经事先商量一致提出给各处每月发两条招待烟和一点茶叶，并说管理处长已经同意。阎参谋长听完大家意见，停顿片刻，笑了笑说：'没有必要吧？！你们想想，凡是抽烟的都自己带着，不抽的你招待人家也不抽，你们说是不是？'停一下又说：'抽烟对人没好处，我一生不抽烟、不喝茶，开水对人没刺激，到我这里来的同志从来没有什么招待，就是喝杯白开水。彭老总就是这样，我们应向他学习。'大家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阎揆要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竭尽全力，勇敢作战，不惜流血牺牲。在西北野战军频繁的作战行动中，阎揆要无论是独当一面单独指挥，或者是协同别人指挥，都是不畏艰险、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的。
一般都知道，解放战争有个'陕北三战三捷'。但是，'三战三捷'和王世泰、阎揆要部有效的战略配合，是分不开的。1947年3、4月间，即西北野战军主力进行著名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期间，根据彭德怀司令员关于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阎揆要率领警备第1旅第3团和警备第3旅第5团等部，连续取得了五亭子、高儿塬、椰林、铁玉、土桥等战斗的胜利，歼敌1000余人，解放了土桥、通润、关庄地区，使蒋军胡宗南集团主力的补给线和后方安全受到威胁。
胡宗南急调整编第10师第83旅、第85旅各一部至耀县，并配合已占领我关中分区地域的蒋军，对我王世泰、阎揆要部进行'清剿'。4月4日，王世泰、阎揆要在部于小垣子地区设伏，一举全歼美械装备的蒋军第83旅第248团第3营500人，余敌纷纷退缩，很快粉碎了胡宗南的'清剿'计划，收复了我关中军分区全境。随后以此为依托，向敌后突击，破坏咸（阳）榆（林）和西（安）兰（州）公路，相机歼敌有生力量，45天歼敌2300余人，严重威胁了胡宗南部的后方安全，有力地支援和保障了野战军主力的机动作战。
在攻击蟠龙镇蒋军重要补给基地的前夕，4月28日，西北野战军一方面以第359旅一部为主，并从其他各旅每旅抽出一个排，再加上绥德军分区的部队等，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向北撤退，以诱敌大军加快北进，待敌掉头南援时又担负阻止敌人南援的任务；另一方面，以独立第1旅第35团和警备第3旅第7团，组成南进支队，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阎揆要指挥，深入敌后，破袭延安以南之公路，扫清临真、南泥湾地区之敌的地方武装，以保障野战军主力攻歼蟠龙镇守敌。阎揆要率南进支队快速挺进延安以南地区，在咸（阳）榆（林）公路上展开破袭战，破坏了胡宗南集团的后方补给，并于5月11日一举发起金盆湾战斗，迅速攻占金盆湾，歼灭蒋军陕西省保安第2总队5个中队，俘敌陕西省第8保安中将副司令兼第2总队司令李侠以下400余人。这是保障和配合'三战三捷'中最后一捷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解放战争结束后，全军进行了整编。第一野战军派阎揆要参加中央军委的整编会议。会议决定，第一野战军只保留了1个军。阎揆要回到西北后，干部中有些意见，认为西北的老部队多，且战功卓著，而保留的比例太小，这样的决定不公平。阎揆要则说，我们只考虑执行，公平不公平是上边的事。
阎揆要一心为党为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即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心安理得。他是'大革命时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于1927年参加领导陕北清涧起义，建立了西北的第一支红军。然而，由于1930年党派他到国民党军队进行秘密工作，直到1938年回中央军委总部工作，为此组织部门曾经将他的入伍时间误定为1938年，1955年授勋的时候就没有授予他'八一勋章'，对此他没有任何怨言。后来，还是领导上发现了问题，才补授给他'八一勋章'的。他自己即使是应该得到的，也决不会向组织伸手。他被授予中将军衔，也有类似的情况，也是甘愿接受，毫无委屈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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