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

以想象的江湖世界为表现空间，以凭借武技、仗义行侠的侠客为主要表现对象，凸显作者对侠义认知的小说流派。清末民初，受梁启超等人倡导中国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武术重新被重视，以文言武的武侠小说盛行，众多作家创作出一大批此类小说，被称为“旧派武侠小说”。近代武侠小说经历了从20世纪初作为启智工具到20年代承载娱乐功能，到30年代末向文学性回归的发展趋向。代表作有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赵焕亭《奇侠精忠全传》、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宫白羽《十二金钱镖》、王度庐《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郑证因《鹰爪王》、朱贞木《七杀碑》等。

武侠小说游走于现实与想象之间，建构或凸显现实纷扰，或彰显超然想象的文学世界。武侠小说作家们生逢乱世，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的不稳定、信仰的颠覆与重建等使其产生改变或脱离现状的想法，融以自我思想、文化素养，便建构起风格特异的武侠世界——或如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等关注现世，借史实映衬现实，在现实基础上展开想象，表现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和爱国内蕴；或如还珠楼主超越现世，向往仙境，依托客观景观与传统文化积淀，构架理想仙界，投注自我哲思。由此形成入世武侠小说和出世武侠小说两大分支流派。

向恺然、赵焕亭是入世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其创作首先借武侠故事凸显现实。无论是《江湖奇侠传》表现争夺田地，还是《奇侠精忠全传》借历史表现民族矛盾，均有现实基础。其次，小说借武侠表现民俗。各种风俗的展示，不仅成为侠客的成长环境，展示区域文化的魅力，而且建构了神秘的叙事氛围。再次，小说借武侠阐释哲理。入世武侠小说时常在小说中插入对自然、人生的感悟，使读者与作者一起透视现实、解悟哲理。最后，向恺然的武侠小说还有鲜明的中西文化比较意识。《近代侠义英雄传》不仅有中西拳术的对比，更有对中西医术为代表的文化比较。

还珠楼主以“蜀山”为核心建构的“蜀山系列”，是出世武侠小说的代表。他的小说世界具有多重内蕴：从表层看，无非是正派“剑仙”与旁门左道、魔道的一系列斗争。一方面描摹正邪势不两立的现实世相，使其小说具有相当可信的现实基础；一方面也叙述正邪之间能够转化，只要本性不灭，在剑仙帮助下，那些误入邪途的年轻侠客尚有光明未来。希望超越劫难、保护生命的愿望，使这类小说在魔幻迷离的意境中充盈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之所以能够建构起如此深刻的小说内涵，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读和打通彼此界域为己所用有关。还珠楼主对于儒家入世观颇有体会，认同其济世行善、修身齐家的理念，因此，笔下剑仙多律己、除恶，救危解困。对于佛教文化，他取其苦修自身、超越苦难的理念，强调修炼中对磨难的淡然与对目标的信仰，因此，其笔下人物多经几世轮回，方能得道。对于道家文化，作家最是向往，也是其小说文化内蕴的主要构成，剑仙所学所修，多是内家功法，即道家气功和法术。

武侠小说的叙事特征亦具有独特之处。其一是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尤其是公案小说、侠义小说等流派的艺术特长，通过设计连环套式的叙事链条，使情节生动曲折，增加了小说的叙事魅力。其二，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独特。无论是向恺然笔下的侠客们，还是赵焕亭小说中的历史人物，或是还珠楼主塑造的剑仙们，均个性鲜明，令人难忘。即便是霍元甲、王五等真实人物，也糅合时代风云、传奇武功和绝异品质，真实可信。其三是想象奇特，意象骇人。旧派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摆脱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束缚，凭借修炼的法术意念即可斩杀敌人。平江不肖生能够糅合传奇、民俗、武技为一体，建构神秘的文学世界；赵焕亭则还原历史场景，通过奇异的苗疆风情、诡异的人物心理凸显其想象力；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更得力于凸显出其非凡的想象力，无论是仙界、山野，还是海洋、湖底，均成为其施展想象的载体，即便是剑仙、邪魔手中的兵器，也具有想象奇特的特征。其四是成熟雅驯的语言。相对于新文学语言的欧化倾向，武侠小说继承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特长，融会近代社会新出现的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既非古奥难解的文言，亦非欧化不顺的语句，而是糅合传统书面语的文雅和近代白话语的晓畅，叙事语言更为成熟。尤其是还珠楼主，糅合文言、白话于一体，形成简洁、雅致的语言，文学品位颇高。

旧派武侠小说建构的“江湖世界”，对于战乱频仍的现实世界而言，是反衬，是超越，更是象征。在充满暴力、不平的世界里，人们渴望侠客们能够仗剑行侠、除暴安良，更留恋那远超现实、空灵美妙的想象世界。正是近代武侠小说家的努力，实现了中国小说叙事从“义侠”向“武侠”的转换，并开始注入作家的国家意识和人道情怀。正是对武侠小说内蕴的置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整合，武侠小说家才能营造武侠小说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