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右任的生平可知，他不仅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政要，还是一位集政治家、教育家、出版家、书法家、诗人于一身的复合型人物。由于他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对于他的书法成就，反而容易招致一些反向的误解。
具体地说，在对其书法价值的确认方面，有人会误认为他的书法知名度，是源于庸俗社会学意义上的“书外功”的产物，是多重身份相互借重与哄抬的结果。当然，这种误解不会产生在书法专家中，而是多半产生在书法的外行人中。
外行人凭借业余水准窃取艺坛盛名的例子，在文艺史上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是，于右任恰恰不属于这种名实不符之类。
当时的民国书坛，流行所谓“四大书家”的说法，分别指谭延闿（楷书、行书）、吴稚晖（篆书）、胡汉民（隶书）、于右任（楷书、行书）。这四位著名人物都是同盟会时期或国民党创始阶段的元老，在民国时代具有叱咤风云的影响力和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于右任当然属于资历深厚之人，但是相比之下，吴稚晖年资更老，胡汉民、谭延闿职位更高，胡、谭二人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于右任在四人之中并不具备政治地位方面的比较优势。
在这四人之中，于右任和谭延闿具备深厚的书法修养，够格被称为书法专家，但是，胡汉民和吴稚晖只能算是应规合辙、水准中等的书法家。
这类“四家”的浑号前代多有，如果它名副其实，就会得到后人的接力传扬；如果它不合实际，就会渐渐销声匿迹，成为一时笑谈。民国“四大书家”最初具体由何人提出，已难以确考。平心而论，这个由国民党四位高层大佬组合在一起的书坛诨号是不恰当、不对称的，它并不合乎当时的书坛实际。
对“四家”之外的一些优秀书家来说，这种诨号遮蔽了他们的成就；对“四家”之内的于右任来说，这种乱点鸳鸯谱的做法不仅没有推举其书艺，反而拉低了他的艺术地位，构成一种无形伤害。
时至今日，人们会继续关注、学习、传播、研究于右任书法艺术，也会对谭延闿稍微存有些讨论兴趣，但是几乎没有太多人会将胡汉民和吴稚晖的书法当作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甚至已不再理会“四大书家”之类缺乏历史眼光和学术价值的诨号。
1999年，《中国书法》杂志社曾经组织过一次专家群体的投票评选，数十位当代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参与了这次投票。经过较为审慎的多轮次投票表决，共有10人被推选为“二十世纪十大书家”。其中，于右任、康有为、吴昌硕、林散之得票名列前茅。
于右任以魏碑体楷书和行书的众多杰作、康有为以魏碑行书的大胆践行和碑学理论的重要建树、吴昌硕以书法和篆刻的双重造诣、林散之以草书艺术的绝妙表现，获得了后代专家群体的推崇。
如果说个体的判断难免舛误，那么，专家群体的观感或许是相对公允的。从这次评选可以看出，书法界的专家群体对于右任书法成就是可以形成共识的。
在专家之外的其他层面，于右任书法同样受到欢迎。于右任书法在民国时期早已名声鹊起，享有盛誉。改革开放后，古今碑帖重新大量面世，于右任书法遂在大陆多家出版社以各种版式和规模多次出版，广受书法爱好者的欢迎、喜爱和追捧。这从市场角度反映了于右任书法在一般书法爱好者心目中的强大魅力。
当然，有一个问题还需要说明。于右任的书法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致力于魏碑体楷书、行书的创作，后期则致力于“标准草书”的探索与推广。书法界对他后期书法的看法至今仍然是存在分歧、各有臧否，但是，对他前期书法所取得的成就，是众口赞誉的。
笔者甚至猜测，于右任之所以在“十大书家评选”中赢得众许，很可能正是由于其在魏碑书法方面的推陈出新。从古至今，能够将魏碑发扬光大到气魄宏大、意象瑰奇而又浑厚自如的境界，还真难以找到可与之颉颃的人物。
文：许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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