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 曾任术学院军艺解放副院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已出版《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中国军旅文学50年》等专著、文论集20余种，《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中央电视台、国防大学、北大、清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及全国各地论坛演讲《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文化巨人毛泽东》《百年党史三大拐点中的毛泽东》约500场。
■ 朱向前
挑战高难度的诗词创作
——《水调歌头·游泳》
我早就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百年以来，西风东渐，新诗昌盛，旧体诗词逐渐式微，但唯有毛泽东诗词一枝独秀，自然而然地杰出完成了以这样一种古典形式来表现20世纪中国革命性斗争和现代化进程的伟大实践。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现象，神奇在于毛泽东本人未必有此想法，但有100年的时间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做得最好的。虽然我们也知道，在这条路上戴着镣铐的优秀舞者还不乏其人。譬如说，从鲁迅、郁达夫、郭沫若、柳亚子、陈寅恪，一直到钱锺书、钱仲联、聂绀弩、流沙河，等等，也是代有才人，佳作连篇。但是，在我看来，用旧体诗写新生活，最难把握或拿捏的就是旧与新的关系的平衡，稍有差池就容易走偏。或如陈寅恪、钱锺书，学问大，根底深，博闻强记，极擅用典，但读来读去，总觉得与新生活、与人间烟火气还隔了一点距离，离普通群众还远了一点，太过高冷，太过古雅，直似出自明清进士之手笔。而一度广受称赞的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以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生活，但凡种地、养猪、淘粪、搓绳，无有不可入诗者，并以其题材的鲜活、接地气，和诗人的洒脱、幽默、睿智博得人们青睐。但读来读去，又总觉得还是少了点雅气、大气和霸气。当然，我之所以读出这种心得，确实是有一个潜在的参照，那就是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诗词之所以高出他的同时代人，首先就在于他有一个明确的创作理念或目标，那就是：中国气派、民族风格、老百姓喜闻乐见。他是这样倡导的，也是如此率先垂范和身体力行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做到了完美。在他生前半个世纪和他去世后近半个世纪的近百年中，他的诗词经久不衰、脍炙人口乃至深入人心，已经雄辩地说明了一切。这是毛泽东诗词完成的一个高难度动作，此其一。
其二，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以审美角度来看，越是自然的、越是原始的便越是审美的、越是艺术的；反之，越是人工（包括工业化和科学化）的便越是反审美的、非艺术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即便作为一个诗人，也是500年不世出者。但是，即便如毛之大才，摄取诗词题材也是有底线的。底线有二：一是少作直白的表扬鼓吹（尽管他终生重视宣传舆论的作用，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为“两杆子”)。即便进入新中国，革命建设日新月异，但毛泽东诗笔之下甚少涉及此类物事，少有的几例，如《七律·到韶山》，歌颂劳作的乡亲们，用的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的农耕场景；再如《七律二首·送瘟神》，表达对消灭血吸虫的喜悦心情，吟出的却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浪漫想象；又如《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抒发旧地重游今胜昔的感慨，则画了一幅山水画：“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总之，都坚守了一条底线：自然的、诗化的。二是基本不碰工业或科技题材。要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这首《水调歌头·游泳》了。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突飞猛进的新局面。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修建武汉长江大桥。1956年，毛泽东视察南方，又视察了大桥的施工。5月31日、6月2日、6月3日，毛泽东在武汉三次畅游长江，写下了此词。词的上阕描绘了祖国江山雄伟瑰丽的图景，抒发了诗人畅游长江的豪情逸兴。起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诗人将两句古童谣信手拈来，改造用之，对仗工整，一方面表明了诗人的行踪，也说明了游泳的地点。这里“才”和“又”，不仅体现了时间的连贯和空间的转换，也传达出作者视察各地的兴奋而又轻快的心情。接着便以雄健的笔势，转写游泳，“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是描写游泳的特定环境，更是一种心态的呈现——“舒”，是视野舒展、江天辽阔，也是心情舒畅、身体舒坦。万里江天，上下映衬，横渡纵目，情景交融。再三句，直抒游泳时的强烈感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毛式名句又来了，藐视一切艰难险阻，化险为夷，如履平地，而且还要着重强调一下心里的自由与爽快：“今日得宽馀。”“今日得宽馀”是上阕的感情基调，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引出了上阕的结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直接引入《论语》成句，把中流搏击风浪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又有对峥嵘岁月的怀念；既有对生命的感悟，又有对人生的思索。
在国家形势和诗人心情双重大好的背景下，又刚刚视察了中国历史上最雄伟的钢铁大桥之一，诗人终于要对这个现代工业和科学的奇观—试手笔了：“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以“风”字起，紧接着上阕意脉，瞩目两岸景色，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一“起”则耸然挺拔，发起新意，前两句，先就眼前最突出的大桥建设展开，写正在付诸实施的部分宏图，什么宏图呢？“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不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见到的大桥凌空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义。这是这首词的亮点，也可以说是词眼，它正面“强攻”了一个现代工业的庞然大物，它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小巧，也没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的风雅，但它的庞大、雄伟和交通用途，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但且慢，实用和审美常常是一对悖论，即愈是科学的愈是非诗意的。这一句虽然在类似场景中被引用频率甚高，但借用诗人常常自谦的一句话来说，“诗意无多”。诗人可能因此还有点忐忑，觉得未必妥帖，推敲不定，所以出现了一个不多见的情况——作品首次发表时，明明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可作者不久后又亲自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经多人建议，又同意恢复原貌。实话实说，两种写法都合律，而且并无甚差别，可以说难分轩轾吧。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诗人被一个非审美对象难住了。上阕写游泳和游泳时的心情与感慨，浑然天成，毫无滞碍；下阕写风物以及对风物的赞颂和对未来的畅想，风物这个钢铁的大家伙让诗人颇费斟酌，至于畅想——畅想更好办：“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把它想象化、浪漫化、神话化。《水调歌头·游泳》挑战了一下高难度的钢铁大桥。从此以后，不管是原子弹、氢弹爆炸，还是万吨巨轮、核潜艇下水，或者“东方红”卫星遨游太空……其中哪一样的时代分量与历史意义都不逊于武汉长江大桥，但是，毛泽东再也未置一词。
毛泽东诗词中少有的沉郁顿挫之作
——《菩萨蛮·黄鹤楼》
这首词创作于1927年春。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逐渐掌握了政权。从此以后，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34岁的毛泽东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的革命形势日趋险恶。关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但是，不管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多么切中要害，陈独秀等人还是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味姑息，畏首畏尾，自命清高，没有勇气采纳毛泽东的积极意见。于是诗人便怀着沉痛得有些激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菩萨蛮·黄鹤楼》。
上阕起句用一对偶“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勾勒出凭楼临眺的雄浑苍茫之景：大江茫茫东去，众多支流烟云迷茫地澒洞开去，昏昏沉沉覆盖在广大的中部地区，沉重的铁轨好像一根钨丝贯穿大江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淫雨霏霏，如雾如霭，诗人眼前的景象辽阔而又迷茫，朦胧和难以洞悉。隔江对峙的龟、蛇两山，像一把巨大的锁，钳住了大江和武汉城。眼前的景象在诗人眼里不是朦胧的美丽，而是沉重、凄迷，不可预知，雾气蒙蒙，妖气腾腾。这哪里有一点毛泽东式的轻松和自信，明明都是灾难来临之前的血光征兆。此时的毛泽东，对于大革命的失败，恐怕已有了心理准备。
下阕虽十分流畅，但也同样充塞一股压抑的气韵。“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化用崔颢《黄鹤楼》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已远去，茫茫江汉之上空余一楼，引人不尽的遐思。黄鹤的意象在毛泽东的这首词里有什么特别的象征呢？是大革命的光明前景吗？有可能。但是毛泽东自己在1958年如是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这段话可以作为很好的解释，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是“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这样的心情统驭之下，他焦虑万分，顾望怀愁，这些信息在这首词里都有了充分的表露。由此可以看出，黄鹤的联想是潜意识里自然流露的而不是刻意为之。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可以解释为一个反弹，化自苏轼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到这一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毛泽东一贯的强烈激情，但是这种激情有点低沉，从音韵上我们能够读到的不是张扬，而是低回。奇怪的是，我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又联想到了曹操把酒临风的形象。曹操一直是毛泽东推崇备至的大诗人。曹操的《短歌行》中有这么几句，我自以为和毛泽东的这一句异曲同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和毛泽东都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苦恨这雄心难以实现。国民党右派力量日渐强大，无疑增大了革命的难度，而面对险峻的革命形势，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得不到党中央的及时采纳，甚至连表决权都被剥夺了，他的苍凉心情和失落彷徨不难理解。
通篇来看，气势低沉雄浑，气象宏阔万千，毛泽东的悲哀是伟人才有的悲哀；同理，毛泽东的自信也是伟人才有的自信。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之下，他还是相信自身的力量将与中国的抗争力量相一致，还能怀揣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这足以令人感到震撼。果然，正如他自己所言，几个月以后，八七会议对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拨乱反正。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掀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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