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阅读和欣赏 唐宋八大家散文

周振甫

谈谈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周振甫
    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一些著名散文，“阅读和欣赏”节目已经分别作了介绍，现在总起来谈谈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这里想谈三个问题：一，唐宋八大家的名称是怎么来的?二，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三，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的不足之处。

      一，唐宋八大家的名称是怎样来的

    唐宋八大家的名称，最早称为“八先生”，是明朝初年的朱右定的，他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朱右字伯贤，浙江临海人。他还编了一部《唐宋文衡》，也选了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明朝人贝琼给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说明为什么叫“文衡”，认为这八大家的散文，好比是一杆秤，可以用来称量一切文章的轻重，也就是认为八大家的散文是散文的标准。这部书的影响不大。到了唐顺之选定《文编》，他在唐宋部分专选八大家。茅坤最推崇唐顺之，根据《文编》编成《唐宋八大家文抄》，唐宋八大家的名称就这样确定并流传下来。唐顺之和茅坤也都是明朝人。
    茅坤的选本影响大，使唐宋八大家的名称广泛传播，这是时势造成的。贝琼序《唐宋文衡》说：“若六家者(他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称为一家)，虽于道有浅深，皆本诸经说，铲驳而复纯。于此求之，其至于古无难者，是伯贤之志也。”认为朱右编这本书，是由于这八大家的文章都是根据儒家学说来的，比较纯正，可以学习他们比较纯正的古文。他的重点不在学习八大家散文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八大家的宣扬儒家学说，这是他的这部书影响不大的原因。
    唐顺之字应德，毘陵(今江苏武进)人。茅坤字顺甫，号鹿门，归安(令浙江吴兴县)人。他们生在明代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后面，当时前七子提倡散文要摹仿秦汉，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文中说：“古文之法亡于韩。”认为韩愈提倡古文，但古文的写法给韩愈破坏了。原来韩愈提倡古文，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学习古人的好的用意，不学习古人的语言。前七子主张学习秦汉人的语言，所以反对韩愈。这种摹仿秦汉人语言的主张，发展到后来，连地名官衔也要用古地名古官名。唐顺之起来反对这种摹仿的文风，提倡学习唐宋八大家来反对前七子的标榜学习秦汉，主张“文从字顺”，反对前七子的用秦汉的古语。这样，他的提倡唐宋八大家，跟朱右的选《八先生文集》和《唐宋文衡》就不同了。
    唐顺之在《董中峰侍郎文集序》里批评前七子的摹仿秦汉古文，“决裂以为体，饾饤以为词，尽去自古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认为前七子把秦汉文章中的语言堆砌成文，破坏了文体，破坏了唐宋散文的各种艺术技巧，他说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就是指唐宋散文的各种艺术手法。可见他讲唐宋八大家不同于朱右注重在学习儒家思想，这使他的主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样看来，唐朝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提倡一种文从字顺的散文而反对讲究对偶、辞藻、声律的骈文，是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宋朝欧阳修提倡平实朴素的古文，反对当时内容空洞、风格浮艳纤靡涩奥的文章，是又一次的散文革新运动；到了明朝唐顺之提倡一种有内容讲技巧的通顺的唐宋八大家散文，反对前七子提倡摹仿秦汉的做假古董的古文，是又一次的散文革新运动。唐顺之的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意义在这里，所以唐宋八大家的提出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稍后的公安派接受了唐顺之提倡八大家的主张，他们攻击前后七子；袁宗道在《论文下》里说到唐宋散文名家时，也提韩、柳、欧、苏(三苏)、曾、王。
    从朱右到茅坤，对八大家排列的次序有同有异，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人的次序是两家相同的；以下的次序，朱右排为曾巩、王安石、三苏，茅坤在《文抄》里排为王安石、曾巩，三苏。但是《文抄总序》里面，排为三苏、曾巩、王安石。这里显示朱右从合于儒家理论着眼，认为曾巩比较纯正，王安石其次，三苏最次。茅坤的排列次序用意不明，在《总序》里把三苏列前，可能看重三苏散文的写作技巧比较突出，全书的排列以王安石居前，又可能推重王安石的散文识见高，笔力健。不论怎样，在名次的排列上，也显出朱右和茅坤的不同。

    二，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

    贝琼序朱右的《唐宋文衡》，指出八大家的文章各有特色，说：“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就是说，韩愈的散文奇特而不平凡，柳宗元的散文高出于一般，欧阳修的散文纯粹，曾巩的散文谨严，王安石的散文洁净，三苏的散文内容丰富。这是指出八家的散文各有风格特点，各自成家。
    唐顺之《答茅鹿门知县二》里认为散文既要讲“绳墨布置，奇正转折”，即写作技巧，还要具有“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即独自的创见。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总序》，认为韩愈“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独开门户”，即他著作的散文，象书信、议论、序言、记事、碑文、铭文、赞颂、辩论，都另外开辟了一种新的样式。象他的书信，有的写得语言明白，富有感情，不用旧的套语；他的论文，象《原道》，反对当时很有势力的佛教和道教，有针对性，有他独特的见解；他的记事，象《画记》，记一幅画中人物的各种形态，有他独特的写法，他的祭文，象《祭十二郎文》，不用传统祭文四字句押韵的形式写成散文，充满着强烈的感情；他的杂文，象写马的，写得短小精练，反复曲折，感慨深沉，富有寓意。他的《进学解》是摹仿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但写得完全不同，有自己的面目，从中也写出了做学问的方法，评论历代的名著，显示他的识见的高超。再象《毛颖传》，虽是游戏文字，也得到柳宗元的极大推重，说明他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他在散文方面确有开创的功劳。
    跟韩愈同时提倡散文的柳宗元，在散文创作上也有极高成就。象《封建论》，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分封制出于形势的自然发展，指出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劣，这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它解决了分封制和郡县制长期争论不决的矛盾。他写的《桐叶封弟辩》，善于剖析事理，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再象他写的游记，如极为著名的《永州八记》，不仅工于刻画山水，使读者象亲眼目睹那样，还把自己的感情写进去，情景交融，写出一种感人的境界，为游记的写作开出一条新路。再有他写的寓言，象《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短小而生动，富有寓意。他写的人物传记，象《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人物的性格，写出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具体情节写出人物的精神面貌，那是他经过多方面深入调查得来的，这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也值得人们学习，还有，韩愈和柳宗元，都写了谈散文创作的经验体会，这是他们在长期的创作中积累所得，故而成了极可宝贵的文学理论。
    到了宋朝，欧阳修提倡的古文，使宋代散文和唐代散文形成了不同的面貌。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有时还融化一些沉浸浓郁的词藻，因为他们对古书的用功深，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一些较深的词汇，给读者造成困难。欧阳修有意识地避免这种写法，把散文写得更明白晓畅，更易读。欧阳修的文章，以婉转详备和富有情韵之美著称，他的《秋声赋》工于绘声绘色，是一篇新的散文赋。他的《泷冈阡表》，以生动的对话写出了极真挚的感情。他的《丰乐亭记》与《醉翁亭记》，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外开拓出一种新的境界，他不把重点放在刻画景物上，而是把景物、人事，感慨结合起来写，别有情韵之美。他的序言，象《梅圣俞诗集序》提出“诗人少达而多穷”，并作了充分的发挥．富有感慨。三苏中的苏洵学《战国策》，有取于战国策士纵横驰骋的议论，又善于打比方，能够从小地方着眼引出大议论，往往有针对性，能打动人。象《六国论》从“弊在赂秦”着眼，用“抱薪救火”作比，暗指宋的赂辽，有极深感慨。他的《仲兄字文甫说》，用风水相遇激起的各种水波，来比不同情境所产生的不同风格，显示他运用比喻的变化无穷。他的《上欧阳内翰书》善于议论文章，指出韩愈的文章，象长江黄河，水势浩大，里面藏着鱼龙等物，但运用掩蔽手法，使人望而生畏。又说欧阳修的文章，委婉曲折，条达疏畅，即使急言捷论，也显得从容平易。这些评论都很中肯，得到后人的推重。
    苏轼的散文，他的纵横博辩，从《战国策》来；他的辩证观点，从《庄子》、佛经来。加上他的生活经历丰富，观察细致，对事物有很多感触，所以他的文思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当这种文思跟生活中遭遇的事物发生抵触时，就产生曲折变化的写法。他的论文，象《志林》所收的，毹够联系各方面的事实，显出他的辩证观点来。他的《前、后赤壁赋》，继承欧阳修的散文赋又有了发展，他把景物、怀古，思想感触都结合起来写，表达了情思，很为感人。他的《记承天寺夜游》是一首散文诗，写出了诗情画意。他的《石钟山记》《喜雨亭记》在情景交融中又出以议论，是另一种写法。
    苏辙的文章有的象他父亲苏洵的《六国论》，从估计形势来立论，很有说服力。他的《黄州快哉亭记》有些象苏轼的《前赤壁赋》，是景物、怀古，遭遇，感慨的结合，写得很有感情。他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也象他的父兄那样善于论散文创作。他提出司马迁“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认为一个人有了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他的散文创作有帮助。这是对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提法。
    曾巩受到儒家经书的影响比较深，他的文章，思想本于儒家，语言比较朴实，得到当时人的赞美，如他的《墨池记》。相传墨池是王羲之在这里洗笔和砚台的地方，由于他写字的勤奋，池水成了墨池。曾巩由此推论他的书法的成就是勤奋所造就的，因而“推此事以勉学者”，用了即小见大的写法。曾巩以善于给书籍写序言著名，象他写的《战国策目录序》，认为战国策士不讲信义，是邪说，那末要不要禁绝它呢?他说：“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思想比较开明，行文也很畅达。
    王安石的文章，他的见识高超，思想深刻，议论卓越，能够看到人家所看不到的地方。他的文章，善用转折，笔力劲健，尺幅而有千里之势。前者如他的《游褒禅山记》，写拿了火把游山洞，怕火尽而出，从而发挥一段议论。这段议论不光即小见大，更在于深入透辟，想到人所想不到处，言人所不能言。后者象他的《读孟尝君传》，虽是短篇，却提出自己的卓见，一层层深入，驳击有力。    总之，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上各有突出成就。他们善于刻画人物情状，描绘景物，抒写情志，善于修辞设色，讲究起伏照应，趺宕多姿，他们的一切艺术技巧，都可以供我们借鉴。要做到这一步，先要读他们的散文，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探索他们的意匠经营，再看他们各种表现修辞手法，才能取得借鉴。

    三、唐宋八大家散文的局限

    对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选》提出批评的，有明朝吴应箕《答陈定生书》，称“茅鹿门之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他认为茅的评释“自谓得古人之精髓，开后人之法程，不知所以冤古人、误后生者正在此”。大抵茅坤对古文的认识比较浅，他的评点，注意在抑扬开阖、起伏照应的方法上。并不是说这些方法不能讲，而是应该首先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从而探索他的意匠经营，再看他怎样表达，看他的表达方法。离开了这些探索，光讲表达方法，这就成为死方法，容易误人子弟了。这是不满于茅坤的评点的。还有不满于唐宋八大家的称呼的，有清朝袁枚的《书茅氏八家文选》，称“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鹿门当日果取两朝文而博观之乎?抑亦就所见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他认为唐朝的文章可选的不止韩柳两家，选两家太少了；宋朝的文章可选的很多，不应苏家一门选了三人。又说：“且所谓一家者，谓其蹊径之各异也。三苏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为三；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又安得与半山、六一较伯仲也?”这是说，称为一家，他的门径应该各有特色。三苏文象出一手，不得分而为三家。曾巩的文章平实迟钝，好比大片肉的排骨，连在一起断不开，开创南宋理学家的文章，怎能跟王安石、欧阳修的文章排在一起?他讲三苏的文章象出一手，有些过分，苏轼的文章有他的特色，跟苏洵苏辙不同。苏轼可作为一大家，苏洵苏辙的文章就不如他，并列为三大家，有些不相称。曾巩的文章比较平实，列在八大家中显得不够。这样批评是有道理的。他把王安石排在欧阳修前，认为王安石的文章深刻刚德，胜过欧阳修的婉转曲折。这里批评了曾巩、苏洵、苏辙，认为不当列入八大家中。清朝程廷祚《与家鱼门论古文书》，认为“若古文之敝，则始于宋，当时之识者，已讥其不尚实而以浮论虚词靡敝学者之精神，可不知戒与”?认为古文的败坏从宋朝开始。宋朝的有些文章，不求真实地表达作者的情意，用一些浮夸的议论，空洞的话来败坏学者的精神，可引以为戒。这话说得有些过分，欧、苏、曾、王的文章并不都是浮论虚词，但确实也有一些浮论虚词，他批评他们的一部分文章还是有道理的。他在《附尺牍》里说：“欧、苏以下，力量不足，则有腔调蹊径，一学而能，面目令人可憎，尤不足法。”他认为欧、苏、曾、王的文章，他们的写法腔调可以摹仿，学他们文章的，摹仿他们的写法腔调，只注意形式而忽略内容，自然不足取了。这里从评论宋朝六家的散文，转到议论学习六家散文所产生的流弊了。清朝恽敬在《上曹俪笙侍郎书》里，谈到宋六大家散文的不足和怎洋学习八大家散文。他认为古文“不可余，余则支，不可尽，尽则敝，不可为容，为容则体下”。余就是多余，古文不可以有多余的话，有了就支蔓。尽就是说尽，没有一点含蓄，那就罗嗦。为容就是为了讨好人而修饰，那就体格低下。他认为就宋以后人们学习八大家文来看，有的锋铓太露，毛病是从三苏来的；有的太软弱，毛病是从欧阳修来的。这说明三苏和欧阳修文中隐含着这些毛病，只是不显著罢了。他认为造成这些毛病的原因，是“自厚趋薄，自坚趋瑕，自大趋小”。即内容由深厚到浅薄，由坚实到有缺点，由广大到狭小。怎样来纠正这些缺点昵?要培养才能，积累学问，象曾巩说的：“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提高理论修养，认识正确道路，善于体察人们的心意，能够表达各种情意。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不只是属于学会怎样表达情意，此外还要提高理论修养，认识正确道路，善于体察人们的心意，这样才有充实的内容要表达。应该先使要表达的内容深厚坚实广大，然后从唐宋八大家散文中学习他们表达情意的艺术技巧，学习他们的意匠经营，结构安排，各种修辞手法。这样来学习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避免追求形式，才能起到真正的借鉴的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阅读和欣赏 唐宋八大家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08月第1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