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体上窥得中国古代文学的门径，须从诗歌、赋、词、曲与戏剧、小说等方面入手。
第一节 诗言志 歌永言：诗歌传统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如浩瀚长江九曲多姿。
早在西周至春秋时代中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就是《诗经》。先秦时代，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组成部分。《诗经》善用赋比兴手法，句式以四言为主，灵活增减，，复沓回环民间的歌舞技法增强艺术效果，为后世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基础和艺术底蕴。
到了我国，在南方的楚地产生了一种新诗体一楚辞。它的特点是：句式参差，句尾多用“兮”字，以六、七言为主。楚辞的主要作者屈原，写下一系列不朽诗作，成为中国诗作，成为中国诗文化的两枝奇葩，也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中国诗歌以风骚二字标榜于世，说明诗经、楚辞的现实精神和浪漫传统；如日月高悬，光耀千秋，垂范后世。
汉末魏晋之世，进入了诗的自觉的时代，所谓自觉，即诗人认识到诗歌具有自身之价值，不必依附政治等伦理的说教，这是对儒家正统“诗言志”论的突破。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抒情短诗成熟标志，风格委婉含蓄，质朴精炼，长于抒情，被誉为“五言之冠冕”。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人诗歌都呈现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局面，由三曹（曹操、曹丕、曹植文子）和王粲等建安七子组成的业下文集团，创作出大批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五、七言诗歌。如果说，中国有诗自《诗经》始，有诗人自屈原始，则始于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随着曹丕以魏代汉，诗坛上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建安风骨渐次消歇；到了正始时期，文风多变，这时有代表性的诗人群体是竹林七贤。七贤的共同特点是任情放达、发言玄无、藐视礼法，一腔孤愤，他们常用曲折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七贤中最为著名的阮籍，嵇康皆工于诗。现存阮籍的五言咏怀诗82首，是第一部内容丰富规模较大的个人抒情五言组诗。嵇康则继承《诗经》注重四言的传统，开拓了四言诗的新境界。
西晋太康年间，诗坛上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三张指张华、张载、张协，二陆指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指潘岳、潘尼，一左便是左思。这批诗人在艺术上追求辞藻的华美，开了中国诗歌雕琢堆砌的流风。不过太康诗人中，左思骨力苍劲，张协词采华净，则与流风时尚有所不同。
晋宋之际陶渊明的出现使诗坛骤添异彩。陶渊明向往静谧安宁，真诚无欺的古朴社会，追求淡泊高远，任运委化，身无外求的人生，不肯浮沉应世，选择了辞官归隐，躬耕自励之路。由于他最能体味恬静乡村生活的深沉意趣，真正感悟大自然的真谛，其诗具有旷浩悠远，自然醇美。平淡而有思致的风貌，这便是古人盛誉为“静穆”的美学境界。陶渊明追求隐逸诗化人生，在人格上，达到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他毫不着力地把五言抒情诗推到了充分个性化的成熟境界，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一诗歌体式。因此朱自清认为陶渊明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三大诗人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代表性诗人有鲍照、谢灵运、谢眺等。鲍照用俊逸之笔，抒慷慨之志，写下了大量奇瑰遒丽的古乐府诗。这在诗歌体气日渐卑弱的南朝，尤其可贵。在诗歌的句式体制上，鲍照既创造了七言歌行，又广开边塞诗歌体裁。由南入北的诗人庾信，在稍嫌荒寂的北国文菀中独标清新，在艺术形式上可称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调动独特的人生体验，运用南朝诗歌技法描绘北国的阔大背景，进而开创奇艳，清新，老成的诗风， 一时期的民歌，南朝清丽婉转，北朝粗犷刚健，各具风貌。
短暂的隋朝过后，迎来了中国诗歌波澜壮阔的、气象万千的黄金时代，有唐一代，三百余年，诗体争奇斗艳，流派异彩份呈，名家灿若星斗，成就前无古人。
初唐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号称四杰，其诗承汉魏风骨，力扫宫体颓废诗风，以健康的歌唱成为盛唐诗歌的先声。
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首先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一是王维、孟浩然所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其诗摹山范水，抒发闲适，虚静的隐居生活，风格清新自然，二是高适、岑参、王昌龄所代表的边塞诗派，题材多写边塞风光与军旅生活，格调雄伟豪放、慷慨悲凉。
嗣后诗坛巨擘李白、杜甫横空出世，占尽天下春色。人称诗仙的李白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以自己天马行空，遗世独立的人格特征和感情，炽烈、豪气干云的创作热情，写下了大量清新、飘逸、豪迈、高华的杰作，诚可谓“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评语），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人称诗圣杜甫承接和光大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结合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的体验，以沉郁顿挫的独特诗风，唱出了离乱时代的深沉悲歌。他的诗歌在艺术上集成前代之大成，又开启了后世无数法门，杜诗是公认的一代诗史，古今绝唱。杜甫其人为后世之模范，千载诗宗。李杜两位大诗人，作为盛唐转折时代的歌手，辉映河山的双子星座，无可争议地赢得了世界性美誉。
安史之乱结束，唐诗的发展面临转折，即总体上由盛唐的浪漫主义热情转向中唐的现实主义冷静思考，经过短暂的过渡，唐诗呈现第二次繁荣。中唐后期崛起两大诗派，一是韩孟诗派，二是元白诗派，前者以韩愈为代表，李贺、刘禹锡、柳宗元、孟郊、贾岛为辅翼。后者以白居易为代表，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辅翼。
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全才和大手笔、诗到韩愈风格又为一变，其特点一是险怪、奇诡、幽僻、，二是以散文手法作诗，喜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律，有时不惜损害诗的韵律。由于韩愈诗才气盛，思力雄格调高，开北宋诗歌的先河，被套认作是宋诗的鼻祖之一，韩、孟诗派的刘禹锡、柳宗元抑郁深沉，郊寒岛瘦、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诗鬼李贺，其诗奇幽冷艳，恢奇诡谲，想象瑰丽，着色璀璨，用语奇峭，虽然有时显得雕琢和晦涩，但其浪漫主义色彩十分夺目。元白诗派中，元稹、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诗歌创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收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惟歌生民病
的社会效果。白居易诗风的基本特征是风格平易、通俗、浅近，他既善于长歌悲吟，又喜以短调寄怀。其长诗以脱俗的抒情格调虎离山，发展了古代叙事诗艺术，《长恨歌》、《琵琶行》诸篇优美和谐，动人心弦，传诵至今；新乐府，秦中吟和大量闲适诗则寄托了或讽喻，或感伤的情怀。
晚唐之世，诗歌风格趋于卑弱，衰败色彩较浓，惟杜牧与李商隐成就最高，世有小李杜之誉。小李杜的诗歌是哀怨深沉与盛唐自然的，脱口而出的诗风明显不同。也与中唐诗奇崛的，说明的况味迥然有别。杜牧作诗题材广阔，议论纵横，笔力拗峭劲健，形式驾驭自如，达到了俊爽清丽，风姿绝代的化境。李商隐作为唐代诗坛的殿军，作诗善熔百家自成一体风格深情绵邈，绮丽精工、婉曲缱绻，词旨隐致而意象丰美，尤其是表达爱情体验和喟叹社会政治人生的无题诗，更是意蕴隽永，寄慨遥深，沉博绝丽，独擅胜场。
诗到宋代，开出另一重天地。唐代总体成就大于宋诗，但宋诗绕开烂熟的唐诗套路另辟蹊径独开天地，故不说二者旗鼓相当，至少是是各有招数。对比而言，唐诗主情，开朗俊健以境胜，宋诗主理，深幽曲折，以意胜。唐诗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美在气骨，故瘦劲；读唐诗如食荔枝，一时酣畅，口角生香；谈宋诗如中年嫠归，饱经沧桑，要歌常除非知音。因此有识者多主张唐宋互补，诗人提出宋骨唐面的美学境界追求诗歌的宋意唐格，是颇有见地的。
北宋初始的诗坛，有着意仿效唐诗的白居易体的而昆体和晚唐体，到梅苏（梅尧臣和苏舜钦），开始了宋诗的健康速向。梅诗风格闲谈，用思深远，苏诗笔力毫俊，超迈横绝。到欧阳修手，开始矫正西昆体只讲声律辞藻，缺少社会内容的流弊。宋诗的基调已见端倪。欧阳修作诗注重气骨，长于思理，诗歌题材广泛，这对于拓宽宋诗的内容影响深远，自始宋诗进入成就丰硕的繁荣题。
对北宋诗坛影响最大是苏黄（苏轼和黄庭坚）。苏诗形式多样，众体兼长，感情真切动人，写来挥洒自如，特别富于个性，其早期诗的特征以超迈豪横清雄旷放为主，后期诗被推崇为“诗神”与“坡仙”。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十次全能”式巨人，他受到士林和民间永崇敬的原因，应归他既现实又超拔的文化人格定位，并以毕生动完善自己“审美人生”的理想追求，黄庭坚倡言“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极为注重诗歌语言的借鉴和创造。他作诗尚杜甫瘦硬生新，标新立异，出奇制胜，成为“江西诗派的字主”。王安石诗颇具思想色彩，他以诗笔批到社会现实，抒写人生志趣，反映出士人，希望改革的政治要求。他的方体诗痛快淋漓，直抒胸臆；晚年所作抒情小诗，构思新颖，妖娆多姿，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北宋重要诗人中，还有属于江西诗派的陈师道与陈与义。
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吸取了“江西诗派”的营养，而始终能自成一家，陆游多方面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作诗热情如火，气势如虹，背出了民族灾难深重时代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他是高产诗人，存诗近万首，除沉存悲壮的爱国诗外，还有意趣横生的多种佳作，诗歌语言简洁平易，圆转流畅，命意清新刻露，托兴深微，其整体诗风，才气豪健，议论风发，既华藻，又稚洁；既奔放，又严瑾，成为诗歌的一代宗匠。南宋后期诗坛上有“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诗格比较浮弱，至宋来随着抗雹元的战鼓，诗歌创作犹自振奋，文天祥、汪克量等长歌当哭浩气长存，为宋代诗坛添了最后的抹光彩。
在宋金对峙，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混乱年代，金代出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后年人对他的垧乱诗的好评，元明清的诗坛，虽然有大量作品和流派出现，成就远不能望诗骚和唐宋诗的项背。然清中叶的诗人龚自珍，脱颖而出开近代文学风气之先，他即使封建时代诗坛最后一颗明星，又是近代诗歌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
当代有学者，把中国诗歌分为唐以前，唐代，宋代和宋以后为段落，认为唐以前的诗是自然“长出来”的自然本色；唐诗是“囔囔”出来的，直抒胸臆，未假雕饰；宋诗是“想出来”的偏重知性；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一味模仿，这也是可资参考的一说。
第二节 酌乎质文之间，隐乎雅俗之际：文赋演变
中国自古就有修史传统，历史散文也早就发育成熟了，先是《尚书》，再是《春秋》及其“三传“《国语》《战国策》等。而《左传》《战国策》尤其富与文学价值。春秋战国，游土蜂起，百家争鸣。在这背景下产生了诸子散文，多有精品。《孟子》风格雄畅，滔滔辩来，令人责服。《庄子》辞藻富瞻，文才风流，想象奇特，句式多变，汪洋姿肆，仪态万方，是诸子散文之中罕见的文学杰作，为抚育文学的来着立有开山之功。《荀子》说理深透，逻辑周密，其中荀赋多篇，文风醇厚，成为后来汉赋的滥觞。《韩非子》中的政论，文风严峻峭刻，起寓言故事，则文学意味深长。这些都对后世文赋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汉赋被近代学者王国维称为“一代之文学“，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初期的汉赋大家是贾谊和枚乘。从贾谊的代表作《吊屈原赋》《服鸟赋》中可以看出他得楚词之余蓄，有屈原的遗风。枚乘的代表作《七发》夸张铺叙，规模宏大，为大赋的成型，奠定基础，是汉赋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作品，汉赋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和后来的杨雄，张衡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最为著名，前者写云梦游猎之盛，后者写上林受猎之壮，二赋韵律和谐，文句整饬结构宏大，逞辞驰才，竭尽铺张扬厉之能事，主观上寄寓了对侈糜生活的讽谏之意。作《甘泉》等赋的杨雄是司马相如当之无愧的后继者，但在晚年作赋是“雕虫篆刻”东汉的张衡有归田赋等作品，突破了答大赋体制，对魏晋的抒情小赋和唐宋的散文赋有积极影响。
古人言：“文章西汉两司马“。如果说，司马相如的赋在修辞水准上达到当时的积致的话，那么司马迁的《史记》则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了上古和中古的巅峰。《史记》记人物的篇章，是历史传记文章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早期散文成就的杰出典范。异步《史记》，韩愈盛赞“雄深雅健”柳宗元推尊“峻法”无比，苏辙欲其奇，刘熙载称其 ，郑僬认定“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见《史记》治溉后人，其泽甚远，唐宋以来的文章大家，无不奉《史记》为
魏晋六朝，历四百年，社会动乱不安，文学上都“俊才云燕”。当时的骑体文和抒情小赋，体制精悍，精彩缤纷，散文风格不再板滞凝重，而变得清俊、通脱，既出现了陶渊明散文的真率自然，冲淡交 又看到了那道作品的文笔绚烂，简明生动。
唐代中期，“文想八代之衰”的韩愈提出“古文”概念。
古文特征是散文行句，不拘格式，不同于六朝以来畸形发展的骈文那样讲究排偶、藻饰、音饰、音律和典故。韩愈、柳宗元树起古文运动大旗，反对“骈四俪六”的文体格式及浮艳文风。他们师承授受，结成文人集团。古文运动的思想核心是“文以载道”，中心人物是韩愈、柳宗元，团结张籍、刘禹锡以及白居易、元镇等一大批作家。他们形成理论体系，目的明确，联系现实，关心民瘼，加之志趣相投，相互支持，因而在几十年内，创作了大量散文精品，逐步改变了社
会风气。韩愈十分重视散文的艺术独创性，其说理文如《原毁 、原道、师说、迎佛骨疏、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逻辑力量强，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以史记写人的笔法，将饱满的爱憎倾注笔端，显现了精湛的文学造诣。柳宗元的散文风貌独特多样。论说文雄辩宏阔；寓言造意新奇；传记文学形象鲜明、蕴含感奋；山水游记即景寓情、明心言志，写景或幽邃凄清，或开朗纯净，在表明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人格之美，这些游记的格调与其诗歌一样，“发纤与简古，寄至味与淡泊“苏轼评语，成为后游记文学的典范。
宋代文化环境合格人性的特点，决定了唐代古文学创作传统至宋代必然产生变化。宋初文学家一度模仿其奇崛雄肆的韩文和俊法 丽的柳文，未见突出成绩。进入北宋中期，在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和带动下，宋代散文取得了足与唐代散文媲美的杰出成就。欧阳修首先改变科举文风气，打击了艰涩无聊的大学体诗文，接着点拨出苏轼、苏辙、曾巩等一批人才。他为文远 迁，固还承韩、柳、形成
条述疏畅“、“容与闲易”的特色，奠定了宋文演进的基调。于是，欧阳修主盟于前，曾巩、王安石、苏询、苏市、苏辙并驰于后，规模宏大的宋代诗文革新运东掀起，古文创作进入了全盛期。王安石的政论散文笔力雄辨矫健务为实用，曾巩的散文简奥而质实，苏询散文纵横姿肆，语言古劲简切；苏辙的散文冲和淡泊而时见流转跌宕。宋代散文成就着最高的无疑是苏轼，他博采孔老的博辩,孟子的气势，庄子的恢奇，战国策的纵横驰骋，贾谊、陆贽的精警透辟，熔铸一炉，成就了他既通脱又简淡，既流转又磅礴，放言无忌，不受拘束，潇洒从容，腾挪变化，信笔所至，皆成美文的大家风范。苏轼评史议政之文，被称为“古今论议之杰”；叙事既记游之文，随物赋形，凌笔成趣，翻空出奇，擒纵自如。长篇如行云流水 ，摇曳多姿；短构能尺幅千里，余韵绵长。比如前后 赤壁赋 皆蕴含哲理，意味深长，千载传诵，前无古人。有人形容：“韩如潮，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海”，意思是说：韩愈文奔涌如潮水，柳宗元文澄澈如泉流 ，欧阳修文舒徐如波澜，苏轼文宽广起伏如海涛。
韩、柳加上欧、王、三苏的成就，确立了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地位，自此古文传统成了中国千余年散文创作的的正确方向。相当一大批散文家摆脱了汉代辞赋和六朝篇骈文一味注重铺排、浮艳的习气，紧密联系现实，表达真实的内心感受。唐宋八大家古文一直影响到元明清的古文家和某些骈文家。例如以明代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古文，直接承接柳文，欧文的传统，创立真率自然、直 胸臆的质朴文风。而唐宋派理论和实践，又贯注到清代以姚鼐、方苞位代表的桐城派古文的血脉中。晚明之世，小品文特盛，从“公安三袁”、“不师前辈”、“独 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和斐然成果中，从散文大家张岱树立的清新、真挚、不事雕琢的一代文风中，能清晰地看到苏轼赋及小品的流风余韵。而非周孔而薄汤武”“敢倡乱道”的思想家李贽反对拟古、大胆为文，则大体是受了贴近新兴市民阶层的左翼王学的思想影响之故。在考据学风盛行的清代，典实在胸、词藻丰富的大批文人，效法魏晋，作四六骈体文，但他们同时又受唐宋八大家的影响，例如骈文家汪钟，容涵磊落不平的意气，而运用骈文特有的喟叹之致，表现得肃穆古淡，闲适委婉，论者多以其格调为主。
第三节 词之为体，要瞄宜修：“诗条”“琴趣”
词，最早 称为：“曲子词”别称“诗条”“长短句”乐府“”琴趣“等。词与
曲从来就是紧密一起的。
隋唐以来，社会上流行一种新兴音乐-----“燕乐”，不同与诗经时代的“雅乐”
和汉魏元朝的“清乐”，是由西域传入的胡乐融会民间小调而成，常在宴会上演奏。词，即酒宴上会乐的诗体。诗与乐结合的方式。初时是“选词的配乐”后来是“由乐以定词”，既“倚声填词”。词体的特点之一是“依词的定体”，由曲谱的差异而分出不同的词调，每一个词调都有调名。另一特点是按字数的多少和段落结构的不同而分成为“小令”“中调”“长调”等体裁。
作为我国的大文学样式的词，是诗王国中突起的一支异军。在古代，诗歌庄
重正大，必须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词曲乃“小道”，词是文世们兴之所至随手写给美丽的歌女们去演唱的，为正人君子所不耻，因而做词时不图利，用不着装腔作态，戴假面具以自欺，用不着有意拔高自己的襟抱与格调，然而，恰恰就在这“游戏人生”之时，靠潜意识的流露，文士们把自己的素养、性格、感情、欲念反映到词这面镜子里面去了。所以前人概括说；“诗之境阔”而词之言长；“词为文体要瞄宜修”；以隐柔婉约为正字本色，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词的创作，客观上有对儒家正统的礼乐教化，纲常名分。字法伦理这套价值体子加以反驳的意味，使词具有真实、亲切、可爱的面目而且和精细照微的意蕴。
词的发展演变，主要分为唐古代词时期和宋词时期两大阶段。元命时期，词
跌入深古，清代观复兴。
唐屋代词时期又可分为中唐期、晚唐期和五代期。中唐时，受民间词影响，张志和，韦应扬，戴叙伦，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在作诗之余间或做伴，词牌全为小令。
五代沿袭晚唐词风，形成西蜀、南唐两大中心。西蜀词以金碧满眼的花派为
代表（此派得名与我过第一部词总集《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初步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调。西蜀韦庄虽名列花间，却打破雕琢艳丽的花间派俗套，改用为描抒写内心隐曲，得疏朗异差之韵致，南唐经济与文化场与西蜀，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艺术成就尤高。李煜词的最大特点是不事雕饰，缘情而行，在词境中融合社会政治现实，写下自己的人生际遇和真实性情，这种“天然”的情致，在花间派蔚为风气的时代尤其难得。因此，词是后主（既李煜）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王国修语）。
宋词时期又可分为六期
（一）北宋前期为渐变期：主要有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名士派和柳永
为代表的俚俗派。晏，欧皆录南唐 进已词风，晏“得其俊”欧“得其深”。欧阳修词风多样，影响深远，其疏浚启苏轼；深婉开秦观，直率则滋养柳永。然于晏、欧和后来的柳永、苏轼之间。有一位承前起后的桥梁式的词人---张先。张先已开始写慢词，并初步变晏、欧蕴含之法为铺厉发越。
柳永以毕生的经历和才华变旧声为新生，成为宋代第一大词家，而宋慢词的奠基者，汉城一代“曲租”。柳词题材以写离别绪和男女恋情为主，语言常是俚口俗态，又接受韦庄词以情见长的一面，兼领多种风格，遂产生了“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影响。故曰宋词“至柳永而一变”。
二 、北宋中期为骤变期 。宋词经过柳永、“至苏轼而又一变”，但柳为渐变，苏为骤变。苏轼的杰出贡献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改变了词风，打破了花间词、柳永词的一统局面，这就带来了词的诗化、散文化的倾向，从此作词能够“无意不可入词，无事不可言”。而且，词开始成为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的艺术。
二是提高了词境、词格。苏轼融词家“缘情”与诗家“言志”为一体，摆脱期绮罗香泽、绸缪宛转的单一走向，代之以超然尘外的逸怀浩气，由于“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使弄笔作词者始知自振，从此词体始尊，得以与诗歌并驾齐驱。
三是开创了超旷、豪雄的新词派。苏轼作词，格调高峻，气势恢弘，超尘拔俗，风情万种，其笔触或以明快飞扬、豪迈壮阔，或清逸舒徐、韶透淡雅，或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端庄中杂流丽，刚健中杂婀娜，总之，清雄、超旷、俊逸是苏轼词的主旋律。论者谓苏词读之如“挟海上风涛之风而来”（黄庭坚语），“觉天风海雨逼人”（陆游语），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元好问语）。将苏词比作突破艳词藩篱、脱离“曲子”而独立门户的那一时代的“东风第一燕”，毫不为过。
三、北宋后期为归正期。词坛主流又复归于婉约,代表人物为秦观,贺铸，周邦谚。秦观词承花间，南唐余绪，又得欧阳修谈雅深委婉，抑荣细腻妥帖，宴几道开姿俊逸之旨，柔笔抒情，一皆之叹，形成了婉美，娇丽，含蓄，情辞兼胜，音律和婉的词风，被后世奉为“婉约正宗”。贺铸词笔调多变，兼有不同风格，有盛丽的，有妖冶的，有幽洁的，也有豪雄旷放的和悲壮沉郁的，为宋词增添了斑斓的色调。
宋词“至周邦晏再以一变”。周以妙解音律而“提举大晟乐府”，他广泛吸收温庭筠的浓艳、韦庄的清丽、冯延巳的缠绵、李煜的深婉、晏殊的蕴籍、欧阳修的俊逸 、秦观的柔研、特别是柳永的绵密和冶艳、最终形成他高华柔美、典雅精工同时又沉郁顿挫的词风。在美学和创作实践上，他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开创出“醇雅格律一派”，并起到了“结北开南”的纽带作用。周邦晏严守音律，善作慢词长调，常自创曲调，再依谱填词。历代词论家都将他的雅词作为词的成熟阶段的代表 ，其成就有如诗坛中的李杜。而且，到了周邦晏，才开始以思力取胜。
四、南宋前期为分化期。代表词人多跨南北宋之交，李清照、张元干等声名为著。女词人李清照言浅意深，本色当行的易安体，是婉约派的进一步发展。李清照的前期词作，人称“辞意并工，闺情绝调”。后期作品，将个人不幸与国家兴亡融合无间，颇具社会意义。
五、南宋中期为变盛期。出现了一个阵营壮大的辛派爱国词人群体，辛弃疾为代表，另有张孝祥、刘辰翁等，辛词风格悲壮郁勃，是豪放派的一面大纛。辛弃疾主承苏轼但取径更广，他能贯通且-长于刚柔相济。其长调慷慨奔放，驰骋纵横；其短调绵密蕴藉、意趣盎然；或作英雄语、豪杰词、或恕诉儿女情、家常话；尤其是他的爱国词，评论时局、关心国运，全身心去倾诉、哭泣、呼号、鼓动、感天动地，气吞万里。
陆游词的成就也很多，其词感情强烈，跨度极大，风格豪放，表达起来又举重若轻。世人说陆游词纤丽似乎 秦观，雄慨似苏轼，操爽上辛弃疾。
六、南宋后期为雅极而衰期。这一时期重要词人有姜夔、吴文英两位大家。这批重要作者的词风近于婉约，但更注重音律和形式，追求的是典雅、含蓄、柔婉、清空、珠圆玉润，曲尽其妙。他们统称“格律词派”。若纯论技巧，他们攀登峰造极皆臻妙境，然而最终因为穷极工巧，曲高和寡，普通读者难以企及，物极必反，词的雅极而衰之势便难以避了
姜夔的词风是清空骚雅。他十分注重语言与音乐的密切配合。境界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语言凝练、灵动、字句敲锣打鼓得响，而又意在言外，余韵无穷。
吴文英的词风是工致密丽，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时或透露出一种梦幻感与残缺美。至于词风深挚的王沂孙，也别树一帜，时当来世，甚作品也成为宋词之殿堂。
格律词派诛家，虽穷尽全力与字句间凝练求工，但未能解决词学反之上不段出现的新问题。这时的词仍按作者和听从的要求，继续合乐应歌，曼衍旁留，与民间抒情小调相融合，蜕变而成为新一代的文学一曲。这就是长短句歌词发展的总趋势。
将唐宋词的代表作家流派及其美学风格简约为总起来，可分为十种：侬里丽（花间派）；天然（李煜）；真率（柳永）；旷达（苏轼）；婉约（秦观李清照）；奇艳（张先。贺铸）典丽（周邦彦）；豪放（辛弃疾）骚雅（姜夔）；密丽（吴之英）。
第四节 歌舞演故事俗调概世情；散曲与歌剧
戏曲的起源可推溯到原始时代有巫术色彩的歌舞活动，如《尚书荛典》中记载的“予击石附石，百售率舞。”《吕氏春秋古乐》中的“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之说。这种在乐器伴奏下，欢乐歌舞跳跃，用以祈祷神灵，周腾或祖先保佑降福的祭祀仪式，这就是戏曲的最和萌芽。故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认定；“盖群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祀为神之冯依。故涓三日灵、、、、、、”
灵之员职，或偃赛以象神，或婆婆以乐神。盖后古吸取之萌第，已有存 者矣。“这就是说，原始时代的图腾嵩拜及其祭祀式仪式这类歌舞活动，都是出自武术功利动机的，由巫师装扮神灵进行表演，具目的是通过女先神，而获得神灵保佑，行避祸害。
后来，当演员代替了巫师，由娱神转向娱人类时，巫术仪式就转化成为戏剧表演，这一过程大约发生在西周时期，周影开始有职业演员“优伶“。以表演歌舞，调笑逗乐和诙谐为主。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非优优孟留下了”优孟衣冠“的故事，这时的优人表演已经开始具有扮演人物和对生活中的事件加以提炼，漫画的特点。
汉代随着经济的繁荣极丝绸之路开辟带来的多民族艺术的交流，出现了“百戏“的繁荣局面。百戏是各种技艺歌舞的总称，其中特别应当给予注意的是角抵戏。这种夹杂歌舞表演的百戏形式一直延续下来，至南北朝时又出现了《踏摇娘》《兰陵王》等剧目。至唐代又产生了“参军”戏极“拔头”。参军戏以滑稽问答为主；有参军和苍鹘两个角色，用来嘲讽赃官，后来演化为一种普通的戏剧表演形式。
宋代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适应市民口味的文化娱乐形式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专供演出的固定场所“瓦舍”“勾栏”极职业演艺人员，并在继承唐代参军戏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戏剧的初步形式杂剧，在唐代变文的基础上发展出诛宫调。杂剧分艳段，正杂剧，杂段三部分演出。艳段类似话本的活本；正杂剧演出完整故事，杂剧则为调笑性质的段子。演员扩充四五个角色。而当时在全国则出现了院本这种与杂剧分庭抗礼的戏剧的形式。全国院本最有名的就是董解元的《西厢记诛宫调》，又称《董西厢》。
散曲是元代配乐演唱的一种新的抒情诗体，其言乐曲词乐，壮方民间俗乐和少数民族音乐融合汇而来，其文学体式主要由唐宋词小令，宋金时唱赚和诸宫调衍变而来。形式分为小令和套数（套曲）两大类。散曲题材广泛，讥时、嫉俗、叹老、嗟贪、即景、咏史、归隐、风月情事，无不涉及。作为通俗文学，散曲在语言表达上从不吞吞吐吐，隐约其词，而是大胆裎露，曲尽情怀，在思想追求和审美境界方面，散曲打破儒家道统的严格束缚，大胆书抒发人的个性和欲求，并在雅致或俚俗的不同方面皆作了可喜的探索。
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以关汉卿、马致远为代表。中后期以张可久、乔吉为代表；马致远、王实甫、白朴为后者的代表。
元代杂剧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的大事。元杂剧吸收了北方多种词曲和表演艺术（特别是金院本和诸宫调）发展而成。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它把文学、表演、宾白、舞蹈、演奏、歌唱融为一体，以高度的社会历史价值，雅俗共赏的审美特点和稳定完备的形式体制，开辟了我国戏曲的黄金时代。“以歌舞演故事”，是屹立与于世界之林的中国戏曲的最基本特点，而这种特色早在800年前的元杂剧时代就具备了。剧本主要由曲词和宾白组成，一般是一本四折演出一完整故事，有的还有楔子，每折限用同一宫调曲牌组成的曲子，元杂剧最重要的作家为“元曲四大家”加上王实甫。四大家指的是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和白朴。马致远的代表作有《汉宫秋》和一系列神仙道化剧。郑光祖的代表作有《倩女离魂》等，白朴的代表作有《梧桐雨》和《墙头马上》 。
关汉卿是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前期剧坛的领袖。所作杂剧已知的六十余种。《永乐大典》记载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又有人形容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足见其威望和影响。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分别塑造了窦娥、赵盼儿、谭记儿、关云长等深刻饱满的人物形象。
在《窦娥冤》中，关汉卿以他“一空依傍”之笔，塑造了窦娥的不朽形象。窦娥这个柔弱善良，完全安于命运白摆布的中国底层社会女性，居然不见容于封建社会而含冤被杀。这不能不使读者观众受到悲剧力量的强大冲击和震撼。
王实甫是一位与关汉卿一样熟悉勾栏生涯、风华绝代的才子，他的代表作《西厢记》以宏博的篇幅，巧妙的构思，严谨的结构和神韵飞扬的形象，表达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主题，赢得无数人的喜爱。剧中人莺莺、红娘、张生、老夫人、一个个栩栩如生，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全剧语言典雅清丽、诗意浓郁，琅琅上口，无与伦比。在关目的安排上，一气呵成地写成五本二十一折的鸿篇巨制，开创了以多本杂剧连续演一个故事的先河。因此，《西厢记》被后来评论家视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创造出一剧在舞台上被百年盛演不衰的奇迹。
到了元末，杂剧趋于衰落，而早在南宋就已经出现的南戏却异军突起，出现了高明的《琵琶记》和“荆、刘、拜、杀”四大南戏剧目（荆钗记、刘之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出家喻户晓的戏剧。到了明代，继承南戏某些特点，又吸收了元代杂剧北基础上形成的戏曲形式，明传奇取代了杂剧的主导地位。
到了明代中后期，产生了杰出的戏剧家汤显祖。汤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一剧，是我国罕见的浪漫主义悲喜剧杰作。他描写女主人公杜丽娘“一灵咬住”，生死不予 ，生可以死，死可以生，起四还魂，终于冲决礼教罗网，与刘梦梅夫妇的人生历程和崇高追求，表达作家追求个性解放，“一性格理”，“甘为情敌”的崭新时代理念。全剧以新颖的构思，深刻的主题，细腻的性格描写，瑰奇的艺术境界，美不胜收的辞采，展现了富有启蒙精神的一代艺术巨匠汤显祖的宝贵四项成就和艺术贡献。
清代的戏曲创作也有收获。“南洪北孔”的出现表明清代传奇创作的高潮的到来。“南洪北孔”的出现表明清代传奇创作高潮的到来。南洪指南方的洪升，其代表作是《长生殿》，北孔指孔尚任，其代表作是《桃花扇》。嗣后，“雅部（昆曲等剧种）”衰落，“花部”（地方剧种）兴起，标志近代的京剧和三百余种地方戏将要登台成为中国戏剧的主力军了。
第五节 志怪志人 载实载虚：小说的发展
与诗歌相比，中国的小说在古代文坛上的地位明显逊色，不仅成熟时间晚，而且长期受到岐视和排斥，在文坛的边缘苦苦挣扎。小说为争取生存和发展一直没有停止过。明代以前，小说基本上是在争取生存的权利；明代以后，小说为争取重视和取得文坛盟主地位而奋斗，但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学传入才有改观。
从语体上说，中国小说又可分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这两大系统既各有独立平行地发展演进，又有交叉和相互渗透。而从总体发展来说，它们是相递的发展趋势。初期文言小说属于贵族沙龙文学，作者和读者都局限于文人合士大夫中间，这在魏晋南北朝和唐朝时期是很突出的，但从宋代开始逐渐俗化，作者多变成下乘文人，读者面也渐渐扩大到下层民众，至蒲松龄著《聊斋志异》，则标志已完全走向民间了。而本来出自民间的白话小说却逐渐雅化起来，由宋元时代出身寒微卑贱的艺人讲绘了广大俗众余的话本，一跃而城士大夫的案头读物，得到它们的击节赞赏，并且作者也一变而成出身于诗礼传家的官宦或骚雅文士。小说的传播方式也由将给听总听，转为作者写出后，由读者去阅读，但这种小说的叙述模式和结构方式。
从艺术源源沙锅内说，中国小说的萌芽状态可以追溯到远古神话。但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性和史学观念的发达，以及秦儒学精神旗帜的高扬，使中国深化在流传中大量散失，特别是过早是史学化倾向曾给深化带来毁灭性打击。虽然如此，古希腊深化所拥有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深化，大洪水极其灾难神话，救世神话，明星展之类的自然神话，文化发明创造神话，英雄神话等，中国神话体系，中也大体具备，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极挂黄土造人，夸父追月。公公怒触不周山，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嫦峨奔月，禹瞬治水，黄帝蚩尤大战，炎黄之争，刑天舞干戚，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和发明农业，仓 造字而神鬼惊，以及屐大小足迹而怀孕的延女感生神话等。这些美丽动人的神话也在后世之大流传，脍炙人口。马克思曾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 库，而且是它的土壤。”中国神话同样如此，它同样浇灌和抚育了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丰富的养料，即使在几千年以后的文学作品也可依稀看到远古神话的影子。
但古代神话传说极史传故事知识具备一些小说因素，或者说是 小说前身，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的兴起才真正粗具小说规模。其标志就是它们由以前的写事为主转向写人极其性格特点为主，人确立了在小说中的主体地位。这也是文言小说的第一高峰。
晋代于宝的《搜神记》和南转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分别是两部代表作。前者写生神灵鬼怪及其妖异怪诞为主，后者以记载人物的琐真逸事为主。而从艺术文化角度来看，志怪小说要比志人小说更具有价值，具备更多的小说因素。
唐代传奇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已经趋成熟。唐代传奇永元辅志怪小说的余绪发展而来，是志怪小说创新变异，它们与志怪小说的最大差别是洗去了其穿教神话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消遣娱乐印记。它们是文言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代表着早期文言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些作品用文言写成，内容搜奇记逸。文学婉转华艳。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们经历了三大阶段，既从神怪，恋爱到豪使的三段，而这代表着三种类型。代表作品有《秋中记》《南柯太宇传》《霍小玉传》《李娃传》、《长恨歌传》《虬髯客传。等等。
到宋代出现了话本小说，话本小说导源与唐代的佛教讲经机器“俗讲”活动，后来民间艺术人借来讲史或演说时事等。这种说书人的底本，就成了话本小说。受说书口头文学影响，话本小说的叙述方式也多为讲叙式的，即摹拟说书人的 口吻，由说书人来讲叙故事，从而在读者和故事之间横搁着一为讲故事的人，使读者始终感受叙述人的存在，而叙述人还时常中断故事情节发展，脱启开故事虚构语境，直接对作品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和故事情节加以评论说明。它的另一显著特征是一篇故事包括“人话”和“正话”和“收场话”三部分。人话在故事开头，起导引故事的作用，它可以是一首诗或一则小故事，以小故事为人话的通常又称“得胜头四”，属附加内容。
明代出现了文人模仿民间话本而作的案头文学------“拟话本”。著名的“拟话本集”有三言，二拍，一型“（冯梦龙所作〈喻世名言〉、〈警世同言〉〈醒世同言〉，淋梦初所作〈初刻拍案惊奇〉〈正刻拍案惊奇〉，陆人龙所作〈型古言〉）。话本和拟话本是市民时代的阐扬，其共同特点是语言质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这就为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文学成就最高的小说作品有章回体白话长篇小说〈〈三过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和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等。
第六节 天高地炯：古代文学的宏观把握
学习中国文学，一方面需要从具体、微观处入手，另一方面又要拓宽视野，采用多视角观察和宏观把握的方法。一下提示的几点，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文学特质及其演变规律：
（一）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分支。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因此，文学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决定了文学的形态。而且，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也取决于人们采用什么样的文化观、审美观。举例而言，屈原辞赋诞育于信鬼而好祠，响彻南风楚音的楚国“巫文化”环境，我们只有对“巫文化”有较深切的认识，才能懂得屈原辞赋的真正价值；诗三百中第一首《关雎》在我们看来是描写恋爱或祝贺新婚的作品，是“千古第一首”，但《毛诗序》却认为《关 》颂扬的是后 之德，两千年来《诗经》旗帜高涨，被奉为神圣经典，这与儒家道统竭力倡行礼乐教化有极大的关系，历代有开科取士的制度，士人为了应试便 之若鹭争写试贴诗和八股文，这在当时被认为具有重大的价值，但今天视之，乃是思想被严重束缚统制的结果，绝大部分试贴诗和八股文不还是文化垃圾而已。
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文学亦然。世界上只有归属预某种特定
文化的文学。离开了文化视角，便难以把握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风貌。
（二）重视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与西方人特别注重视觉审美大异其趣，千百年来中国人相对注重听觉功夫。由此则升发出一种文学现象，音乐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主脉。或者说，中国文学依音乐文学为正宗
文学史的事实高我们，历代作品多为演唱或演出的文本，“饥者歌其
食，劳者歌其事”是历时最久远的文学创作主张，《易经》爻辞中保留下来的民谣，应是最早的民间歌唱文学；《诗之百篇》每一首都是乐歌；《楚辞》中部但“九歌用于 神表演和歌舞，即使“离骚”也是能唱的（否则以有“乱”辞）
某些汉赋（如《西经赋》等），可资搬演；汉代民间乐府是采集而来的
歌词；南北朝民歌回于地北天南；唐人演唱或自歌诗章乃一代风气；唐宋词更是用于酒筵歌席的歌词；至于金院本、元杂剧、元明散曲、明清民歌、明清传奇、弹词小说，哪一种不是用于演唱或扮演的呢？如果不伴以音乐，抽去演唱，不系乎喉吻，那么，几千年传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学恐怕再也剩不了多少了。
因此， 在学习古代文学时，我们应多多留意文学与音乐早已联姻的历史事实，并思考总结其中的道理。
(三）重视雅俗互动和混融的关系
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雅文学与俗字学互相带动和促进的历史.最早的文学来自”饥者””劳者””巫者”之流,那时雅俗混融的时代,无所谓雅俗之分,因为专业的文人雅士尚未出现.后来有了士大夫,有了辞赋家,有了汉大赋,骈俪问,宫体诗,雅文学不可一世起来.这是从先秦到南北朝的情形.初唐之世,一批来自下层的文士将文学有案头,由宫廷引向社会,引向江山塞漠,深入浅出,易于吟唱的唐诗走文学舞台,宫傧,妄妇,牛童,马走.引本卖降者流都能参与欣赏,诗歌有深厚的民众基础,时光推移到晚唐和宋代,诗文又雅了起来,不是便有了民间曲子(以敦煌曲子词和刘永词为标志).有了句栏互舍里为市民举办的演出(以宋杂居,南戏,金院本为标志),有了宋代的讲史和平话.词到南宋,不但进一步雅起来,而且雅到了极点,以至宋词随着亡国而骤然衰歇.于是,遂有通俗的元代散曲和杂剧来求文其雅,元曲遂成一代之文学.明清之世,文学上雅俗混融,一方面文人诗与词曲仍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通俗的民歌、传奇、小说“花都”（地方戏曲）大行其道。一直演化到现代，文学仍在雅与俗两极之间摆动，有时东风压了西风，有时西风压了东风，有时互相混融。总之，文学始终在雅俗二者之间相互动和相互促进中，生存下来，发展下去。
（四） 注意不同文体的消长与更替过程
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体互替史，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发生，
发展，繁荣兴盛与衰落的演变过程，而整个文学史就是问题之间盛衰消长的过程。一部中国文学史贯穿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历代散文的更替，一种问题在一个时代发展到顶峰，后来的时代则发展出另一问题来替代或超越之。而各个时代的文学之间又存在着继承，因袭的关系，上一时代的萌芽幼苗，到下一时代往上已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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