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犯我中华者，最为国人所痛恨的莫过于日本，荼毒之深，永世难忘。中国老百姓称日本人为“小日本”、“小鬼子”、“日本鬼子”，稍有些文化修养的人则蔑称为“倭寇”，当然这些称呼，日本人自己是不接受的，很不要脸地自称为“大日本帝国”，日本军队则自称为“皇军”，也就是“天皇的军队”。众所周知，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天皇在日本被视为“现人神”，即活在人间的神，日本国民被要求绝对服从天皇的权威，日本军队更是如此。日本近代以来的侵略扩张也都是打着效忠天皇、发扬皇威的旗号进行的。
■经典抗战影片《地道战》镜头，日本鬼子再凶残猖狂，终归还是会被打败！
然而，所谓“皇军”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明治维新时为了创建近代军队刻意泡制的观念，实际上自镰仓幕府以来700多年间，天皇及其代表的朝廷只是一种橡皮图章式的存在，仅为精神领袖，即无实权，更无兵权，由幕府将军假借其名统治天下。在幕府时代，也不存在什么日本军队，只有各地封建诸侯，即大名的藩兵，其核心就是武士，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领主，连将军都不能直接调动，更不用说天皇了。遇到战事由将军召集，各地大名领兵参战，这种封建兵制一直延续到明治初年。
■描绘日本战国时代武士交战的画作，当时日本根本不存在天皇军队的概念。
幕府末年的倒幕运动是由长州、萨摩等不满德川幕府的地方诸侯发动的，天皇起初不过是他们举事讨伐幕府的幌子，正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推翻幕府后，以开国西化为宗旨的明治维新随之揭幕。尴尬的是，新政府建立数年后天皇手下还是没有一兵一卒，没有军队新政府就没有权威，政令自然难以推行，于是主导维新运动的长州、萨摩、土佐三藩于1871年派出本藩精兵，组成1万人的“御亲兵”，直属天皇统辖，这就是近代日本陆军的雏形。当时主持组建御亲兵的山县有朋提出，御亲兵要做好背叛本藩，为天皇而战的准备，从而具备了国家中央军队的特征。
■1872年不满20岁的明治天皇（左）并无真正的政治权威，他的地位是以山县有朋（右）为代表的维新元老赋予并逐步加以神化的。
在建立御亲兵的同时，明治政府又通过版籍奉还、废刀令、征兵令等一系列措施彻底废除了藩兵体制，砸掉了旧武士的饭碗，广泛征召下层民众从军，逐步建立了近代军制与军队，并借此镇压了各地士族的叛乱，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就是1877年的西南战争。然而，初创的日本军队中还残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官兵们对于上级乃至天皇都没有绝对的服从意识和纪律观念，薪饷微薄却要承受艰苦的训练和作战，加上出身高级武士的军队上层享有特权，基层官兵积怨日深，最终酿成了“竹桥事件”。
■东京皇居附近的竹桥，1878年8月附近兵营的近卫炮兵大队发动了叛乱。
1878年8月23日深夜，驻扎在皇宫附近竹桥兵营的近卫炮兵大队的250多名官兵发动叛乱，打死上级军官，向皇宫进军，以表达对西南战争之后削减薪俸、奖赏不均的不满，说白了就是直接向天皇讨薪！这场兵变不过两个多小时就被镇压了，交战双方总共只死了8个人，但最后被逮捕者近400人，被处死者多达55人，由此可见此次事件对明治政府的震动之大，而对日本军队的影响更是远远超过后来的二二六兵变。“竹桥事件”使山县有朋等军界大佬意识到必须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教育，于是在1882年1月4日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军人敕谕》，作为日本军队的最高行为准则。
■《军人敕谕》原文，汉字与假名混杂，为了便于文化不高的士兵理解，还对汉字做了标注。
《军人敕谕》以天皇圣旨的形式颁布，但天皇只负责盖章批准，它的起草者是明治初年的启蒙思想家西周，由山县有朋、井上毅、福地源一郎等高官修改润色。《军人敕谕》的核心思想就是日本军队是由天皇统率的军队，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权威，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官兵必须遵守的五个道德基准：一、军人必须尽忠职守；二、军人必须礼仪端正；三、军人必须崇尚武勇；四、军人必须恪守信义；五、军人必须生活质朴。《军人敕谕》实质上就是将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效忠对象由大名和幕府置换为天皇，从而确立了天皇对于军队的精神权威，日本军队也由此成为真正的“皇军”。
■《军人敕谕》强调的五大准则，被日本军队视为最高指示。
《军人敕谕》颁布后，军方高层将其奉为金科玉律，以此为基础对官兵进行强力灌输，精神洗脑，日本陆军要求所有官兵都要一字不差地全文背诵。《军人敕谕》全文长达2700字，而且采用汉字与假名混杂的形式，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士兵而言相当晦涩，背诵敕谕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事情，但若有差错必会被视为大不敬而受到严厉惩罚。相比之下，日本海军要变通一些，不需要全文死记硬背，只需领会精神就行。不过，在强化天皇权威，贯彻敕谕主旨方面，日本陆海军并无二致，到后来《军人敕谕》的适用范围甚至扩大到军队之外，也成为全体日本国民都要奉行的信条，与《教育敕谕》一道成为战前日本社会意识形态的两大支柱。
■1944年日本某中学的学生集体朗读《军人敕谕》，从基础教育开始就灌输忠君效命的思想。
在《军人敕谕》的五大准则中，日本军队特别强调第一条和第二条。所谓“尽忠职守”就是要求官兵在战斗中不可怯懦，要抱着必死的觉悟去战斗，至死也绝不投降！所谓“礼仪端正”就是要把上级的命令视为天皇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得违抗！可以说，日本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狂热顽固、凶残暴虐、盲目服从都可以从《军人敕谕》中找到根源，因为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标榜为天皇的旨意必须遵从执行，从这一点说昭和天皇实为最大之战犯元凶是毋庸置疑的。
■1938年1月昭和天皇参加陆军阅兵式，作为最高统帅他理应对日本军队的罪行负责。
在《军人敕谕》的推行过程中，衍生出很多在今日看来不可理喻的极端观念，比如日军配发给士兵的武器上刻有代表天皇的菊花纹章，因此士兵如果丢失或损坏武器，哪怕是一柄刺刀，都会被受到严惩，甚至被逼迫自杀谢罪。还有，天皇授予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的军旗也受到高度重视，甚至高于军人的生命，如果在战场上遗失军旗，联队长必定自决，部队也将遭到解散。海军也有类似的情况，军舰舰首会挂上代表皇室的御纹章，军舰损毁被视为罪过，曾有舰长因为发生撞船事故而自杀身亡的事件，在战时舰长与舰同沉的情况也不鲜见，在军舰沉没时舰上存放的“御真影”（天皇照片）要不惜生命加以抢救，甚至连做饭的主计兵都把菜锅饭勺视为“天皇御赐的武器”！《军人敕谕》统治了日本军人乃至日本国民的精神世界将近七十年，直到1948年6月19日才被战后成立的日本国会宣布失效。
■骑兵第16联队军旗，就算军旗早已破烂得只剩流苏，依然被郑重地加以供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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