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蜇存 唐诗百话42 盛唐诗馀话

施蜇存 唐诗百话

42、盛唐诗馀话

  以上讲盛唐诗二十九篇,作者十七人,李白、杜甫占了一半。以后世的观点来评价盛唐诗,李白、杜甫有特殊的重要性,讲盛唐诗以李、杜为主,是当然的。但如果依据当时诗坛的现实情况,则王维、李白,诗名不相上下,杜甫的声望,远不及他们。我们现在评论杜甫诗,都认为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等诗是他的杰作,但宋朝人论诗,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后,在成都、云安、夔州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在夔州所作许多律诗,为黄庭坚所激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的诗人,论诗、作诗,都以律诗为主,他们把杜甫奉为唐律之祖。他们所崇拜的是杜甫的诗律。宋人诗话中讨论的,多半是杜甫的句法、字法,对于他在天宝离乱时期所作许多乐府歌行,即使讲到,也还是从其艺术手法去评论,而极少注意它们反映社会现实的高度思想性。因此,宋人选杜甫诗,都取他的《秋兴》、《咏怀古迹》之类的作品。

  但是,在唐代,情况还更不如。《河岳英灵集》不选杜甫诗,还可以说是他早期的作品尚未知名。《中兴间气集》也不选杜甫的诗,似乎连他晚年的律诗也还没有引人注意。五六十年之后,元稹竭力赞扬杜甫,以为非李白所及。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的诗句,这时杜甫的声望才得与李白并列。但是晚唐初期诗人姚合编选《极玄集》,还是不选杜诗。唐末诗人韦庄编选《又玄集》,虽然选了杜甫七首诗,只是五律五首,七律二首。又过了二三十年,后蜀诗人韦编选《才调集》,其序言中明明说:“因阅李、杜集,元、白诗,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可是他所选的一千首诗中,只有李白诗二十八首,杜甫诗还是一篇都没有。可知他虽然看过杜甫诗集,竟以为无“奥妙”可供“采摭”。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在生存时默默无闻,在身后一百多年,虽有文坛巨子为他表扬,仍然是无人赏识。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例。

  盛唐诗在唐诗中的成就,我们可以从其承先与启后两个方面来看。承先的收获有二点值得注意:

  ()律诗的规范确定了初唐沈、宋的五言律诗,还没有完全脱离古诗的音调与风格,平仄粘缀或词句对偶,还不够细密。王维、孟浩然的五言律诗中,还有许多句格音调,留有古诗痕迹。但在杜甫的五言律诗中,这种痕迹几乎都不见了。至于七言律诗,盛唐诗人所作还不多。我们如果从岑参、高适的七言律诗读到杜甫的七言律诗,便可以发现对偶愈来愈工稳,声调愈来愈嘹亮。不过,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五句,盛唐诗人还不考究其平仄应当与上句重复,因此,盛唐七律仍以折腰体为多。中唐诗人才注意到这一音律问题,然后才以折腰为病。

  ()乐府诗有所发展。初唐诗人作乐府诗,还是沿用乐府旧题,题材内容也还受古乐府的拘束。多数作品,止能说是拟古。盛唐诗人大作乐府诗。岑参、高适的边塞乐府,李白的游仙、饮酒、抒怀、述志乐府,杜甫的记述天宝离乱的乐府,都用新题目、新题材,为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开拓了一大片新的园地。

  启后的影响可以指出以下几项:()七言诗的地位渐高,中唐以后,不再以五言为诗的主要形式。()初唐诗的面貌是艳丽缛,还有齐梁体馀风。盛唐诗开始变为秀丽清新。初唐诗的贵族性、宫廷体,在盛唐作品中,已逐渐消失。这是由于初唐诗人,大多数是朝廷大臣,或豪贵子弟。盛唐诗人多数是官位不高的进士。还有一些是象孟浩然那样的潦倒文人。诗人的成份,从封建贵族、官僚地主下降到普通知识分子。这种变化,影响到中唐,诗的面貌风格,愈加清淡朴素。()长篇歌行和律诗的出现。李白的长篇歌行和杜甫的一百韵排律,都是前古所未有。中唐以后,这两种诗体大有发展,使卖弄才学的诗人,多了一种武器。()开始了摘句论诗的风气。古人论诗,都论全篇的思想内容。锺嵘作《诗品》,开始举出某一诗人的精警诗句,加以评论。这一风气,到盛唐而大为发展。由于律诗兴起,中间二联是精华所在,诗人都用力于这二联。对偶要工,诗意要新。杜甫在许多诗里,都表现过他重视句法。《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自述》诗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要求句法佳妙,也是他“诗律细”的一个方面,虽然他所谓佳句,未必全指律诗的中二联。此外,《河岳英灵集》在介绍每一位诗人的风格时,也常常举出其一二名句。称王维的诗是“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称高适则云:“至如《燕歌行》等,甚有奇句。”又举出薛据的《古兴》诗中数句,誉之为“旷代之佳句”。这一切都反映着当时诗家特别重视句法。影响到晚唐,成为一种不好的倾向。许多诗人先刻意苦吟,作得中二联,然后配上首尾,变成为只有佳句而不成佳篇的、没有真实情感的诗。他们只是为作诗而作诗了。

  以上仅是举出一些显著的现象。此外,在题材、风格、气氛各方面,盛唐诗也都有其特征,不过不能划断年月来讲。明代的王世懋在他的《艺圃撷馀》中有过一段论唐诗的话: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子美七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然钱起、王维,实相唱酬,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其间逗漏,实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溪”句,隐隐钱、刘、卢、李间矣。至于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句?盖声气犹未相隔也。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唐,中唐人无一语入晚唐,则亦固哉其言诗矣。

  南宋中期,有一群所谓江湖诗人,专学做晚唐诗。他们的影响,直到明代初期。于是有李于鳞等人出来提倡初、盛唐诗,以改革诗风。他们的理论犯了机械地划分初、盛、中、晚的错误,硬把某甲的诗说是晚唐,某乙的诗说是盛唐。但又无法一篇一篇地说明其特征。王世懋这一段议论就是针对这一派理论而说的。我以为他讲得很透彻,故全文抄录在这里。

  他的意见是:“唐诗固然有初、盛、中、晚的时代区别。一般说来,其声调、风骨,确有不同。但在初唐诗中,也会有几首诗已逗()入盛唐的,盛唐也会有些已逗入中唐的,这就是变化的开始。正如《诗经》中有些篇章已经可以看出《离骚》的迹象。杜甫的拗体律诗,已经是中、晚唐硬句的先兆。总的说来,盛唐到中唐是唐诗的分水蛉。大历以后,唐诗便趋于衰落了。但是从个别诗人的情况来看,又不能截然区分。王维和钱起是朋友,彼此都互有唱和。只因钱起辈分略晚,到大历间才成为著名诗人,故王维算是盛唐诗人,钱起却被列为中唐诗人。杜甫虽然列入盛唐,可是他集中的诗,半数以上都作于大历元年至四年。又如王维的“明到衡山与洞庭”(《送杨少府贬郴州》)这首七律,岑参的“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溪梦里山”(《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这一联诗句,都已经有些大历诗人的风格了。至于大历诗人的作品,也可能有些盛唐的风格。总之,时代虽然不妨划分,当时的文风,并未彼此隔断,所以,学诗的人,一方面固然应该严格区分时代风格,另一方面也不能说:盛唐诗人句句是盛唐,中唐诗人句句是中唐。如果这样论诗,就未免太固执了。

  王世懋这一段话是为某些人在文学史上机械地划分时代和流派而言。它不但适用于对唐诗的分期,也适用于讲别种文学作品的发展史。所以我既抄录了他的原文,又做了译解。不过,王世懋以为唐诗由盛而中,是盛衰之界。这仍然是沿袭了宋元以来对“盛唐”这个名词的误解。所谓“盛唐”,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所谓“中唐”,也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史的中期。唐诗的时期是依历史时期来区分的,但“盛唐诗”并不表示唐诗的全盛时期,“中唐诗”也不是盛唐诗的衰落现象。甚至,我还以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反而应当属于中唐。

  现在,我们姑且采用分流派的方法以总结盛唐诗。王、孟、高、岑是第一派。他们是初唐诗的正统继承者。在初唐诗的基础上,有提高,有深入,有变化,有发展。李白是独树一帜的一派。他的创作过程,无论是在文学形式,创作方法及诗人气质各个方面,都是从古典主义进入了浪漫主义。第三派是杜甫。他选择了一条与李白相反的创作道路。他以王、孟、高、岑为基础,而排除了他们的纤巧、温雅和文弱,创造出许多苍老、雄健、沉郁、古淡的篇章词句。盛唐前期是李白诗“飞扬跋扈”的时代①,它们反映着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上升的气象。盛唐后期是杜甫“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时代②,他的诗反映着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现实。王、孟、高、岑是盛唐诗的主流,中唐诗人是他们的继承人。李、杜诗是盛唐诗的新变,尽管他们是一代大家,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影响。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

  ①“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是杜甫《赠李白》的诗句。  

  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杜甫《咏怀古迹》的诗句,也是他自己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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