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当上海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际，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它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一起被强辟为通商口岸。至于上海因何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觊觎，其中有个秘密；而一些早期马路的变迁，则显现了上海开埠后的“脚印”……
吴淞口出现间谍船
壹
英国从清代乾隆年间起，屡次遣使来华提出开辟通商口岸，均未涉及上海；为何到鸦片战争时，却盯住申城？要解开这个谜，得从“阿美士德”号谈起。
1832年2月26日，一艘大型西洋帆船自澳门启碇，鬼鬼祟祟地顺着中国海岸线北上，此即“阿美士德”号。那时，英国因要求增辟通商口岸未果，想用武力来改变清廷的态度，但苦于不了解对方沿海地形、港口深浅、防卫设施，所以便由东印度公司派出了这艘间谍船。
“阿美士德”号伪装成“乘风漂至”的迷航商船，实际却配有多种先进的军事装备。它的指挥者并非船长礼士，而是原广州英国商馆职员林赛（化名胡夏米），及其重要助手郭士立（化名郭甲利），两人皆“略晓汉语，粗识汉字”。林赛一伙采取威胁、硬顶的手段，经过厦门、福州、宁波，于6月20日将船驶进长江。第二天，他们在吴淞口附近换乘小艇，强行闯入黄浦江，从上海县城东门外登岸，随即向上海道台衙门递交“希望得到中国北部港口直接贸易”的禀帖。上海道台衙门断然拒绝，并勒令“即速开船，遵照旧例回粤贸易”。然而，他们借故拖延，加紧绘制海图、测量航道、察看要塞，不择手段地搜集经济情报，甚至还游历崇明岛。直到7月8日，他们才悄悄离去，继续朝北行驶……
“阿美士德”号返航后，林赛在撰写的报告中说：“上海事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过去竟未曾引起相当的注意”。郭士立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日志》则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尤其是中国中部诸省的大门”。
由于林赛和郭士立的介绍，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开始觊觎上海这个“黄金口岸”。
洋泾浜与“露天通事”
贰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在屈辱中开埠。昔日，在黄浦江西岸有一条名为洋泾浜的支流，长约两公里，宽不足20米。清代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洋泾浜东引黄浦江水经八仙桥西流，北通寺浜（今慈溪路、重庆北路一线）、宋家浜（今苏州河），西通北长浜（今延安中路），西南通周泾（今西藏南路）。它虽是一条不起眼的小河浜，却四通八达。
洋泾浜一带，原先分布着几家旧式木船行，大片农田里种植水稻和棉花。鸦片战争后，洋泾浜与“洋”有了不解之缘。1845年11月，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经过强行要求,迫使上海道台宫慕久同意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今北京东路外滩一带）以南、黄浦江以西（北界未作说明）的滩地，供英商建房居留；1848年8月，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看中洋泾浜和上海县城（今中华路、人民路环线内）间的一片空地，也不断软硬兼施，迫使上海道台麟桂于翌年4月同意将它作为法侨居留地，于是最初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形成。从此，原先默默无闻的洋泾浜名气大噪，成为颇受瞩目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之界河；“洋泾浜”（或“洋泾”）一词一度被用作上海租界代称。王韬在1875年刊印的《瀛壖杂志》中说：“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其间巨桥峻关，华楼彩辂，天魔赌艳，海马扬尘，琪花弄妍，翠鸟啼暮，以及假手制造之具，悦耳药曼之音，淫思巧构，靡物不奇。”
由于交通的发展，洋泾浜畔逐渐形成两条小街，南岸称孔子路、北岸称松江路（今皆融入延安东路）。浜上陆续架起八座桥，分别为外洋泾桥、二洋泾桥、三洋泾桥、三茅阁桥、带钩桥、郑家木桥、东新桥和西新桥。该地段商铺、酒家、茶楼、烟馆林立，西人纷至沓来。于是，“露天通事”应运而生。当年，懂外语者被唤作通事，游荡于马路的蹩脚翻译则被讥为“露天通事”。随着大批从事经济掠夺的外商涌入，在没有共同语言又急于交流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商业英语”，西人称为“别琴英语”（pidgin English），华人叫做“洋泾浜英语”；其特点是以当地母语为主，夹杂许多英语词汇，属不同语言人群交流的混合语言。“露天通事”一般在洋行打过工，稍谙一些英语词汇，但读音不准、语法不通，西人听了勉强可意会。随着“十里洋场”的畸形繁华，“洋泾浜英语”曾大行其道。“露天通事”起先仅30余名，最兴旺时达200余名；“洋泾浜英语”的单词，大约700个，后来由于教授英语的正规学校纷纷开办和大批留学生回归，“露天通事”慢慢匿迹。
1914年，因洋泾浜已污秽不堪,上海租界当局开始实施填浜，修筑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从派克弄到南京路
叁
鸦片战争前，今南京东路从外滩到河南中路段只是一条东西向的田间小道。开埠后，一些洋商发现了它，觉得可以用来跑马。随着马蹄声响起，它逐渐被整平加宽。附近居民见西人常在此跑马，遂称之为“马路”。
1848年，西人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交汇处西北面圈占农田八十余亩建第一个跑马场，附设滚木球场、英式墙手球场，因内植花木而叫做“花园”(俗称抛球场)；1850年,又组织跑马总会（Race Club），并举行比赛。从1851年起，原先的“马路”正式被分段筑路，因它通“花园”，便叫做派克弄（Park Lane）或花园弄(Garden Lane),俗称大马路。跑马总会在经营三年后，趁地价上涨将花园卖掉，在今湖北路、北海路一带另建面积为一百七十余亩的第二个跑马场，派克弄也延伸到今浙江中路口。1862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使派克弄穿过第二个跑马场，推进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不久，再往西面静安寺方向修一条马路，定名静安寺路，也叫做涌泉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南京西路）。1863年，跑马总会再次以高价将地卖掉，开始在泥城浜西岸建面积为430亩的第三个跑马场（俗称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一带）。1865年，派克弄定名南京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南京东路），已初现热闹街景。
西方冒险家和中国富商均认为南京路是发财的好地段，纷纷在此租地造房开店；早期沿街多为瓦屋顶或瓦楞白铁顶两层砖木结构建筑，通常前做店堂后做仓库。后来，南京路日益兴盛，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出于商业目的，主动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请缨，斥资铺铁黎木路面。这样，南京路便成为当年远东最漂亮的马路之一。
在清末，葛元煦的《沪游杂记》这样记述南京路及其周边：“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绣货在盆汤弄，丝茶栈在二摆渡者居多，洋布呢羽在英大马路”，“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法大马路”；颐安主人的《沪江商业市景词》则云：“满街装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匹头；更有东西洋广货，奇珍异产宝光流。”
山东路与新闻出版业
肆
现在的山东中路，始筑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初名庙街；1865年，更名山东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山东中路），中段俗称麦家圈，北段曾叫望平街（今南京东路至福州路）。
麦家圈的墨海书馆（起初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1843年由传教士创办，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引进比较先进的印刷设备，印行了大量介绍西方宗教、政治、科学的书籍。后来，附近还曾设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以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等。
望平街曾被誉为“报馆街”。这一带先后有过数十家报馆，如《申报》《新闻报》《时报》《警钟日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时事新报》《中外晚报》《中华民报》《大共和日报》《天铎报》《太平洋报》等均曾驻足。当年，在这条不长的马路上，每天清晨报贩云集，成捆的报纸从各报馆搬出，有的用车拉，有的用肩扛，送往上海各处和江苏、浙江等地；逢报馆出“号外”，到此打听消息者站满街头，贩运报纸者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诚若《上海鳞爪竹枝词》所云：“集中消息望平街，报馆东西栉比排。”
可以说，山东路与近现代上海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关系颇为密切。
黄浦滩高楼林立
伍
外滩早先俗称黄浦滩。1846年春，英国驻沪领事馆在这里落户，接着美国、法国、荷兰、奥地利、西班牙、德国、丹麦、意大利等国也陆续在附近设领事馆。1848年9月，英国植物学家福钧在第二次抵沪时有这样的观感：“使我惊讶的是沿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建了许多英美洋行，我上次（按即1843年）离开中国时，的确有一两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棉田及坟地上，已建立起一座规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
上海租界当局在黄浦滩的第一个市政工程，是用鹅卵石、煤渣将临江纤道铺成一条马路。在英租界内的那段筑于1848年，初名扬子路，后来定名黄浦滩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中山东一路)；在法租界内的那段筑于1856年，初名黄浦滩马路、法外滩路，后来定名南黄浦滩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中山东二路）。
1856年，英国人韦尔斯组织的股份公司在苏州河河口附近建收“买路钱”的木桥即“韦尔斯桥”，因坐落于外摆渡渡口，市民习称外摆渡桥。187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其东面建免费通行的木质浮桥（基桩腐烂的旧桥被折价收购并拆除），因紧靠公共花园(Public Park)即今黄浦公园，定名“公园桥”（Garden Bridge），市民习称外白渡桥。上世纪初，由于电车引入上海，必须对位居要津的木质浮桥进行改建；1907年底，全钢结构的外白渡桥通车后，成为外滩的一道亮丽风景。
后记
这几条马路的“身世”表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动机不可能完全决定效果，开埠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近代化。然而，上海能迅速崛起，最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处在东亚大陆海岸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离大致相等；第二，在鸦片战争前已是江南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有近二十万人口，发展潜力巨大；第三，作为江海要冲和重要商埠，这里聚集着我国各地的人才，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有生力量。
朱少伟
