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亲犯了罪，我们应该是举报还是包庇。本来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法治社会，不成问题，因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法治，所以我们应该按照法治的精神，举报父亲，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起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但是题主还提到了孔子的孝道，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时代背景放在孔子和孟子的时代，来探讨这个问题。
实质上，父亲犯罪要不要举报的问题，孔子和孟子都遇到过。
论语中记载说：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孔子一直崇尚和提倡君子精神，而提倡君子精神的孔子，为何还要批评那个举报了父亲的人呢？孔子还说，真正的正直是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孔子难道没有一点法律精神吗？
儒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孟子，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孟子有个弟子叫桃应，头脑灵活敏捷，经常会出一些难题给老师。有一天桃应就问了孟子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
他问孟子，舜成了天下的君主，又是大孝子，那么如果他父亲犯了罪，舜应该怎么办。
桃应问道：“舜做天子，皋陶做法官，要是瞽瞍杀了人，应该怎么办？”
孟子说：“逮捕他就是了。”
桃应说：“那么舜不阻止吗？”
孟子说：“舜怎么能阻止呢？逮捕他是有法律根据的。”
桃应又问：“那舜该怎么办呢？”
孟子说：“舜把抛弃天下之位当成抛弃破鞋子一样。他会偷偷背着父亲逃跑，沿海边住下，终生开心，快乐得忘掉天下。”
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具有了“直”的品格，值得肯定。孔子这种观点，后来演变为儒家的亲亲相隐，即直系亲属违法适当包庇隐瞒可以不追究。这由此带来三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赞成父子互隐？父子互隐是不是会造成社会不公正？父子互隐和大义灭亲到底谁更符合现代精神？
而在孟子看来，舜既不会破坏法治而赦免父亲，更不会破坏人伦把父亲抓起来。在亲情面前权力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他会放弃天下带着父亲逃走，过无忧无虑的日子。
孔子和孟子的回答，看似没有法治精神，其实这涉及到法律中的亲情相隐的问题。
孔子是儒家哲学的创始人，而儒家哲学的理论起点就是仁者爱人。而仁者爱人的基础又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这种亲亲之爱就是孝，而孝又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亲亲之爱是一切爱的起源，它维持了社会的秩序。
而孔子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充满仁爱、讲求人伦，才能真正的促使人们乐于为善、耻于为恶，才能形成一个自律、内省的人文氛围，从而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护亲情的父子相隐的意义要远大于法律。
孔子不愿意看到，为了维护法律，父亲举报儿子，儿子举报父亲，彻底打乱了父子之间的伦理与亲情关系，这样的风气如果蔓延到社会上，那么社会就会陷入怀疑、冷漠、争斗甚至是互相残杀的地步，因此，孔子认为，按照血缘关系而进行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直道而行。
亚圣孟子基本上也持有这种观点。孟子认为，这种“亲亲相隐”的思想，从性善论的逻辑上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提倡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睦与内心的平和，假如舜大义灭亲杀了瞽叟的话，这固然在法律上无可厚非，但这损害了儒家的“仁”、“孝’的核心原则；假如舜利用权力赦免了瞽叟，这又损害了儒家的“义”。因此，在亲情和权势面前，孟子认为舜肯定会放弃天下的王位，带着父亲躲起来，圆满解决道德两难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建立法律其实还是为了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律的基础还是人性。如果一种法律目的是摧毁人性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恶法。所以，亲亲相隐的原则，在我国的汉代就正式成为法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事实上，在以法治精神治国的西方国家，同样有亲亲相隐的原则。美、法、德、日、韩等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也都明确规定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容许特定近亲不举证、不作证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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