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1896年7月生，湖北十堰人。1916年考入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开始关心政治。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被捕入狱，关押7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期间，他担任狱中党支部学习干事，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出狱后到山西工作。1940年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为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布）党史》。1942年2月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1945年2月起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8月兼二部主任。1945年11月带领中央党校数百名干部、学员赴东北。1946年1月留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1948年11月至1965年9月先后任中央马列学院教育长、副院长、院长，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1955年获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92年8月去世。如果从1942年2月在北方局党校任职算起，他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事业。
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现实问题
重视研究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在杨献珍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担任北方局秘书长期间，他对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政权建设、文化工作、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种深入研究也体现在他的党校教学中，他针对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大力宣传唯物辩证法，在学员和干部中开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提高他们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水平。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党性认识、整风运动、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等问题上有一些深刻见解，写下不少有影响的文章。尤其是，他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武器去观察和分析，对思想理论界争论较多的哲学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他的代表性著作有《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性》等。
党的八大前后，对于如何认识我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理论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杨献珍参与到一些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第一场争论是关于如何理解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第二场争论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第三场争论即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文化大革命”期间，杨献珍受到错误的批判和迫害。1978年，得到平反。
提出党校教学方针，加强教学干部培养
1948年7月，中央决定创办高级党校，名为马列学院。杨献珍任教育长。同年12月14日，刘少奇到马列学院对第一班学员作讲话，指出：“我们要提高党的干部的理论水平，使各方面比较负责的干部具有或多少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就是要使一些负责干部有时间、有机会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多或少具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再回到工作中去，把工作做得更好。”
1953年是马列学院各项工作全面发展的一年，中央任命杨献珍为副院长。他总结了马列学院开办4年多的经验，在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基础上，对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及若干年内的发展前景都做了深入研究，于5月23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正式上报《关于马列学院的教学任务、教学方针、组织机构、组织领导及党务工作的报告》，第一次提出“十六字教学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1956年经中宣部报请中央决定改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
杨献珍希望马列学院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以延安整风的精神学习理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通过执行“十六字教学方针”，充分发挥学员潜在的思想能力和政治经验，在中心课程和关键问题上，给以较充分的时间，使之集中精力，深入钻研，反复思考，最终将理论有效运用于实际工作当中。1953年8月，中组部作出《关于加强党校工作的决定》，规定党校的教学方针必须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个文件经过中宣部召开的各中央局理论处长座谈会讨论后发至全国，于是“十六字教学方针”也就成了全国党校的教学方针。这是杨献珍为党校事业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因此，杨献珍在中央高级党校改名之初最重视的一项工作就是建好教师队伍。1956年2月，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在杨献珍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教学干部和教研室的建设。
正确树立培养教学干部的目标。他在中央高级党校第二次党代会的闭幕式上作会议总结时指出，在教学中应该解决这样两个问题：一、在讲课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二、反过来，如何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高度上来认识。
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杨献珍认为，党校的科研工作与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单位不同，不能脱离教学，必须实行“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科研为教学服务”的方针，各教研室担负教学任务的同志应该把有计划地阅读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写出有创造性的讲稿作为研究的主要形式，以研究的成效推动教学力量的增长。
建立学衔制度。这是建立一支坚强的教学队伍、使教学人员安心工作的有力手段，促进了教员专注于学术研究、树立起理论教学工作的事业理想。
密切联系实际培养教员。1956年9月，杨献珍出席党的八大，他深刻感到，党的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同样也是党校教学中的主要课题。经校党委会讨论后，他布置各部班学员集中学习党的八大文件，要求各教研室以学习党的八大文件为中心，结合教学业务进行科学研究，通过制定科研规划、确定研究专题，召开理论讨论会或座谈会等，营造浓厚的科学研究氛围。
因材培养。对于那些理论基础较好、讲课受欢迎的人给予重担，比如推荐给中央负责同志兼任秘书，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写重要文章，到外单位作学术报告等。对于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要求他们加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特别是加强实际工作锻炼，鼓励他们到基层作调查研究。
加强教研室建设。杨献珍明确，教研室主管本门学科的全部教学工作，包括制定并实施教学计划、编写教学提纲、检查了解学员学习情况、考试、总结等，实行专业专管的责任制度；负责本门学科教学过程中的思想工作，及时了解学员思想情况；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他还把哲学课作为体现教研室建设的试验田，亲自带领哲学教研室的教师围绕教学方针进行教学总结，让大家通过这种方式积累教学经验，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果。
倾心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杨献珍曾在回忆他在北方局党校授课时的场景说：我没有什么治学经验，只不过读书比较认真罢了。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读书更要认真。不懂就是不懂，不可装懂。虽然他有着丰富的教学工作经验并且熟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但他仍然保持如履如临的态度对待备课，总是要从头学起、从头准备，甚至在那样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搜集了十几本《列宁选集》，作为备课的重要参考。梳理他过去的大量文稿和讲话，其中有很多思想闪光点。
“自己学会点石成金的本领”——1948年冬，杨献珍给马列学院的学员授课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长着一个神仙指头，能够点石成金。一天，他向朋友说，我可以把你所喜欢的东西给你点成金子。他的朋友摇摇头说，我别的不要，我只想要你那个指头。因为我有了你那个指头，我自己就会点石成金了。杨献珍借这个故事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要克服教条主义错误，自己通过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会点石成金的本领，这样，当遇到任何新的具体实际问题、书本上没有学过的问题，才能独立地分析、处理、解决。
“有的放矢”——“矢”就是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那时候，一些学员轻视理论，觉得离自己的工作太远，甚至觉得学哲学神秘得很，是少数人的事。杨献珍批评这种观点认识，一针见血地说，怕学习思想方法，是没有“矢”；不知实际何在，是没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斗争武器，是老老实实地讲道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道理，没有丝毫神秘之处。学员要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有的放矢”。在马列学院期间，杨献珍还指导学员党支部办了一份墙报，名字就叫《有的放矢》，成为开展思想讨论、练习写文章的重要场所，推动学习前进的有力工具，从开学到1948年底的一个多月就出了6期，投稿学员相当于全体学员的二分之一。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就是“钻进去”“走出来”。对于有的同志反映经典著作不易读懂的问题，杨献珍说，只要肯钻，没有钻不进去的。他强调，学习要自觉注意客观性、全面性、深刻性，探求问题本质。钻问题不要钻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也不要光钻不出，那就会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参考材料不要光到图书馆去找，还应当到实际生活中去找。哲学中的抽象道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抽取出来的，抽象的东西不易懂，但一参考实际生活，就是说把抽象的道理再返回实际生活，就好懂了。
还有一次，在谈到党风问题时，他激动地说：一个党有一个好的作风是完全必要的。古人有一句话叫作“春风风人”。在这里，前一个“风”是名词，意思是春风，后一个“风”是动词，作“吹”讲。好的党风就像春风一样，给人以温暖，可以密切党群之间的关系。恰在此时，窗外雪花纷扬，他幽默地说：春风吹来了，这雪花不等落地就会化掉的。你们把这个问题研究好。它也会变成融化雪花的春风，起到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的作用。
诚挚宽厚，关心后辈
他在党校职位虽高，但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总是和学员、干部们吃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1946年9月，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在国民党进攻下被迫撤离，学员们开始漫长的跋涉，一路上，由于没有固定的教室，上课往往就在露天的空地上，北方的深秋就已经冷得刺骨，杨献珍也总是在逼人的寒风中讲课，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当时党校给杨献珍配了一匹马，但他始终不肯骑坐，要么让给病号，要么为学员们驮行李。后来党校（马列学院）正规化以后，他每天在校内散步时遇见学员，也总是亲切地问长问短，谈天说地。
杨献珍非常关心后辈，厚爱有加。他晚年收到很多来信，其中不少是年轻人，他往往倾囊相授，不仅充分答疑释惑，而且对那些经济困难、无力买书的青年，也都慷慨相送。有一次，一位青年在信中向他讨教做学问之道，他回信说：做学问，锲而不舍的精神是要坚持的，但不要绝对化，孔子有一句话，叫作“多闻阙疑”，可用来补充“锲而不舍”，这就是辩证法。所阙之“疑”，在读书过程中，说不定哪一天会遇到解释，那时问题就会解决。
（责编：吴雨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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