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本名王士禛，后来因避雍正“禛”的讳，所以改为王士祯，他的这个名字很容易同前朝的“后七子”之一，也是被认定为《金瓶梅》作者的王世贞混为一谈，所以，还是用王士祯的号“渔洋”来称呼为好，这样方不得混淆。
王渔洋的名头自来响亮，只要是读过几本书之人，大多知道其名，但他究竟的成就何在，名何以来，其实，如我这般一头雾水之人，当不在少数。
钱谦益一直是执明末至清初诗坛牛耳，后来更因为他的如夫人柳如是的传奇，而被后人所熟知，自他过世后，清初诗坛就是这王渔洋为盟主了，但是，现在极少有人能背出他的一首诗或看过他哪篇文，这个却也是怪事了。
其实也不奇怪，历来诗为唐，词为宋，后世再牛的诗人，名头再大，俱为陪衬，偶有几位因政治需要奉将出来应景之人，也仅是只言片语而已，可以说，自宋以后，无论诗坛还词林，都一片地寂寞，写作者不少，可惜精品再多，识得之人也是寥寥。
王渔洋，名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即今淄博桓台人，顺治年进士出身，初授扬州推官，后转翰林，受康熙赏识，一路升迁，官至刑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后以“瞻循”罪被革职归里，年78岁卒，谥号“文简”。
王士祯以诗文为一代宗师，其诗标举神韵，清新俊逸，又因提倡“神韵说”而蜚声诗坛，其散文及词也很出色；各体兼长，尤工七律，在当时与大名士朱彝尊齐名，时称“朱王”。
在桓台县，有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牌坊，历四百年依然屹立如新，上有大书法家董其昌所写“四世宫保”四个大字，这是明朝皇帝为嘉奖桓台王氏家族，连续四代俱官至太子太保之高位而颁旨敕建。
我是不知其他地方是否有这样的牌坊，或历史上是否有这样四代显赫身世的家族，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的话，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科甲蝉联，簪缨不绝的大官僚世家。
即使那三国时的袁绍袁本初，不过也只能顶着“四世三公”之名，而这王家可是“四世四公”呐；当时所谓“海内族姓之贵者，莫最于王氏”，而王渔洋正是出身在这样一个浸透着书香的显赫家族中。
在这样的家族中，那文采定是了得，他是六岁入学，八岁能诗，十五岁就有诗文集出版，这也是家底厚，有这实力，不过也能看出他很早就显示出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接下来的科举之路上，他一路势如破竹，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继而冲击乡试，会试也都榜上有名，这时的他，志得意满，大有功名于我如探囊取物一般。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这是他在考进士前于济南时，召集诸多名士于大明湖举办“秋柳诗社”时所作，“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千余株，披拂水际，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首。”
这四首诗声韵悲凉，且同吟诵地大明湖相契，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若明若暗又似是而非的借景寓情，如诉大明覆亡之挽歌，遂立即引起众多遗民诗人的共鸣。
四首诗一出，当时“和者数百人”，四方传诵，“如朔鸿关笛，易引羁愁，读之良然”，这也使得王渔洋的诗名远播，大江南北和者益众，是他成为诗坛盟主的序曲。
但不知是何原因，他没有立即去参加殿试，三年后方又去补考方登进士第，年方24岁。
在兵部观政一年后，便去扬州当了推官，相当于地方审计局长和法院院长了吧，清时中进士后授推官之人多多，但一般都是些小地方，而王士祯却是去了这全国第一富的扬州，那可是朝廷格外地看重他了。
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
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
文章江左，烟月扬州，据他自己记载，他在任上的五年中，“完成钦部案八十三件”，除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外，他自己揽的分外之事当然就无数了，比如对那失修已久的红桥，他发起众人捐资进行修葺，使其成为扬州著名的景点，而上面的这首诗，正是他在完工后，和同道们一起赏玩时所作。
王渔洋在扬州的政绩是很不错的，他是主刑狱，因宽严适当，所判合律体人，事主认罪咸服，族无株连之苦，遂僚属惊叹，士庶称绝。
他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官声很好，而且他还在公事之余，经常召集名士们聚会，诗歌唱和，为一时之盛，对推动扬州的文学创作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大才子吴伟业就赞赏道：“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
“绿杨城郭是扬州”，他官扬州五年，兴会无穷，赋诗上千首，颇得前辈名公的青睐，正是他在扬州这五年时间中，确立了他在清初诗坛的地位，并且因其业绩骄人而入京为官，这时的他可谓是名动天下，连康熙帝都不禁赞其为“博学善诗文”。
有皇帝的赏识，想不升官都没办法，于是，在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后，随即传谕“王士禛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随即转侍读，并入值南书房；成为有清以来由部曹改词臣的第一人。
接下来，礼部主事、国子监祭酒，左都御史，他一路地升迁，最后是一直做到了刑部尚书的高官，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无论在哪个部门为官，都严于律己，从不受赠馈；书载，“为户部侍郎七年，屏绝货贿，不名一钱”。
一生无降级罢官之事，这官做得可谓是顺风顺水，但在年逾古稀之时厄运来袭，因一桩很普通的案件，被指有徇顾私情之举，遂被革职回乡，遭遇到一生中的滑铁卢。
王渔洋自己最终是被罢官还乡，但这所谓“瞻循”之罪实在是牵强，他历律官数十年，这进退之事拿捏得最是稳当，如何会在一个普通案件上翻船，这真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其实，这里面是大有名堂，康熙帝活得够久，皇子有几十个，其立嗣之事亦千转百廻，加上大清朝并不是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诸子争位，表面上亲密和谐，背地里却暗流涌动，杀机四伏。
胤礽是最早被立为太子之人，然后来是几经废立，最终是无缘大宝，而他亦是个诗词发烧友，同王渔洋自然交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欢聚，诗酒唱和，此事被康熙得知，被认为是犯了臣子的大忌，便借题发挥，找了个借口将其罢黜，以此来警示其他臣子，不得同皇子们结党。
对康熙的所作所为，王渔洋是心知肚明，他倒也看得开，“以微罪被贬，于愿足矣”，他随身唯“图书数麓，万首诗”，行装简陋，两袖清风地踏上了返乡之路。
罢官后的他获得了难得的轻松时光，“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在故乡七年中，他尽享故乡的大好山水，这对于长期身陷京城的他是又是一番天地，他的很多散文，都是在家乡的湖光山色中写就的。
另一方面，他潜心整理自己的著述，即使他后来重病在床时，依然编辑不辍，口授给儿子，无一日懈怠，直至生命的火焰燃烬最后一点火星，就这样，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被罢官的六年后，这康熙突然有一天想起了他，特诏其复官，但是，此时的王士祯已近耄耋之年，实在是无法承旨，果然，第二年便去世了。
王渔洋为官数十年，正气清廉，洁已爱民；从政之余勤于著述，一生著作等身，康熙曾亲自将他的诗精选成集，定名为《御览集》以供自己随时翻阅，这更是将王渔洋视为引领当朝文学的风向，所以，他是有清一朝少见的文坛领袖兼政治家。
王氏家族之所以历朝显赫，是与其家教和历代传下的家风密切相关，王渔洋自是如此，他对子女的家教极严，在这方面，他写有《手镜录》一册，是为训戒后代的精典名作。
当时是他儿子被朝廷授官为政，王渔洋特作此集相赠，传之以“清、慎、勤”之准则，期其座右以铭，唯时不忘，所以，他的后人也承袭家风，处家居乡便谨言慎行，在外做官则洁己爱民，所以，王家极少遇到激风恶浪，历代均平稳立世。
著名文学和史学家赵翼在论康熙朝诗人时曾云：“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王渔洋的诗冲淡清远，韵味胜人，留传后世的诗作有四千余首，其诗论独树“神韵”说，亦是开一代诗派的宗匠。
他并不只有诗，他对当时异军突起的小说也是相当地重视，比如那写有《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就受到过他的赞赏和提携，也正是由于他“加评骘而还之”，使得《聊斋》当时便在民间流传甚广，只是可惜那蒲松龄考了一辈子都是白衣之身，所以自是无缘于官场。
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这是他写给蒲松龄的赠诗，他对于地位天差地别，一介穷秀才的书稿上，大书“王阮亭鉴定”几个大字，当然，这其中也有提携同乡之意，但却是收到了奇效。
连文坛领袖都首肯了，于是，各书坊竞相刊印，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推介，这“中国第一短篇”的命运，还真难预料了。
在王士祯的文集中，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文学和文艺体裁，比如书画，收藏，戏曲，史论等等，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一些当时正统文人不屑一顾的民歌和通俗文艺，他也给与了极大的关注，所以，王士祯在当时文坛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当得起文坛领袖的称号。
不过，王士祯的成就主要还是体现在诗歌上，《四库全书》赞誉为：“士祯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作为一位当时宗师级的人物，现在应该是没人能熟悉他的一首诗，至少作为普通诗词爱好者是这样，除了明清诗不太受人重视外，肯定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袁枚说得好，他说王士祯的诗“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
这其实就是说，他的诗太正统了，在长期儒家文化的浸润之下，再加上后来为官为政，在朝堂上呆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尽管一直强调神韵，却总是中板着一付面孔的良家妇人，当然也就不招人喜欢了。
袁枚是讲究“性灵说”，主张我手写我心，心不与形役，所以他是很看不起王士祯，认为其天性如此，可谓不可救药，王士祯“良家妇女”式的诗，如果“然稍放纵，不加检点，便蓬头垢面，风姿全无。”
这袁枚说话也够损，不过却如我们平常说的“话糙理不糙”，他这评价正是王士祯诗歌的缺憾，也就是说，缺少灵性，给人有一种距离感，所以，现在陷于这般尴尬的境地，也就可以理解了。
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
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艳景似残秋。
这是他《秦淮杂诗》中的一首，读他的诗吧，总有一种老气横秋的遗民之况味，此诗明显是沿用汤显祖《牡丹亭·游园惊梦》中“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炯波商船”的意境，说的是以乐景抒哀情。
全诗美则美已，但将“浓春”引向了“残秋”，读来总有些让人压抑的感觉，读之满纸苍凉，真有些令人“肠断”；也许正因为是这样的情愫，赢得了故国耆老们的赞赏，也是袁大才子说他少灵性的由来吧。
然而，他的诗也并不是都是这样浓郁，他也有一些被前人誉为“清新俊逸”的作品，比如这首《真州绝句》。
江干多是钓人居，柳陌菱塘一带疏；
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
这首诗读来就很清新可人，一派地闲适安宁，满满的恬淡愉悦之感，目之所见，信手拈来，可以说是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最妥帖的展现，故而后人评价说：“四句色色俱精，一气呵成，如天造地设，所谓运斤成风，欲求斧凿之痕，了不可得。”
尽管后人对他的诗作评价是见仁见智，对他的批评历朝亦不绝于耳，且不说前朝的袁枚，即使本朝的国学大师钱钟书就很不待见他，他说：“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所以讥他为“一鳞半爪，不是真龙”。
但他作为一位清初之际的大名士，为政时能做到政绩卓著，正身庙堂，民众景仰；为民时能做到廉洁奉公，诗书传家，泽被乡里；为诗时能鸣响海内，开宗立派，领袖文坛，这样的人格魅力，观历朝历代，能有几人？
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成于诗歌亦败于诗歌，他因诗歌而闻名，以诗歌上达天庭，以诗歌铺就了一条为官的坦途，但，最后却因诗歌被冠以莫须有之罪而罢黜回乡，我想，当王渔洋在回乡颠簸的车上，回顾自己这一生时，也许是仰天一声叹！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诗歌，要我看，他就不应该从政为官，好好地在乡在野，写诗娱情，也许人生也会绽放出另一番别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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